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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雷德·戴蒙德：只有我们美国人具备摧毁自己的能力

来源：爱乐趣网时间：2020年11月13日 09:39

原标题：贾雷德·戴蒙德：只有我们美国人具备摧毁自己的能力

【文/贾雷德·戴蒙德】

尽管我们已经将分析对象从美国政治家的极化立场扩展至美国全体选民的极化立场，在探讨美国今日的政治极化问题上，我们的思考范围还是过于狭隘。因为这种逻辑仅将极化现象局限在政治层面。事实上，极化现象涉及的范围不仅于此：在政治层面以外，美国的其他方面也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极化、偏狭和暴力趋势。

40岁以上的美国读者不妨思考一下你亲身经历的变化，比如美国人的电梯礼仪问题（如今人们在等电梯时越来越不愿意遵守先下后上原则），交通礼让行为不断减少（驾驶者之间互不相让），登山步道和街道上的善意不断减少（相比40岁以上的美国人，40岁以下的美国人更不愿与陌生人打招呼）。除了这些以外，在不同圈子中，各式各样的“语言”暴力越来越多，尤其是在电子通信平台上。

我从1955年开始进入美国学术界，在这个领域也经历了类似的趋势变化。比起60年前，今日美国学术界中的辩论变得更加充满恶意。

早在我刚刚开启学术生涯之时，我就经常会与一些学者意见相左，现在依然如此。然而，曾经的我会把那些在科研问题上与我持不同意见的科学家看作朋友，而不是敌人。比方说，我记得有一次参加完一场生理学会议之后，我在英国度假，和一位友善、温和的美国生理学家一起游览了西多会修道院遗址，尽管我和他在那场学术会议上就有关上皮细胞的液体传输机制持截然不同的看法。

这样的关系在今天已经不太可能了。相反，我如今不断受到来自和我意见相左的科学家的起诉或威胁，而且他们还会对我使用语言暴力。邀请我去讲课的主办方曾经不得不雇用保安人员，以免我受到那些极端反对者的攻击。在针对我的一本书所发表的书评中，一名学者以“闭嘴吧！”这样的字句作为结语。

美国的学术界和我们的政治家、我们的选民、我们的电梯乘客、我们的汽车驾驶人、我们的行人一样，都反映出了美国人的整体生活状况。

以上这些代表了同一个现象的不同方面，这个现象就是被广泛讨论的“社会资本”的衰落。

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一书中给“社会资本”下了定义：

“社会资本指的是个体之间的关联—社会关系网络、互惠性规范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资本和被有些人称作‘公民美德’的概念密切相关。”

社会资本是指人们通过积极参与并成为各种群体的成员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友谊、群体从属感、施助和受助的期待感，这些群体可以是读书会、保龄球俱乐部、桥牌社、教会组织、社区组织和家长教师协会，也可以是政治组织、职业协会、扶轮社、镇民大会、工会、退役军人协会等。

参与这样的群体活动可以培养人们之间普遍的互惠特性，即为他人服务，和他人共事，信任他人，并相信他人以及团体中的其他成员也会为自己提供帮助。可是，美国人越来越少参与这种面对面的群体活动，却越来越热衷于加入各种线上的群体，这种线上群体的成员之间从来不会碰面，看不见也听不见对方。

对于帕特南和其他许多人提出的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问题，其中一个解释是，以牺牲直接沟通为代价而崛起的非面对面交流。电话于1890年出现，但直到1957年前后才在美国市场得到普及。收音机从1923年出现，到1937年达到市场饱和。电视机则是于1948年出现，到1955年就被普及。而最大的变革发生在近期，即互联网、移动电话和电子短信的兴起。

我们使用收音机和电视机进行娱乐和获得信息，后来使用电话和更现代的电子媒介来达到相同的目的，只是多了一项通信的作用。可是，在书写被发明之前，所有的人类信息传达和通信都是面对面实现的，通过人与人之间交谈或者一起观看（或聆听）表演者（演讲者、音乐家和演员）来完成。

尽管1900年以后出现的电影院没有提供面对面式的娱乐方式，但它至少让人们走出自己的房子，融入社会群体，而且相约看电影的通常是朋友，这正是人们一同欣赏现场演讲、音乐会、表演的延伸形式。

然而，现在我们的许多娱乐载体—智能手机、iPods（苹果公司的数字多媒体播放器），还有电子游戏，使人们更倾向于独处而非社交。这些往往是为个人定制的娱乐方式，就像上文提到的为个人定制的政治信息。

电视仍然是美国最大众化的娱乐方式，它使美国人足不出户，甚至和自己的家庭成员之间也渐渐沦为名义上的关系。美国人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比与人交流的时间要多3~4倍，其中至少有1/3的时间是自己一个人在看电视（通常看的是网络电视而不是坐在真正的电视机前面）。

这样做的后果是，比起不爱看电视的人，沉迷电视节目的人对他人的信任度更低，也较少加入自发式组织。在把这些行为归咎于看电视之前，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究竟哪一个是原因，哪一个是结果，或者这两组现象之间会不会只是存在关联，但没有实际的因果关系？在加拿大实施的一组计划之外的自然实验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加拿大的一座山谷中，坐落着三个相似的小镇，唯一的不同点是，其中一个小镇恰好接收不到电视信号。在这个小镇终于接收到电视信号后，其俱乐部和其他集会的居民参与度纷纷下降，直到最终和其余两个一开始就能收到电视信号的小镇水平相当。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是看电视导致了人们群体活动参与度的下降，并不是人们因为不愿参加群体活动才选择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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