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被止庵“骗”了

原标题：我们都被止庵“骗”了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 姚峥华

长篇小说《受命》出版，宣告止庵由文化学者、书评家、随笔作家向小说家蜕变。

依我对止庵老师的了解，不管是学者还是小说家，对他都意义不大。他不会在乎头衔，他在乎的是，你对作品怎么看？

我应该算是较早跟《受命》接触的人。早在去年十二月份，《受命》定稿之前，止庵请老友戴大洪提意见。当时，我、大侠和戴老师正在郑州一个日料餐厅吃饭，外边天寒地冻，冷风嗖嗖。

戴老师接完电话，话题便转到这部还没有面世的作品上。他聊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止庵，以及他们每周末到新华书店排队买书的读书生活。

那是一种波澜壮阔的日子，充满了理想主义。每周赴书店买书，是仪式，是约定，更是精神相会。历史的天空纯洁得只剩下书，了无杂质。由书结缘的友谊，因此天长地久，地老天荒。

戴老师讲得兴起，我听得入神，眼前满是泛了书香的绮丽旧时光，尽管褪色，却意味无穷。

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我收到《受命》试读本。白皮黑字，止庵——著。

随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正式出版物。

有人说，这是一部推理小说，有人说，这是一部爱情小说，有人说，这是一部年代小说，有人说，这是一部复仇的小说……

有人着眼他的技巧，有人在意他的语言，有人分析他书中所及的书，比如《史记》，还是贯穿全书的历史人物伍子胥。

一时，各说各话，言不能尽。

我则好奇止庵为它酝酿了三十年。

概括来说，小说以一九八四年春至一九八六年初的北京为背景。主干是主人翁陆冰锋为受迫害致死的父亲，寻找凶手，逐步锁定目标并付诸实践的复仇故事。枝干是陆冰锋与祝叶生、芸芸的爱情曲折，以及弟弟铁锋、叶生哥哥大川等人的创业奋斗。

止庵是一个成熟的写作者，也是一个诚实的写作者。

他在北京生活了六十来年，冬天炉子，春天风沙，夏天蒲扇，秋天黄叶，风物种种，一清二楚。

▲上世纪八十年代空旷的北京站（图/网络）

医科专业毕业后他先后就职于医院、报社，上世纪九十年代下海试水企业，每个行当都做得风生水起，每个营生都赚得钵满盆盈。套用通俗句子，是个成功人士。

止庵又是爱书之人，当年便是王府井书店的常客。一九八六年曾以十元“巨资”拿下卡尔维诺《意大利童话》精装本。那个时候他月工资五十六元，此番算是豪举。

生活的经历，构成了小说的影子，铺垫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人的底色。

如果仅仅如此，我们可以说，小说易读好读。

如果仅仅易读好读，止庵又为何“怀胎”三十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图/网络）

像陆冰锋找寻杀父凶手一样，我不甘心地开始找寻《受命》的蛛丝马迹。

可以说，陆冰锋是有罪推断，将祝部长“坐实”为当年揭发检举父亲并最终导致父亲自杀的罪人。

事实上，祝部长也可能是最大的嫌疑人。止庵始终没有拿出证据，只是由着陆冰锋的自我猜想和推断，层层推进。

复仇贯穿了小说的始末。陆冰锋最后把握了机会，带上托人买来的刀，以及偷配的门钥匙，潜入病危之际的祝部长家。这一章便告结束，最后一章，时间已过了三十五年，物非人非。以弟弟陆铁锋之口，交待了各人的归宿。祝部长当然过世了，陆冰锋并没有入狱，他的初恋祝叶生远走他国，曾有交集的人皆已四散。

陆冰锋如愿以偿了吗？祝部长死得其所了吗？对这些，止庵故意留白。

▲作家止庵

翻到最后一页，我猛然发现，止庵把我们所有人都“骗”了。

所有的所有，都是他的道具。包括正在看书的我们。

他胸有块垒，藏了三十年，不吐不快。便决定以陆冰锋报仇为框，以祝部长为假想敌，以陆妈妈，贺叔叔，祝叶生、大川、二川，铁锋、芸芸等人为棋子，以我们一干读者为参演的群众演员，蓄势待发，唯他所用。

这一切，只为了一个目的——寻“凶”。

“凶手”是谁？

止庵当然知道。

他在字里行间藏了密码，只等有心人去发现。

我们且翻到第145页——

非常清楚，“祝部长”代表的是一群人、一个集体甚至是一种制度。他不认为自己有错，也不承认有人遭到迫害。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没有悔意，也不会有悔意。而找他个人复仇，无疑是在找整个“责任方”复仇。

这种指向性的表述，我们似曾相识。在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珀西科的《纽伦堡大审判》，甚至到奥威尔的《1984》、巴别尔的《红色骑兵连》、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霍兰的《最后的手稿》、曼德施塔姆的《时代的喧嚣》、雅科夫列夫《雾霭》，直至东欧的隐微文学、抽屉文学……我们都能看到熟悉的身影。

▲电影《1984》剧照

一元主义统治的制度通过洗脑的方式把人异化为无主体、无思想、无判断力的工具，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受害者也可以成为加害者。像书中贺叔叔所说，祝部长和陆爸爸都是同一类人，不过祝先下手，所以陆成了牺牲品，反之，亦然。

不提及、不追究自己的那部分责任，可以视为一种“责任方”的欺骗行为，也可以视为是施之于记忆群体所有成员身上的一种暴力。服从安全需要而牺牲历史真实，向来是海妖之歌盛放的土壤。

有一段时间我着迷于胡风集团的前因后果，写过关于舒芜的文章。可能文内过于“急冲冲”，止庵便发来他的文章，就同样的问题，他阐述为“责任方”与个人之间由共犯而共生的关系，彼此相辅相成。那些赞同、附议或默认个体所作所为的人，那些主动、被动参与其中的人，乃至那些置身事外的人，都包括在内。

所以，回到小说，“说到底，祝部长只是一个载体。”艾希曼的“服从与执行说”，在祝部长身上同样显灵。祝部长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他可以是李部长吴部长张部长，或是其他。

由此，凶手不是人。

“真正的凶手是他的那些想法”。

想法，一个可怕的答案。

“如果他寿终正寝，或是毫无觉察地被杀死了，那些想法将毫发无损地更换一个载体继续活下去。”

止庵拿起口腔手术刀，刀刀凿了下去。

也就是说，宿主可以换、可以变、可以被消灭，但 “凶手” 如病毒般依旧顽强地存活着。

三十年前，甚至更早，止庵心里早已思考得极其明白。《受命》不过是他年过六十之后，兴之所致披上的一件小说外衣。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止庵（图/网络）

想起去年冬日料店里，“审读员”戴大洪悠悠地说，止庵写的好呵。

平庸之“恶”面前，我们都是“在场者”。惟有思想和思考，才是抵制恶的最后一道防线。

如是，这本作品便不止易读好读，还有，值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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