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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西庄的刊刻文化

来源：爱乐趣网时间：2021年04月26日 07:13

原标题：水西庄的刊刻文化

天津的版刻图书(包括拓印本、钤印本), 从清代到民国,以私家所刻为主流。据初步统计,在此期间,凡刻书一种以上者约180家,其中清代城区刻书者约120余家,五县刻书者约20余家；民国时期市区刻书者约30家,五县只2家。以上统计,包括长期寓居天津者和刻版于外地而藏版于天津者在内。天津私家刻书的总数约470余种。其中，清代约270余种；民国时期约200余种。且占总数约72%以上的书，都是在天津开埠后刊刻的。这与天津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相吻合。

天津私家刻书,多数只署撰著者和校者姓名与刊刻年代；只部分书标明“某堂(斋、室、园、轩、屋、阁、庐、楼、馆、堪)刊”字样。如张霖的遂闲堂,查为仁的澹宜书屋、沽上校书房，查彬的查氏有怀堂。

水西庄的私家刻书,带有家世性和承续性。查为仁曾刊刻自撰《蔗塘未定稿》八卷、《押帘词》一卷、《蔗塘外集》八卷(乾隆八年〈1743〉写刻本)，《昨非斋草》一卷(乾隆四十三年〈1778〉精刻本)，汪沆撰《津门杂事诗》一卷(乾隆四年〈1739〉写刻本)。

查为仁其弟查礼，先后刊刻了《查氏一门烈女编》(查礼编,乾隆三十四年〈1769〉刻于川北)，《沽上题襟集》八卷(乾隆六年〈1741〉写刻本)，《左传臆说》四卷(查日乾撰,乾隆二十二年〈1757〉刻于广西太平府)，《芯题上方二山纪游集》(查礼撰,乾隆十二年〈1747〉精刻本)，《卜砚山房诗后集》(周焯撰,乾隆十三年〈1748〉写刻本)，《咸熙录》(查礼撰,乾隆四十二年〈1777〉刊本)等。

查为仁之子善长、善和,于其父去世后的第二年,即乾隆十五年(1750)，刊刻了《绝妙好词笺》七卷(查为仁、厉鹗同笺)。

水西庄图书刊刻中，尤以查礼编《查氏一门烈女编》的刊刻情况，更具典型意义。该书初由查礼刊刻；査礼之子查淳，于嘉庆二年(1797)再刻于京口；查礼之孙、查淳之子查林，于道光十一年(1831)三刻于云南志局；查氏第六世孙查恩绶，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江西广信府，第四次以木活字摆印。此书从最初的乾隆三十四年(1769)刻本问世起,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130年当中,查氏4次刻印,可见私家刻书的家世性和承续性。

水西庄私家刻书，于乾隆年间，在全市的数量是最多的，在质上，也是数一数二的。水西庄的私家刻书,特别是某些精刊本和写刻本,称得上是善本书,无论是校勘、用纸、墨色、行款、字体、天头地脚、装帧等方面,都相当考究,有的刻本直可作为工艺品看待。如查礼撰《芯题上方二山纪游集》(乾隆十二年〈1747〉精刻本)，查为仁撰《昨非斋草》(乾隆四十三年〈1778〉精刻本)。

而精致的写刻本，亦不乏其例。如汪沆撰《津门杂事诗》(乾隆四年写刻本)等。据黄裳《清代版刻一隅》考订：该书为客寓水西庄的陈皋，写样上版,并称其和《蔗塘未定稿》同为“楷法精熟,姿媚横生,刻工亦能传其笔墨,名作也”；同为陈皋写样上版的《蔗塘未定稿》八卷、《押帘词》一卷、《蔗塘外集》八卷，亦为名刻。查礼辑刻的《沽上题襟集》八卷、《卜砚山房诗后集》,楷书精湛,与《蔗塘未定稿》《沽上题襟集》工致相等,封面亦为朱导江书。查为仁之子善长、善和刊刻的《绝妙好词笺》七卷,也是写刻本。以上查氏一门所刊的写刻本,其版刻技艺都是相当精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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