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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琳｜与奥兹先生喝咖啡，进入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

来源：爱乐趣网时间：2021年04月19日 19:17

原标题：柏琳｜与奥兹先生喝咖啡，进入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

与奥兹先生喝咖啡

进入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

让“扮演”作家的彼得·汉德克卸下伪装

寻找托卡尔丘克“小我”里的精神神话

生活在当下的青年，如何阅读世界？在这个每年引进外国作品上千的国家，似乎不应该成为问题。但令人沮丧的是，中国青年与世界的距离，从未像现在这般，那么近又那么远。

全球化看似及时即刻地“分享”，带来的却是我们对世界的同质化与陌生化的理解。疫情之后，我们茫然四顾，发现原来自己根本不曾真正掌握认识世界的方式。移民、种族、宗教，和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二十世纪为何有其独特性？二十世纪的文学关心的问题如何回应二十一世纪的世界？

青年作家柏琳首部个人作品《双重时间：与西方文学的对话》近日出版，全书以谈话的方式介入对当下世界真问题的认识与思考。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柏琳的文章《对峙的时刻》。

对峙的时刻（序言）

柏琳文

本文原载《双重时间：与西方文学的对话》

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

柏琳

《新京报·书评周刊》原资深记者，曾采写120多位国内外文化人物。现为独立记者，青年写作者。2018年入选单向街公益基金会发起的水手计划，正在进行有关南部斯拉夫地域的非虚构写作。作品发表于《读书》《单读》《花城》等。图为柏琳在周末郎园图书市集上做新书签售的留影

出版这样一本面向当代世界文学的访谈录，对我来说有些为难，主要是心里有疑惑：好像谈论“文学”的部分不是很多？从内部看，这些与作家的对话不太聚焦文学本身，却旁逸斜出，时常走神到社会问题和道德议题上去，言不尽意。从延伸的外围看呢，那些关于历史、社会问题的探讨，囿于我本人有限的知识结构、“文学”这个范域光环的笼罩，也不能痛痛快快地一次说个够。

《双重时间：与西方文学的对话》新书内页

问题出在提问者身上。做文学记者这些年，我时常怀疑自己的角色，受到一种“双重困惑”的冲击：作为对话者，究竟该关心文学本身，还是该关心文学关心的问题？我的一位访谈对象、德国“文学君主”马丁·瓦尔泽曾愤愤地对我说过，“只有坏的小说才会去改良社会呢！”瓦尔泽老先生当然有他说这句话的语境，高寿的他本人都快成了二十世纪的德国经历百科全书。经历了二战和冷战东西德分裂的世纪事件，目睹一个新纪元的重启，瓦老感受到德国社会内部发生的深刻而漫长的自我反省。他逐渐发现，对于德国文学而言，存在一条危险的界限：究竟介入社会现实到什么程度，文学的品质会受到损伤？

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生活而艺术。我本人和瓦老的步调并不一致。应该说，这本访谈录里收录的作家对话中，许多作家的看法我并不同意，可是我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心怀感激。他们都是蜚声当代世界文坛的大家，或者也有锋芒毕露的中青代作家。作为艺术家，面对一个做访问时总一个劲儿地问与艺术本身不太相关问题的记者，心里总是有点不耐烦的吧？我这么想。可我是幸运的，因为这些作家都用自己最大的诚意，回答了那一个个看似无尽的“文学的社会问题”。

《双重时间：与西方文学的对话》目录

这本访谈录收录了我过去五年作为文学记者所做的二十二篇文学访谈，涉及欧、亚、非及南北美洲大陆的二十二位当代首屈一指的作家。它们都曾刊发于不同的媒体平台，体例自由，篇幅不等，有的重心在对话，有的聚焦人物速写，有的两者兼备。大部分访谈都是面对面发生的，也有视频交流和邮件往来对话。每一场对话都会不同程度地聚焦作者当时完成的文学作品，并在此基础上发散背后的社会议题。

在“文学与社会”这个议题上，二十世纪美国社会文化批评家、文学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是我颇为敬重的前辈。在特里林看来，“文学生活除了可能提供良好的愉悦性以外，它还是文明所不可或缺的事物。”特里林对现代主义文学始终态度矛盾，他既同意现代文学对个体自由的要求，也对其摒弃传统和忽视社会道德风尚的做法难以接受。真正令他感兴趣的是，文学能做什么？因为对他而言，“文学的功能最终是能够发现和判断价值观的社会和道德功能”。但是，他同样不赞同那些认为文学应该担负起“弥赛亚似的责任”的做过了头的“社会派”，因为，“文学无法拯救社会，也无法对社会进行直接的改革。”特里林认为，文学能做的，是提供一种“沉思性的体验”，体验自身受到限制的生活，体验事物的真实属性，而这恰恰就是“最重大的社会关怀”。

这就是了。我把自己敬重的前人搬出来说话，似乎也有给自己“不像文学对话的对话”找一点支持理由的意思。不过，真让自己回顾这些在不同时段、不同语境下做的文学访谈，找一找它们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还真是又沉重又揪心。它们关乎二十世纪的许多场战争：一战、二战、冷战、阿富汗战争、巴以冲突、南斯拉夫内战、反恐战争；它们涉及二十世纪的许多种危机：切尔诺贝利事件的生态危机、欧洲难民潮、爱尔兰金融危机、新民族主义思潮、全球化的“双刃剑”；它们也关切着现代社会的个体困境：土耳其的世俗化进程、“柏林墙”倒塌之后德国社会的融合、冷战结束后东欧各国的身份认同障碍、犹太人在世界各个角落的身份困惑、个体生活的原子化状态、“流动”的一代人、“新移民”的生存处境、信仰问题在新世纪的嬗变、对于父辈记忆的处理方式......

坦白说，我倒不认为这些是什么“大”问题。再宏大的事，都需要个体自己体验之后，才能鉴别真假。我着实体会到，在这些当代作家身上，都存在一种“双重时间”——“大时间”和“小时间”。“我们”在二十世纪大事件的河流中，被动接受了宏大的时间；同时，“我”用迥异的“文学方法”，主动把宏大的时间切碎，产生了“我”的“小时间”。这也是书名《双重时间》的一点用意。

感谢这本书的特约编辑刘盟赟，没有他细致的梳理和提炼，这本书的面貌不会清晰呈现。感谢李陀老师，是他的推荐才让这本访谈录成为可能。感谢曾经刊发过这些访谈的媒体平台和相关编辑，是你们的支持才有了这些成果。感谢在过去五年中与我辩论、探讨文学问题的朋友们。最感激的，是与我对话的作家们，愿写作一直是你们的信仰。

刚做文学记者时，我没想过今后会和这些问题对峙，但也不曾满足于仅在美学领域去关注我所热爱的文学。即使在将来，我也想做一个文学“局内的外人”，提出这些与创作经历、文学理论关系不大的问题，关心与我对话的作家所关心的世界，并试图在那个世界里，艰难地找寻我自己的世界观。找不到也没关系，就这么老老实实地困惑着也行。又要引用特里林的话了：“思想总是晚来一步，但诚实的糊涂却从不迟到。”

柏琳

2020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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