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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全强：出版有它恒定的价值，上帝也需要编辑

来源：爱乐趣网时间：2020年11月15日 20:01

原标题：杨全强：出版有它恒定的价值，上帝也需要编辑

原创杨全强中信大方

“大方live”是中信出版·大方的活动品牌，每月定期推出系列线上主题分享，收听来自文学艺术界的新声，激发不受时空限制的交流，建造无形却热烈的现场。

书籍自有其命运，而编辑要做的就是实现人与书的相遇，尽力为书找到它们的读者。

编辑应如何策划选题？又该怎样与作者沟通交流？如何理解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关系？身为编辑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

10月的大方live，我们请来了知名出版人、诗人杨全强，和我们一起聊聊编辑和作者们的故事。

杨全强

诗人、出版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曾策划出版数百种人文社科、文学艺术、文化生活类图书，包括《编年史：鲍勃·迪伦回忆录》《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等。策划系列有“精典文库”。1998年，进入江苏人民出版社旗下的《光与影》杂志。2000年，转去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部，从事图书编辑工作。2013年，出任北京上河卓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总编辑，同时担任河南大学出版社副总编。2017年，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编辑获得者。

每本书都有它自己的命运

在谈论自己的出版工作之前，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阅读《我信仰阅读》的感受。书中这句话特别打动我，说出了我的心声、我从事这一行一直坚持的想法。

“正如克瑙夫出版社应当出版某些其他出版社可能犹豫躲闪的书，我们也应该成为某些才华出众之人的避风港湾。”

戈特利布（布罗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离开《纽约客》又回到克瑙夫出版社也让我感慨万分，备受鼓励。此外，我还想向大家推荐彭伦策划的“出版人书系”中，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第二任领袖温塞德（西格弗里德•温塞德，Siegfried Unseld）的《作家和出版人》，这是我今年为数不多的特别愉快、特别有收获的阅读体验之一。《作家和出版人》与《我信仰阅读》不同，前者偏学术，但里面的学术不那么冰冷，书中有很多作家以及他们生活的各种各样的状况，令人特别感慨，唏嘘不已。书的最后一章讲到罗伯特·瓦尔泽（Robert Walser）和他的出版社的故事，从文学体验的角度来说读完之后特别过瘾。再次向大家推荐《作家和出版人》以及《我信仰阅读》。

出版人书系

在进行具体的编书和策划图书之前，我在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摄影杂志《光与影》做了三年的杂志编辑。田川的《东京记》《草莽艺人》算是杂志带来的两个选题。田川从日本留学回国之后，也就是2000年前后，给《光与影》投稿。他跑了山西、陕西、四川、东北等地，探访传统的民间艺人，观察2000年前后中国瞽书、皮影戏、二人转等行业的状况，看看民间艺人的生活、演出生涯大概是什么样的。这些民间艺人在县城、农村演出，我小时候在农村生活时也接触过这样的民间艺人，比如说，到集市上去听评书时。因此当我看到他写这样一群人的生活，去探访拍照，就觉得与自己息息相关。《草莽艺人》就这样先在《光与影》上刊发了一部分，最后结集成书。我的出版事业就是从田川这位作者开始的。

在做了二十年出版之后，我仍然觉得出版田川的《东京记》《草莽艺人》的经历特别珍贵。当然也有个人原因，因为我当时刚进江苏人民出版社，什么都不懂，就凭着直觉或是刚刚获得的一点粗浅的经验做出判断，这跟田川留学回国，想尝试用写作和摄影开始新的生活，有处境上的相似之处。因为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每个人的价值趣味点也不尽相同，因此每本书都有它自己的命运，这个命运就包括这本书遇到什么样的编辑，比如说彭伦和索马里给大家推出什么书，那就是那些书和那些书的作者在中国的命运。对于我负责的那些书和作者来说，那也是他们在中国的命运之一。

《草莽艺人》

有些书总要有人去做

做出版并不是一年、两年，零星几本书的概念，而是一个总体的规划。

我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度过了八年的从业时光，那也算是我的青春期。国内的出版社，尤其是各个省各个行业的出版社都有明确的计划经济的烙印，比如各个省都有人民社、文艺社、美术社。我工作的人民社的局限性就是不出文学范围的书。因为我对学术、社科都一直很感兴趣，所以在江苏人民出版社那八年对文学没有太多接触。

大概在2000年之后，很多出版社开始逐渐打破这种界限。我就在那时开始少量地接触文学，在江苏人民出版社时出了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弗朗索瓦兹·萨冈（Françoise Sagan）等作家的作品。但那时候只能是试探性的，因为江苏人民出版社毕竟不是专业性的文学出版社。由于社里之前不太发行文学作品，所以不论是选题还是营销发行的渠道都会有一些具体的阻碍和难度。

2006年我到南大出版社就开始稍微大胆地做一些文学作品。但是做文学，不管是传统的文学经典，还是近半个世纪的现当代文学，都需要你慢慢地去熟悉。

你要慢慢地适应出版这个行业。当你进入外国文学出版的领域，你就会知道越来越多的作家，眼界也会慢慢地开阔，慢慢地你也会有自己喜欢的作家。我偏爱国外的学术理论，尤其是欧洲的理论。欧洲的学者与美国的学者有很大的区别，很多美国学者的著作已经接近欧洲了。但美国学者有美国标准的学术生产方式，比如美国的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你会发现他们的作品都有一种产品感，角度很好，论证的学术方法和材料也都很充分，最后呈现出很好的学术专著。但当我们看到欧洲学者如福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德勒兹（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或意大利的阿甘本（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等人的理论时会发现，虽然都是学术，但是他们的写作与美国学者的写作其实有很大的差别。法国的理论虽然有欧洲传统的延续感，但是学者们像艺术家一样把写作当作艺术，当作家族式的烙印。如法国有路易威登、香奈儿，而美国有耐克和可口可乐，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让我很感兴趣。

我认为做出版与个人兴趣有关，比如彭伦做了短经典、出版人系列。每一家出版社都有不同的出版方向，大家可以看到其中的差别。出版与编辑有很大的关系。我在2010年之后根据自己的兴趣，把重心放在了海外汉学上，我对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学者如何研究传统中国与当代中国特别感兴趣。

我在江苏人民出版社时参与编辑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那是一套特别好的书，坚持了30年。当时出版社的状况并不好，还讨论要不要停掉“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现在想来没有停真是万幸。有些书总要有人去做，戈特利布上面那句话让我感到震撼。我的兴趣是中国研究、国外文学、西方学术，同时也包括中国原创，比如扬之水、孟晖的作品，这样的作者重新生产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生活，重新去理解，重新把古代的东西拉到当下，与当下的生活产生关系，这是我特别关注的一点。我大概就是这样策划选题的。

如果要我选一位文学偶像，

我会在安吉拉·卡特和卡夫卡之间犹豫

我大概谈几位合作过的作者吧。第一位是《政法笔记》的作者冯象老师。在我看来，冯象老师的文章是中文领域中的第一。文章好到一定的程度，会比一部专著更厉害，如德勒兹那篇《文学与生活》，其他人可能需要写一部专著，才能达到那篇文章的能量。我通常认为的好文章就是要有想法、有角度、有表达、有文笔、有深度。我当时在《读书》杂志上看到冯象老师《政法笔记》的连载，一见倾心，于是和他联系，大概一年之后便做出了《政法笔记》这本书。

第二位是孟晖。我与她有十几年的交情，先后做过不少她的书。当时我在《万象》上发现了她的《潘金莲的发型》。之后和她沟通与《潘金莲的发型》同类的文章的结集出版，这些文章写的是古代的发型、装饰、饮食等等有关古代的日常生活。后来江苏人民出版社便出版了《潘金莲的发型》。

《潘金莲的发型》

另外一位作者是目前在清华大学教书的汪民安教授。我与汪民安教授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以及河南大学出版社都有过合作，我们合作了大概6-8本书。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叫《论家用电器》。汪民安教授的硕士论文写的是罗兰·巴特，博士论文写的是福柯。汪老师关于罗兰·巴特和福柯的作品我都出版过，当然都是重版。与汪老师第一次合作的书本来叫《罗兰·巴特传》，而我自作聪明地改成了《谁是罗兰·巴特》，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汪老师的写作方式与我们通常在学术期刊上看到的不太一样，他深受法国随笔式写作方式影响，比如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罗兰·巴特等学者的写作方式，是一位作家型的学者，这也是我特别看重的，因为我不太喜欢正襟危坐、格式严谨的八股文式的学术文章。我与汪老师一直合作至今。

我最喜欢的外国作家是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我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和河南大学出版社一直在做她的作品。我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当时找了译安吉拉·卡特特别出名的台湾译者严韵，她译的安吉拉·卡特的《焚舟纪》《新夏娃的激情》《明智的孩子》在文体、修辞上都令我着迷。严韵是台湾的翻译工作者，同时也是一位女诗人，她做了八年的专职翻译。之后我还找了另一位很棒的译者。如果要我选一位文学偶像，我会在安吉拉·卡特和卡夫卡之间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