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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华语最强“黑马”,只花了不到一百万

来源:爱乐趣网 时间:2021年07月26日 02:25

  7月25日,第15届FIRST青年电影展在西宁正式拉开了帷幕,一年一度的影迷盛宴再次开席。

  选择《野蛮人入侵》作为开幕片是今年FIRST的一大亮点,影片无论从制作成本还是整体气质上都非常贴合FIRST的选片风格。《野蛮人入侵》的拍摄成本不到一百万,以极低的成本,靠剧本逻辑架构做出了令人惊艳的电影效果。

  导演陈翠梅曾经凭借《爱情征服一切》拿下釜山电影节新浪潮大奖,成为当时影坛最为炽手可热的新导演之一。《野蛮人入侵》在6月份的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也曾获得评委会大奖,成为上海电影节的一匹“黑马”。如今影片来到FIRST青年电影展,陈翠梅导演丰富的表达和对影像的掌控能力再次令青年创作者们惊叹不已。

  100万以内预算完成一部电影长片的拍摄,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陈翠梅导演是一个敢于尝试的人,她说“如果两条路摆在面前让我选择,我一定会选择未知的那条”,所以她接下这个挑战,这也是她的性格使然。而这部电影的入选,也体现了FIRST青年电影展的气质——前卫、挑战。

  陈翠梅导演说自己喜欢洪常秀和法斯宾德,与记者产生了极大的共鸣。陈翠梅导演的表达,在我看来都有感同身受的感觉。

  “不可知”的“真实”与“虚构”

  Q:我们刚刚看过《野蛮人入侵》,我一直在想我们到底能不能够把它界定为一部女性电影。后来我思考很久,我觉得不能这样作简单的界定,因为你这部电影表现是人生活的一种状态,充满了惊喜,充满了随机性。

  A:从我开始做导演以来,一直被标签为女性导演或者是女权主义,开始的时候我是抗拒的。因为我一点也不女权,我甚至觉得在拍电影这件事上,女性导演占尽了优势。从我之前的经历来看,女性导演去投电影节或者参加其他的电影活动,入选的机会要更大一些。有时候我甚至会怀疑,是不是因为我是女性导演,所以他们才会给我颁奖?我觉得其中有不公平的地方。但是当我作为母亲的时候,还是必须要怀孕、带小孩,因为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的印象是固定的。我们会认为将整个家庭的所有职责都放在母亲身上,确实会很不公平,但是在拍电影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看到对女性的不公。

  所以我不太想要去讨论这个东西,因为我拍摄电影的出发点从来不是“女权电影”。我拍摄的就是我的经历、我的感受,我的电影是以导演作为视角切入的,导演这个角色中有我自己的一部分,还有一些是我的同事,他们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没有明显的性别区别。

  Q:其实我觉得也可以把他换个性别,没有太大区别。

  A: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就跟男生一起玩,我有一个弟弟和一个表弟,我从小就是他们的“孩子王”。我们家是六个姐妹,一个男孩子,我也有姐姐妹妹,但是区别在于只有弟弟是我的玩伴。可能受到这样的影响,到现在为止,我的好朋友中还是男生比较多。但我本身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性别概念的。

  Q:你形成这样的性别观念,是不是受到一些马来西亚本土文化的影响?在马来西亚,人们看待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别大吗?

  A:我的成长经历比较特殊,和大家都不一样。在大陆,80年代之前,男女的区别并不是很大,主流媒体都在强调“女性能顶半边天”,很多女性导演都比较中性化。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陆女性,与80年代前相比高度女性化更为明显。

  但是在马来西亚没有这样的变化,其实马来西亚的社会对于女权的敏感度很低,很多人不了解女权运动。中国的意识形态灌输能力很强,常常在强大的意识形态主导下,有意识的去做一些改变。但是马来西亚特别的“野生”,除了伊斯兰教教徒之外,其他的人,特别是华人都很随意。

  Q:马来西亚的文化氛围是什么样的?

  A:马来西亚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根基国家,我们的种族很多元化,但是每个种族的根基都不够深。以前没有和中国大陆建交的时候,很多马来西亚华人都会到台湾去留学,我们的老师很多是从台湾留学回来的,所以我们接触到台湾文学,台湾电影比较多,当然我们中国文学也能接触到。

  Q:华人文化在马来地区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

  A:伊斯兰教会从回教国家那边吸取养分,而印度人会从印度吸取文化。一部分华人文化圈一直以来坚持中文教育,但是也造成了我们和马来文化之间的隔阂。因为这个国家是马来人的国家,华人一直抗拒加入这个圈子,所以是我们自己把自己边缘化了。

  现在因为大陆的打开了国门,所以我们可以去到大陆或者台湾,甚至可以把电影拿到大陆去放映,所以现在的关系越来越微妙。但最开始,的确是华人自己选择了将自己边缘化,因为我们不太愿意接受马来文化。

  Q:你的电影中经常会涉及一些对马来西亚社会性的议题,包括拐卖儿童、妇女卖淫。

  A:我对社会议题没有兴趣,《爱情征服一切》里面我要讲的是,一个人为了爱情可以做到哪种程度,我觉得这件事对于我来讲是具有探讨价值的。

  Q:你的电影里面给我一种“不可知”的浪漫,《爱情征服一切》里面你说“我们开车一直走,随便找个地方停下来,就在那里结婚生小孩”,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浪漫,非常随机的浪漫。

  A:昨天我和张子夫讨论新剧本,他在《野蛮人入侵》中饰演导演。他原本是一个高材生,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读到了硕士,在读博士时他和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做学术,二是搞乐队。他和乐队里的同学在酒吧里面讨论,最后张子夫决定搞音乐,他的同学最后决定做学术。这个朋友现在已经是一个院士,很后悔当初的选择。我想,人会在各种各样的生命节点作出各种选择,这种选择优劣当时并不能够准确的判断。我和他说,就像是他很爱讲述的黑泽明影片《用心棒》的开头,三船敏郎走到一个歧路,不知道要走那一条,他朝空抛一木棍,木棍指向哪条就走哪条。我们都喜欢不可知。

  Q:在《爱情征服一切》和《野蛮人入侵》中都有很多的公路元素,也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吗?

  A:这个是我个人的性格,我年轻的时候经常会没有目的的旅行,我不知道我下一个地方要去哪里,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没有计划。所以我电话簿里面有全国各地的朋友,走到哪里都有熟人。走在不同城市的街头,突然间就会碰见朋友,在上海,在巴黎,都发生过。我年轻的时候也会做一些现在想起来很危险的事,别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就那样做了。当时觉得自己可以应付,但是现在回想当初其实自己并不一定能够应付糟糕的局面。两条路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一定会选择不可知的那一个。所以,现在很多人让我给青年导演提建议,我的建议是让他们多尝试,多试错,不要循规蹈矩。

  这和我的个人经历有关。我出生在一个海边,房子距离大海只有十米的距离。我的成长经历和其他人特别不一样,我所在的村落里只有我一家华人,所以我们和周围的马来人关系非常好。在我的童年里,我是非常自由的。

  我爸爸他教我们骑自行车,他会直接把我们带到一个斜坡,让我们自己去学习掌握平衡,让我们跌倒再爬起来。他教我们游泳,他会直接把我们丢进海里,所以在他的教育下我们都非常的胆大,这可能也是形成我现在的性格的原因。对于我来讲,只有做错了才能学会,这是我学习的方式。

  Q:在《野蛮人入侵》中有很强烈的这种梦境的暗示,很多人在讨论到底是从哪里进入虚幻的梦境的。上次你来杭州也来探讨过“虚实”的问题,你是如何看待电影中虚实转换的?

  A:其实一开场就已经进入戏里了。

  我写剧本的时候也在想,这部电影应该从哪里进入到虚幻的部分,所以剧本的时候不是这么设计。但是在拍摄的时候,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其实原本在结尾的时候,还应该有一声“咔”,但是最后我没有放进去。我放弃了逻辑,我没有办法把它逻辑化,因为本来就是假的,你无法在其中去嵌套一个“真”的东西。

  Q:所以从头到底都是电影,它本来就不是真实的。

  A:从来就不是,我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是要重塑自我。其实蛮像《红楼梦》的,我剧本里结尾最后一个画面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整个电影都是一场梦,在最后的结尾,大家该清醒了,有一种“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感觉。

  我中学的时候是很迷《红楼梦》的,我还买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去看他的批注,我后来的创作受《红楼梦》的影响很大。

  Q:一些东西潜移默化的东西在里面。

  A: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Q:《野蛮人入侵》中最后出现了佛教,你信仰宗教吗?

  A:其实我是反宗教的,只是对佛教感兴趣。我拍的影片里会有一些宗教元素,但是我认为佛陀或者耶稣这些人原本其实是反宗教的,只是后来被宗教当做偶像去崇拜,其实他们本身并不是宗教的象征。

  “我喜欢洪常秀和法斯宾德”

  Q:你有看过滨口龙介最新作品《偶然与想象》么?这就是一部探讨未知的电影。

  A:没有,很多人和我推荐过他,我知道可能会是我非常喜欢的那种电影,但是还没来得及看。

  Q:你的电影里还可以看到一些侯麦的痕迹,就像是《夏天的故事》里面那种随遇而安的浪漫爱情,很美。

  A:我是2004年开始拍电影的,那部短片叫《丹绒马林有棵树》,讲的是一个30岁的男人和一个17岁少女的爱情故事。我认为对我影响最大的洪常秀,我那个时候真的非常想要模仿他。是2005年鹿特丹电影节,那年有特别大的东南亚专题,我们马来西亚一大班导演都去了,是李添兴导演(《野蛮人入侵》罗师傅)带我们去看洪尚秀的。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洪常秀的这部电影,然后我就想要拍摄一部洪常秀这种类型的短片。

  Q:我第一次看洪常秀是《独自在夜晚的海边》,之前仅仅是听说过,但是没有看过他的电影。我觉得他的电影里有一种男性的自卑和深度的自省,我在他的电影里可以找到我自己的影子,感同身受,很有魅力。他非常的矛盾,但是你觉得它所面对的矛盾放在这个人身上是自然的。后来我又看了他的《这时对,那时错》《之后》《草叶集》这些电影,我就被他迷住了。另外,我很佩服他一年拍三部片的速度。

  A:我觉得这种偶然性这种浪漫其实特别的有意思。很多人都认为我像阿彼察邦《恋爱症候群》,但我自己认为还是更接近洪常秀。我特别喜欢的一部洪常秀电影叫做《生活的发现》,那部片子中有很多偶然的,随机的不受控制的变化,我认为是十分有趣的。

  洪常秀早期的电影和后期的电影差别很大,他早期的电影非常的灰暗、非常扭曲。后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好像心境平和了。《夏夏夏》里他还和黑暗告别。我那时候很像看到一个老朋友找到爱情,幸福得像个头脑简单的小伙子,还为他高兴起来。

  但是电影来说,我还是喜欢他早期的,还没开始用zoom in镜头,不快乐的时候拍的那些。

  Q:你拍的电影也都挺快乐的。

  A:我自己本身是我是挺需要自由的,所以我我是本来就是比较快乐的一个人。但我是一个快乐的人,并不代表我喜欢快乐的作品。你看我喜欢的洪常秀和法斯宾德都挺扭曲的。

  Q:我也很喜欢法斯宾德,我最喜欢《狐及其友》,还有《玛丽布劳恩的婚姻生活》《一年十三个月》《恐惧吞噬灵魂》。我觉得他有一种深度的自省,他拍《一年十三个月》的动因是他和他男朋友分手,然后他男朋友在他的小公寓里面自杀了,法斯宾德用一部电影来表达对他男友的愧疚。

  A:他们都给我们看到了一些其他导演没有让我们看过的东西,那种私人的、脆弱的部分。洪常秀的自省是那种有点过分的,而法斯宾德是带有悲剧性的。那种自我审视,其实是非常难的,很少有人能够把自己看得那么清楚,这是我所羡慕的特质。

  Q:其实你的《野蛮人入侵》其实有一些这样的尝试,你加入了很多你个人的经历,里面看起来有一些女性的自我剖析和自我审视的部分。

  A:我还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

  Q: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让你创作了这样一个角色?

  A:怀孕之后一直没办法继续创作,我观察小孩的成长过程,你会发现成长过程中的一些内容会和你的生活经历连接在一起。

  Q:你之前曾经问过布鲁诺·杜蒙“什么是电影”,你现在搞明白这个问题了吗?

  A:没有,我只是觉得他的回答很有意思,“这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和你问,生活是什么是一样的”。我自己慢慢的理解,就是《野蛮人入侵》里面的“一切都是电影”。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用拍电影这种方式来思考自己的生活,所以到现在是“一切都是电影”,用创造电影的方式来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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