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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宋健解析：提振生育信心，世界各国举措收效如何 |知世100人第十八期

来源：爱乐趣网时间：2021年04月17日 15:59

原标题：人大宋健解析：提振生育信心，世界各国举措收效如何 |知世100人第十八期

如果说在当今社会有什么议题最能触动所有人的神经，性别、婚姻、生育绝对名列其中。对个体价值的重视日渐成为受到年轻人推崇的价值观，单身、同居、晚婚、晚育成为了许多人自觉的选择。与此同时，在社会整体层面，生育率、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不婚率攀升，却成为了各国现代化路途中逃不过的难关：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结构失衡将为社会留下养老负担加重、劳动力不足等一系列隐忧，迫使包括日韩、欧洲多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不得不出手应对。

观念的开放、婚恋形式的多样性为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提振生育率的需求与对个人选择的尊重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为了解这些问题，《知世100人》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宋健教授。

搜狐知世：如今的婚恋形式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开放，尤其在欧美国家，人们可以谈几十年的恋爱，也可以同居、生孩子却不结婚，这给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宋健：婚姻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制度。传统的婚姻是指男女两性依照一定的风俗、伦理和法律的规范建立起来的夫妻关系，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特定形式；家庭则是基于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和收养关系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亲属关系单元。由此可见，婚姻是家庭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把婚姻和家庭相提并论。东西方的婚姻家庭形式随着时代变迁已经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重要而显著的变化。

恩格斯1884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根据摩尔根的著作，概括了人类从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家庭的变迁历程。摩尔根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社会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从较低的形式进化到较高的形式；亲属制度则是被动的，它只是把家庭一个长久时期所发生的进步记录下来，并且只是在家庭已经根本变化了的时候，才发生根本的变化。”

当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一夫一妻制的主导家庭模式下，婚姻家庭形式继续发生着悄然变化，似乎验证了摩尔根的观点依然有效。欧美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经济独立，两性关系更为平等，出现了离婚率上升、结婚年龄推迟、同居替代婚姻等现象，婚恋形式变得多元而开放。这些变化首先对婚姻家庭制度产生了巨大冲击，进而影响到社会经济各方面，比如婚恋形式的变化推动了生育率的下降，生育不再是人生必须的程序和任务。婚外生育比例提升，单亲家庭和非传统家庭中成长的孩子数量不断增加，对下一代的身心发展和社会化过程具有深远影响。家庭功能和消费模式的变化带来新商机，推动了社会化生产和服务的迅速发展，等。

搜狐知世：在瑞典、日本等“单身大国”，单身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生活方式，而我国单身群体也达到了2.4亿，从社会配套措施方面，我们离一个“单身友好型”社会还有多远？

宋健：单身者按照婚姻经历可分为从未结婚的（所谓“光棍”“剩女”）和曾有过婚史的（离异、丧偶后未再婚且无子女者），前者以年轻人居多，后者则以中老年人为主，这些单身者因其可能会遭遇养老困境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年轻未婚的单身者往往离开学校初入职场。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下，有一半以上的年轻人可以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大学毕业一般是22岁，虽然已经符合国家法定婚龄，但毕业就结婚并不容易，首先得有一个合适的伴侣，其次得有相对稳定的居住条件和收入。毕业后选择在小城市生活者，可能具备上述条件还不算太难，但如果是在大城市，房价高昂、租房生活漂泊不定，收入有限、工作压力巨大，所谓“狼狈而苟且的生活”使很多年轻人被迫推迟结婚。民政部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历年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结婚率呈迅速下降态势，2019年结婚率为6.6‰，结束了2006年以来结婚率维持在7‰以上的局面；结婚登记对数927.3万，也结束了2008年以来年结婚登记超过千万人的局面，重回9字头时代。

晚婚还是不婚？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密切关注。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来看，我国人口的普婚特性尚未发生变化，2017年，45-49岁人口中已婚有配偶的比例仍高达93.04%。若以50岁作为结婚上限年龄（即超过50岁尚未结婚者被视为终身不婚者），终身不婚的女性比例不足1%，2010年这一数值是0.32%。但是婚姻推迟的特征非常明显，1982年25-29岁年龄段的女性未婚比例仅为5.27%，2010年则高达21.62%，说明有五分之一的女性在30岁之前还保持着单身状态。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单身者已经变得日益普遍。单身经济也随之兴起，单身公寓、单人餐厅（座位与座位之间隔开供一人用餐）、微型家电、小型私家车等相应的衣食住行产品和服务被敏锐的商家发现并提供给这些单身者。单身者大量出现，一方面体现了社会对个体多元生活方式的接受和容纳，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的进步，带来了创新性的消费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也隐含着危机，特别是终身不婚者和老年单身者，可能会加剧养老保障风险。

搜狐知世：今年1月，韩国政府出台一份草案，拟废除子女应优先随父姓的原则，并且将不婚的单身家庭、非婚同居以及与婚恋关系无关的生活伴侣都纳入新的家庭类型。如果这一草案得以通过，会对人们的生活、社会运行造成怎样的影响？

宋健：子女随父姓是父权社会的产物，昭示着男性对于子女的血脉传承关系，也是“传宗接代”传统的直接体现方式。随着两性关系日趋平等，子女随父或者随母姓变得随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显示在我国子女姓氏所属完全听从夫妻意见。因此，韩国女性家族部在其制定的《第4次健康家庭基本计划（2021-2025）》草案中拟废除子女应优先随父姓的原则，顺应了时代潮流，是性别平等的体现。在这点上，中国走在韩国前面。

韩国这一草案中，计划将“不婚的单身家庭、同居家庭以及与婚恋关系无关的生活伴侣都纳入新的家庭类型”，即除了由婚姻、血缘、收养关系之外，亲密关系和照料关系也被视为家庭的基本构成要素，这是对家庭传统界定的突破和拓展，旨在保障现行婚姻家庭制度未能涵盖的多种家庭形态。

在我国统计意义上的家庭数据中，婚姻关系和家庭成员是被调查者自主申报的，因此单人户、同居家庭（无论同居关系是否被申报为婚姻关系）以及共同居住的其他成员都可能被纳入家庭相关数据中。在法律意义上，2021年1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编详细阐述了婚姻家庭相关内容，其中第1045条指出“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为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为近亲属”，明确了婚姻、血亲和姻亲是我国家庭的基础，并未包含其他亲密关系和照料关系。

法律文件不仅是对现实生活的呼应，更是对现实生活的规范。在婚姻家庭形式日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在国家层面以法律的形式应该做出怎样的呼应和规范，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值得深入思考。《民法典》第1071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某种意义上就是对现实的呼应，是对个人权利的基本尊重和保护。

搜狐知世：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低生育率是很多国家共同面临的难题，日本、韩国、北欧等地都以发放育儿补贴，增长父母育儿假、提供免费教育等方式鼓励生育。目前，是否已经有国家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

宋健：生育率从高水平向低水平转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从西欧国家开始，这一规律已经呈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很多国家。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受到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共同作用，下降速度特别快，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人口转变历程，因而也面临更为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

以总和生育率指标衡量的时期生育率水平通常以2.1作为一个敏感值，这个值指的是假设一个同年出生的妇女队列按照某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每个妇女平均一生所生的孩子数量为2.1个。它对应的是每个育龄妇女活产一个女婴并且这个女婴能够存活到可以生育下一代的年龄（即净再生产率为1），从而实现母女两代人在生育上的更替。因而总和生育率2.1也被称为更替水平。低于这个水平，意味着人类在代际延续上不能自我更替，长久而言会陷入人口负增长，人口呈现不断萎缩的态势。

当前很多国家面临低生育率难题，总和生育率不仅长期低于2.1，甚至跌入低于1.5的“低生育率陷阱”。抑制高生育率可通过避孕措施的广泛采用，以及推迟婚姻生育等手段。然而，如何有效提升已经降到低水平的生育率却是更为困难的一件事，很多国家都在采取发放育儿补贴、延长育儿假等方式，试图提振生育信心，提升生育水平，但收效并不显著。中国政府也正在吸收采纳其他国家的经验，探索推出了延长生育假、男性护理假、提供生育津补贴、减免税收等措施。

搜狐知世：近两年，出于对我国生育率“断崖式下跌”的担忧，有许多学者也曾提出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包括“丁克税”、“生育基金”等等，招致非常广泛的争议，包括最近落实的离婚冷静期，您认为在婚姻政策、人口政策制定的问题上，政府应该把握怎样的分寸，扮演什么角色？

宋健：政策是为了指导人们的行为而按照某种特定程序设计的一系列规定，制定政策的目的或者是为了保持人们现有行为的一致性，或者是为了改变人们的现有行为，以便达到某一特定目标。从生育相关政策来看，似乎试图改变人们的行为是政策的主要目的。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人们普遍生育较多的孩子，政策通过加大生育成本等经济的和行政的手段，压抑人们的生育意愿，转变行为从“早生多生”为“晚生少生”。20世纪90年代之后，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进入新世纪，生育率持续低迷，当前的生育主体出于种种原因不想生、不能生、不敢生，政策则试图通过支持和鼓励的方式，扭转生育颓势，提振生育水平。

在政策制定上，关键是认识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只有顺应规律的政策才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生育问题为例，为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普遍生育较多的孩子？大概可分为几个原因：一是技术手段落后，避孕技术不可得，不想生也没办法；二是经济基础薄弱，孩子既是劳动力又是养老的保障，“人多势众”“养儿防老”是现实需求；三是抚养成本低，低水平的物质条件下孩子花费有限而收益可观，成本收益相较养孩子对于家庭而言本小利大。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免费提供避孕节育药具手术，成功针对第一个原因解决了不想生而生育者的困难；社会经济发展则一方面增加了养老保障，另一方面提高了孩子的抚育成本，不断升高的成本和不太确定的收益使生育成为一个可选择的家庭决策。

为什么现在生育率持续低迷？一个根本的原因是观念转变。当代青年不再以结婚生育作为人生的必选项，接受教育时间的延长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不仅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也在客观上推迟了婚育时间；家庭关系特别是夫妻关系和代际关系的变化，使女性重新审视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利和地位，使长辈不再以“含饴弄孙”为晚年唯一乐趣而是追求自己的“夕阳红”，事业和个人兴趣成为养育孩子的替代。

因此，相关政策的制定既不能主观武断，也不能急于求成、越俎代庖，而应该在尊重个体意愿的基础上，从满足育龄人群的需求入手，同时努力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氛围，缓解消除想生育者的焦虑，潜移默化转变人们的观念。

搜狐知世：一方面，要实现更合理的人口结构亟需结婚率、生育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婚龄、育龄的青年人更加重视个人发展，崇尚多元化的个人选择，您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它是不可调和的吗？

宋健：人口是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宏观层面，国家对于人口规模、结构、素质、分布的要求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和目标密不可分。当前少子老龄化的人口形势需要适度提振生育水平，但生育水平在微观层面是由每个家庭的生育决策、每个育龄女性的生育行为所最终决定的。

当代青年人更加重视个人发展，崇尚多元化的个人选择，这是时代进步的体现。更多的年轻人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选择更为自主的生活方式，对婚姻家庭不再遵循固有的单一模式，而是有自己的见解和选择。即便如此，上学、离家、就业、结婚、生育作为现代人重要的生命事件，在大多数人的生命历程中仍不可或缺。终身不结婚、不生孩子的人虽然在逐渐增多，但还是少数。更多的人只是相较于以前的人，结婚更晚、生育更少。

国家宏观层面和家庭、个体微观层面的需求往往会存在冲突，但这些冲突并非不可调节。国家作为资源的拥有和分配方，应该关注家庭和个体的需求，尽量满足这些需求。

搜狐知世：由于女性需要在夫妻关系中承担生育责任，女性的个人发展、就业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负面影响，我们能够如何调节、弥补生育为女性个体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宋健：现代社会的家庭中，生育往往是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后共同作出的决策。在一些家庭，长辈和已生育孩子的意见也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由于女性作为生育主体，在孕产期和哺乳期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遭遇的工作-家庭冲突比男性更为严重。这一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国家传统下有着不同的解决方案，其中女性在婚后特别是在生育后退出工作岗位，专心从事家务就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选择。但这一方案毫无疑问对于女性而言是不公平的，因为家庭幸福和事业成就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何以女性因为结婚和生育就必须牺牲事业、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不仅是对女性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也会使得有志于通过工作获得独立性和成就感的女性被迫选择不结婚或者不生育。

调节、弥补生育对女性个体带来的不利影响，其根本在于推动社会性别平等建设，需要家庭、社会和国家在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家庭层面，既然生育是家庭决策，首先丈夫责无旁贷。丈夫在孕产期和哺乳期要多关心妻子，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在儿童养育和教育方面更要夫妻同心携手，这样不仅有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也有助于提升夫妻的感情和谐。隔代抚育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传统，也是一个特色，长辈伸出援手，能够很大程度上缓解年轻夫妇育儿后的焦虑和困难。但来自长辈的支持应该以尊重其意愿和量力而行为原则。社会层面，要营造生育友好型文化氛围，更要提供方便育儿的服务设施，如在公共场所设置“母婴室”、开设方便普惠的托幼机构等。国家要通过政策引导，减少和消除针对女性的就业歧视，使女性不应生育而调岗减薪甚至失去工作。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包括育儿假、个人所得税中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等在内的一些政策措施，但措施效果还有待观察，多来源多层面的支持还有待继续加强。

（编辑：林芊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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