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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感与罪感

来源：爱乐趣网时间：2021年04月20日 07:15

原标题：耻感与罪感

在《菊与刀》一书中，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提到了“耻感与罪感”（是不是由她首先提出的，不敢确定）。这本书是上世纪40年代她为美国海军撰写的一部分析日本文化的专著，她认为，欧美文化属于“罪感文化”，而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

所谓“罪感文化”，本尼迪克特是这样解释的：“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其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可以定义为‘罪感文化’。”这句话的意思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的欧美社会，对于道德存在着绝对标准，其绝对性表现为不受时间与地域及是否被人发现等条件的影响。因为在他们眼中，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每个人的行为都在上帝的监视之下。要使行为符合这个绝对标准，只能靠人们自己的良心，靠人们自己的内省。犯了罪错，只要向上帝忏悔，就可以得到赦免，从而获得解脱。在这种“罪感文化”的长期影响下，一些人即使做了某些笨事（比如穿着不合时宜或口误），尽管这并不是罪恶，也会极度懊恼，令其有负罪感。

那么，什么是“耻感文化”呢？本尼迪克特在书中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只是说“真正的‘耻感文化’借助于外部强制力来行善”。根据她对“耻感文化”零零碎碎的介绍，我以为可以这样理解，与“罪感文化”中的自我约束不同，“耻感文化”是靠社会、他人对你言行的批评或表扬来实现的。比如一个人做了一件错事，但没人知道，在日本，这个人不会因此感到羞耻。在这种“耻感文化”的环境中，有了罪错的人，只要能掩盖住罪错不为人知，就可以摆脱耻感对良心的折磨。因此相对于“罪感文化”里的绝对的道德标准，“耻感文化”的道德标准是相对的——最主要是恶行是否为人知晓。

在“耻感文化”的环境中，偷东西被当场抓住，犯案者在众人的眼光前会羞愧难当，恨不得地上有条缝可以躲进去；但他们做的坏事没被人发现，一般不会有负罪感，往往还心安理得，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

在“罪感文化”中，人一旦觉察到自己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便会有一种深重的罪恶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恶行不被人发现，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折磨，尽管这种罪恶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菊与刀》）。也就是说，“罪感文化”中的那个向善的力量是以自发和主动为主的，那迈向善良世界的脚步，无须他人的催促便在灵魂的深处不停地向前迈进着。对此，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不朽名著《罪与罚》中，给我们细致地描述了这个过程。小说主角拉斯科利尼科夫开始认为，杀死年迈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伊万诺芙娜，把她的钱用于一个有志于改造社会的青年的学习，更有利于社会的进步。然而，等他真的用斧头杀死了那个以剥削他人为生的老太婆后，尽管他的恶行并没有被人发现，甚至警察已经捉住了两个嫌疑犯，可他却仍然深深地为这种罪恶而备受煎熬。拉斯科利尼科夫自从走出那个血淋淋的现场，心灵便一刻也没有得到安宁，罪恶感始终弥漫在他灵魂的每一个角落。他想尽一切方法，比如他倾其所有来救助他人、用不同的方式来折磨自己，可无论如何他都感到无法赎清那个罪恶。最后，他只好去自首，主动在肉体上接受流放的惩罚，同时在精神上救赎自己。

相比之下，“耻感文化”的作用方式便有些不同。本尼迪克特认为，“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当他被当众嘲笑或遭到拒绝，或者他自己感到被嘲弄了。无论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量。但这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当事人感觉到有外人在场”。也就是说，“耻感文化”中向善的力量主要是依靠外部的推动。因此，在这种文化语境中，时刻需要有外部的舆论压力，促使人们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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