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牡丹亭》的“情”“理”冲突?
原标题:你知道《牡丹亭》的“情”“理”冲突?
汤显祖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戏曲作家。其一,就戏曲文学上的成就,汤显祖的戏曲创作至今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创作的“临川四梦”——《紫钗记》、《牡丹亭》、《南柯梦》、《邯郸记》一直流传至今,在各地的戏曲舞台上不断被搬演。其二,汤显祖在晚明思想上的发展也是极其关键的人物,晚明在历史上的地位体现在这一时期“真”与“情”的发现,也即“人”的发现,这一发现被许多文学家写入作品之中,成为“以情抗理”的有力武器,汤显祖无疑是这一思想在戏曲中的代表。
其三,汤显祖作品中所体现的佛学禅宗思想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禅宗思想的渗透体现了汤显祖的情志论对儒家思想的扬弃。考察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不仅仅在于其所表现的杜丽娘之“死而复生”的书写,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晚明这一历史转折时期,汤显祖的戏剧显示了这一时代“人”的发现,从而,文学与神话原型之间构成这样的循环:在任何一个社会动荡的时期,人们都对未来社会充满了幻想,以期构建一个理想之蓝图。
所以,晚明是一个经历着“死而复生”的特殊时期,向“情”的呼唤,是对现有的理性束缚的宣战,是对自由平等的新生的强烈渴望,晚明的这一思想变化不仅影响着当时文学与思想的变化,更对后世文学和思想极具影响,这是将这一时期的文学与思想纳入“死而复生”神话研究范围的基本依据。

《牡丹亭》的“情”“理”冲突
《牡丹亭》讲诉都是一个因梦生情、因情而死、因情而生的青年男女爱情故事,但它又不仅仅是一个爱情传奇,在这样的传奇经历中,透露出一个时代对于“情”的追求和“自我”的肯定,这些构成了晚明时期思想的主线。把杜丽娘的转世复活与一个时代的转变结合起来,可以看出在每一个历史转折期的思想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对于自我的肯定以及对未来浪漫世界的憧憬和幻想。在这一点上,神话与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循环”关系便显现了。
《牡丹亭·题词》很好的概括了汤显祖对于“情”的理解:
天下女子有情,宁如杜丽娘乎!……情不知所往,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
汤显祖所反复强调的“情”, 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所指的具体内容是不一样的。《青莲阁记》“世有有‘情’之天下”之“情”指才情;《调象庵集序》“有所不能忘者,盖其‘情’也”之“情”指人情;《耳伯麻姑游诗序》 “‘情’生诗歌”之“情”指情志;《临川县古永安寺复寺田记》云“缘境于‘情’”之“情”指情趣,此外还有“情思”、“激情”、 “交情”“道情”、“温情”等说法。汤显祖还说:“戏”所表现的“极凶极恶”矛盾,必定由“情”而非由“性”带来。因此汤显祖把“情”看作是构成戏剧动作的原动力,也就突出了“情”在戏曲表现中的地位。
如果从汤显祖“情志论”的整个思想体系看,“情是思想(即主观精神)”或许更符合作者的本意,从戏曲的角度来看,“情”实指意欲、愿望、志向。这一点便与王阳明的“意之动”的思想产生了衔接。进而探讨“情”与“理”的问题,则是《牡丹亭记·题词》的一段名言以兹佐证:
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也!
按照一般观点,汤显祖是把“反封建的情”作为“封建的理”的对立物而提出来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指出:“这种从爱情的角度上表现的‘情’与‘理’的冲突,与明中叶的进步思想家反对程朱理学以摆脱礼教的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脉相通、遥相呼应的。”

因此,从整个明中期之后的思想潮来看。汤显祖的“主情论”的思想是深受阳明心学和李贽的“童心说” 的影响的,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了晚明思想史的生动篇章。王阳明说:“夫学贵地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求之于心而是也,虽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所体现的个人与时代气质正如沈善洪和王锋贤在《王阳明全集》的序言中所说:“我国明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朝廷内部实行残酷的特务制度,各种特务机构都由宦官掌握。在同这种恶势力的斗争中,王阳明表现了刚正不阿的精神。”“正因为王阳明的思想受到当时新经济因素某些影响,加上他在亲身的经历中,深深感到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不能挽救明王朝的危机,才倡导他那种比较强调人的主体意识能动的心学来取代它。”因此王阳明的“心学”体系对中晚明时期的思想转变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这种心学思潮,在冲破传统观念是束缚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王阳明一切以“吾心”出发,以“吾心”判断是非标准的思想,冲击了长期被朱熹思想所控制的局面,起到了活跃学术空气,解放人们思想的作用。”
人的思想解放显示了自我的张扬与解放。李贽的“童心说”有促成了文学之 “真”与“情”的书写。李贽是嘉靖、万历年间进步思潮的杰出代表,由于受“左派王学”和佛学的影响,李贽蔑视儒家传统偏见,猛烈抨击假道学。李贽思想的核心就是“童心说”,童心者,“真心也”,“心之初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也就是赤子之心和真情至性。李贽认为只有具有童心的文学才是真文学,否则都是假文学。“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
李贽不以时代先后为标准而从“童心”的标准出发评价文学,因此与当时的复古主义者鼓吹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思想显得格格不入,在其看来这也就是说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代表,一时代有每一时代文学之特色,因此,基于这种发展的、变化的文学观,他极力批判所谓“正统”文人对通俗文学的轻视,竭力提高小说、戏曲的地位,把小说、传奇、院本、杂剧都称为“古今至文”:
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李贽为提高戏曲的社会地位和推广戏曲剧本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有力地推动了晚明时期戏曲的蓬勃发展。如其评《红拂》则说:“孰谓传奇不可以兴、不可以观、不可以群、不可以怨乎?饮食宴乐之间,起义动慨多矣”,评《拜月》则说:“自当与天地相终始,即离不得此传奇。”把戏曲活动视作是人类是不朽的事业,必不可少的精神活动,这是李贽思想与阳明心学的融通之处。

可见,晚明时期的阳明心学已经对程朱理学发起了挑战,他们肯定自我,肯定“真情”,表现了刚正不阿、敢于向权威挑战的可贵品质。如果说王阳明和李贽是从思想上和文学理论上为当时的思想解放冲破了一个口子,那么汤显祖是从戏曲实践的方式引导了这一潮思想潮流。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其“临川四梦”之中,尤在《牡丹亭》有所体现,《牡丹亭》就是借助杜丽娘和柳梦梅的死而复生的爱情来表达封建社会对男女自由爱情的束缚以及青年男女渴望追寻自我,抒发真性情的向往。
杜丽娘的情是由花园的春色引起的。也正是这一发现,杜丽娘打开了花园内外世界的大门。在游园之前,杜丽娘只见过两个男人,一个是她的父亲、一个是先生陈最良。然而,当花园的大门被打开之后打开之后,杜丽娘突然发现了“情”的存在,正是由于对自己“青春”和“美”的发现,使她产生了对爱情的强烈呼唤。所以,花园内外其实就构成了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分别是“情”与“非情”,这两个世界中间的大门就是“理”。当理的大门推开之后,情感的发现为当时的人们打开了新的天地,他们开始寻求自我、肯定真情。同时,这两个世界同样体现的是男权世界和女性世界的对立。杜丽娘的父亲是典型的封建家长制的代表,杜宝认为“女儿点点年纪,知道个什么?”(《牡丹亭》第十六出《诘病》)
他对女儿的束缚是维护着儒家的传统道德之中,也实际上活在一个梦想的世界之中,在他的价值判断里,实际上已经没有自我的认知判断,而是一套社会伦理的价值体系。而陈最良是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的代表,他钻研四书五经,做着学而优则仕的迷梦,然而理想没有实现,整天都是唏嘘喟叹,陈最良之腐最终打破了“学而优则仕”的迷梦。他教给杜丽娘的那些伦理纲常的思想的瓦解在情的触发之下显得不堪一击。杜丽娘的反抗显示了女性对于追求自由爱情、追求个人自由的愿望,以及向男权世界的挑战。

然而,这样的挑战在当时的世界和主流思想的控制之下谈何容易,为此,汤显祖《牡丹亭》在牡丹亭的结尾不得已地附上一个奉旨成婚的大团圆结局,收笔之仓促令人愕然。因此,杜丽娘以死抗争的行为显示着这个时代情与理的斗争的激烈,但不管怎样,都显出了重要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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