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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乾堂收藏品文物古玩鉴定.揭秘国宝大迁移故宫文物南迁历时15年

来源：爱乐趣网时间：2020年11月15日 14:31

原标题：万乾堂收藏品文物古玩鉴定.揭秘国宝大迁移故宫文物南迁历时15年

揭秘国宝大迁移故宫文物南迁历时15年

国宝大迁移途中，民众帮助推车(资料图片)

国宝大迁移路线图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国宝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为了保全以免罹难，国民政府决定将故宫博物院的珍品迁移。经过一年的整理、装箱，1933年2月6日，13427箱64包故宫文物离京，经过3个月的时间到达上海，1936年又运送到南京。然而“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的第一场大会战，南京已不安全，护送队伍不得已，又兵分三路将一部分文物运抵贵阳、安顺，一部分运送到四川乐山，另一部分经过郑州、宝鸡，抵达峨眉。

抗战结束后，三条线路的文物陆续于1947年运回南京，至此，故宫文物南迁历时15年。长期从事文物与博物馆研究的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司长段勇，在河北博物院做了国宝大迁移的专题讲座之后，将于9月22日专程来陕西历史博物馆举办“抗战时期的国宝大迁移”讲座，讲述这些珍贵的文物穿越南北，横跨东西，搬迁不断，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历经劫难，接受了一次不同寻常的生命洗礼的传奇往事。

兵分三路战火中转移文物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华北危在旦夕。因担心日军的烧杀掠夺，国民政府决定将故宫文物迁离北平，并派军队保护。故宫押运文物出京的负责人欧阳道达曾在《故宫文物避寇记》中如此描述当时紧迫的形势:“溯当日抢运文物出京工作，其仓皇急遽，如救焚拯溺，呼吸之际，间不容发。”

经过一年的整理、装箱，1933年2月6日，13427箱64包故宫文物离京，经过3个月的时间到达上海，1936年又运送到南京。不曾想，北平南迁古物在南京刚安顿了半年，1937年，日本就在北平发动了“七七”事变、随即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南迁古物又笼罩在日军的战火威胁之下，不得不从8月14日开始紧急踏上向西转移之路。由于形势危急，政府特别批准动用国防机制即可以征用一切人力、物力来抢运古物。即使这样，仍有2900箱古物尚未来得及运出，南京即被日军占领，随后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长期从事文物与博物馆研究的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司长段勇说，“古物大迁移”先后分三路，通过各种交通方式，最终汇聚到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四川。一为南路，1937年8月，第一批古物由南京沿江运到汉口，再用火车运往长沙的湖南大学图书馆;次年因日军由江苏西侵，古物又经桂林转移到贵阳，离开长沙后一个月，湖南大学图书馆即被日军飞机炸为平地;1939年因贵阳频遭日军轰炸，古物再被迁往安顺华严洞;1944年日军从广西逼近贵州，南路古物由15辆卡车于当年年底最终运抵四川巴县飞仙岩存放。

二为中路，1937年11月，第二批古物由南京沿江先运到汉口，后运到宜昌，再分批倒换小轮船，于1938年5月运到重庆向家坡;1939年因重庆屡遭日军狂轰滥炸，中路古物先被转移到宜宾，至9月最终运抵乐山安谷乡大佛寺及六姓宗祠存放。

三为北路，1937年12月，第三批古物用火车从南京经郑州运往宝鸡的山洞里，在郑州火车站险遭日机轰炸，次年因潼关面临日军威胁，又运往汉中的文庙和褒城的祠堂。不久日军轰炸汉中，古物先转移到成都大慈寺，1939年最终运抵峨眉县的大佛寺和武庙存放。

马彦祥的护宝记忆

“国难当头，保存在故宫的文物、档案、文献的安全岌岌可危。故宫博物院方面经过认真讨论协商，提出将国宝转移到南方安全地带。”段勇说，这一消息经报纸披露后，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响。支持者认为，国土沦丧犹可力图恢复，任何文物之损失，终将万劫不复，有必要把故宫重要文物转移到南方安全地带。反对者则认为，迁运文物犹如弃国土于不顾，势将造成民心浮动，社会不安。当时一些文化界名人如胡适、鲁迅等，也纷纷表示反对文物南迁。而有意思的是，正当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为文物南迁操劳时，他的次公子马彦祥却以笔名在天津《益事报》自己主编的“语林”副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反对故宫文物南迁。

反对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的马彦祥，时隔4年，却鬼使神差地甘冒战火之险，参与到押运故宫文物西迁的行列之中，并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地完成了这趟护送国宝的使命，在这次中国文物大迁移的历史上留下珍贵一笔，也成为马彦祥戏剧人生中的意外收获。

马彦祥曾在一份材料中对这段轶事曾有如下回忆:(1937年12月)南京已成了一座空城，街上不仅车辆没有，连行人都很少。我抱着万一的希望到了“故宫”办事处，这时“故宫”职员几乎已全部撤走，只剩下一个秘书黄念劬和几个小职员在那里忙着指挥撤运南京分院的古物。黄念劬一见到我，喜出望外，说:“今明两晚有最后两列火车要把几千箱古物运送到西安去，正无人押运。你来得正好，帮帮忙，今晚的一列车就请你负责押运，明天的由我押运。”我正愁没有交通工具，离不了南京，就一口答应接受了这个任务。由于“古物”的目标太大，怕遭敌机轰炸，沿途车站都未停留，一直到达了西安。那时已是傍晚，立即有几个穿军装的人上车来和我联系，为首的自称是“西北行营”的总务处长，他了解了古物的情况后，对我说:“上级指示:这批古物决定改送到宝鸡去存放。我们已经组织了大批民夫在那里开窑洞。”于是当夜火车又继续西行，到了当时陇海铁路的终点站宝鸡。花了四五天时间，几千箱古物全部安顿在了关帝庙、城隍庙和临时开凿的窑洞里。

过秦岭登蜀道落脚四川

此后，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赶到宝鸡，视察了存放国宝的地方以后，觉得条件都不理想。不久，潼关形势紧张，文物再次向汉中转移。“严冬来临，战事越发紧张。转移的命令又传下来，为确保文物安全，运输文物的汽车不得不冒着严寒，在冰雪泥泞中翻越险峻无比的秦岭山脉。运输队不敢怠慢，马不停蹄地向汉中进发。”南京博物院研究员陆建芳说，当时正值冬末，秦岭大雪封路，山高路滑。长长的车队挂着防滑链，车身摇摆颠簸着，慢慢盘旋、爬行在苍茫的秦岭之中。

陆建芳说，艰难的行驶中，车队后面有一辆车翻滚在山坡边。车上装有文物的几个大木箱散落在地上。从来没有干过重体力活的专家们，此时与搬运工人没有两样，与司机们一起，绳拉肩扛，使出全身气力，用了整整一天时间，终于把散落的石鼓装上车。

宝鸡与汉中相距885华里，其间没有火车，当地政府便调动了近300辆汽车运送文物。以一车装20箱计，往返300多次。他们共费时48天才把7000多箱文物运到汉中，暂存文庙。

然而在汉中立足未稳，当地的飞机场又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不得已，这批文物再次启程转运四川。“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由于车辆少，路基、桥梁不好，且管理不善，满载国宝的汽车队在蜿蜒崎岖的蜀道上艰难缓行。直到1939年3月，历时10个月，文物才全部运抵成都。然而，成都多雨多雾，气温低，湿度大，又无适合存放文物的处所，更因离成都不远的重庆常遭轰炸，处在成都闹市区的文物存放地极不安全。同年7月，文物从成都运到峨眉县，木箱寄放在大山深处、建筑坚固、宽敞又便于隐藏文物的大佛寺古庙里。

漂泊十五载聚首又分离

“在内忧外患的战乱年代，百万国宝大迁移，颠沛辗转于北平、河北、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河南、贵州、陕西、四川等省市，历经艰难险阻，而国宝损失轻微，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对于抗战时期的国宝大迁移，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司长段勇表示，在艰险复杂的背景下，南迁和西迁途中多次化险为夷，在长沙、重庆、郑州、汉中、峨眉等地均历经涉险，据统计各种事故中共损失文物百余件，损失率万分之一。参与南迁的当事人将这一奇迹归功于“古物有灵”“国家的福命”，其实是仰赖上上下下各阶层、各方面人员为之付出的努力和牺牲，共同铸就了这一历史传奇。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次年北平和南京的西迁古物全部集中到重庆，主要从水路东返，于1947年底全部运回南京。由于内战旋即爆发及国民党败退台湾，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北平南迁古物中2972箱共约60万件古物分三批被运往台湾，后来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馆藏主体。剩下的北平南迁古物中的近20万件书画、铜器、瓷器、图书、档案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1953年和1958年分三次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至今仍有20多万件南迁古物留在南京。河南博物馆的部分文物于1949年11月被运往台湾，成为1955年建馆的台北历史博物馆的藏品，留在大陆的文物后来分藏于河南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暂存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古籍于1965年11月被运到台湾。

段勇说，抗战胜利后，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大迁徙的国宝分藏于海峡两岸多家博物馆的格局，分散多处是一种遗憾，但另一方面也起到了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特殊纽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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