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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戴沿汶注礼记

来源：爱乐趣网时间：2021年04月12日 08:17

原标题：二戴沿汶注礼记

冯春明

生命的过程中，“缘”可谓一个无处不在的存在。真想不到，西汉《礼记》的编纂者——戴德、戴圣，这两个怀抱经卷的圣人，竟是我的同乡。而且，他们叔侄两人创办的那座持续向着中华大地散发出迷人光彩的书院，就在我的祖居地——南沿汶。

那是一个两面环水的村庄。汶河水自西北而来，沿着村西的河道向南流淌……当河水行至村子的西南角时，突然转弯向东，缓缓地经由村前而过。之后，河流向着东南方向流去，直到与阳都故城东面的沂河交汇。

我父亲五岁时，爷爷病故。奶奶领着父亲，从冯家楼子改嫁到南沿汶。从那时起，奶奶一直生活在南沿汶，直到去世。父亲青年时期参加抗战，解放后工作在外。每年，父亲都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去南沿汶探望奶奶和张姓爷爷。每次回家，奶奶总少不了割韭菜，煎鸡蛋。奶奶知道我喜欢，每次煎上一大盘，还是被我吃光了……

夏天的汶河，时常发大水。晚上，能够隐若听到远处传来的大河流水声。村子地势很高，东面是山。村西、村南是由细沙土聚成的高高的崖头。崖头下，遍布金黄色的沙滩。沙滩很大，水小时，沿着河滩走好大一会，才能走到河的中央。沙滩和河水都是干净的，站在河水边，可以清晰看见游在水里的鱼……

得知戴德、戴圣是我的同乡，得知他俩创办的书院与汶水与汶水边上我的祖居地南沿汶同处一地，还是近些年的事。过去，我万万没有想到，“大小戴”编篡的那部合称“三礼”的古代中国经典名著就出自这里。

古往今来，南沿汶村边的汶河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的浩浩荡荡地从深山而来，又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的缓缓地向着远方流去……每当河水来到南沿汶，每当河水来到这个十分平展的转弯处时，就突然变得温婉、幽静、圆融了起来……其间，有无数个自天上来的，自泉中喷涌而来的，自远山流淌而来的晶莹剔透的水珠，它们一个个的悄无声息地渗透到干净的沙滩里，渗透到厚实的土地里……

两千年前的一个春日，在汶河左岸，在南沿汶村，在村头的乡间小路上，有两个身影停了下来。他们正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可谓通天接地的两个人——戴德和戴圣。

翻开历史的书页，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古《青州府志》有关戴德、戴圣的记载。古《青州府志》曾列“二戴”于侨寓，称“其微时，从后仓，得高堂礼经之传。往来于齐鲁间，慕沂山水，在颜温里立书院，教授生徒”。《青州府志》所记“颜温里”即“沿汶”。沿汶村尹氏、张氏族谱明确记载：沿汶村名，原为“颜温里”。清康熙十一年版《沂水县志》记：县正南曰会川乡，领社二十六，其中有颜温社。显然，《青州府志》中的“颜温里”就是沿汶村了。沿汶村东临山丘，汶水环绕，土地肥沃，距阳都故城仅十公里，可以说是二戴理想的立院授徒之地。

不过，《青州府志》中所说的“书院”，应该是按照当下称谓而言的。因为“书院”一词始于唐代，之前没有这种称呼。唐代书院分官、私两类。私人书院最初为私人读书的书房，唐贞观九年，设在遂宁县的张九宗书院，应该是较早的私人书院。官立书院初为官方修书、校书或偶尔为皇帝讲经的场所。当然，书院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汉代，它与汉代的精舍、精庐有一定的承继关系。所谓精舍与精庐，是汉代聚集生徒、私家讲学之所，《青州府志》所述“书院”当属此例。

二戴本是西汉时梁人，活跃于元帝时期，是西汉经学家后仓的弟子。后苍精通五经，对《齐诗》的研究造诣很深。另外，后苍以孟卿为师，对《礼》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著有《后氏曲台记》，说《礼》数万言，戴德和戴圣深受影响。

两千年前，在“颜温里”这个碧水环绕的富庶之地上，大小戴登场了。拂去云烟慢慢的历史烟尘，渐渐地，我的心头敞亮了起来……此时，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挟书令”，随着秦朝的消亡，已成为历史的记忆。汉惠帝时，已公开废除了“挟书令”。文帝后，老儒们依靠记忆，开始了口头传经，他们虔诚的艰难地还原着儒家学说……戴德和戴圣的“书院”，因找不到书籍，就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将老儒们背诵的经典文本和解释记录了下来，用以教授学生。后来，经过他们的整理编纂，终成为我们所见的《礼记》。

我想，二戴的“书院”应该是靠汶河河岸而建，“逐水而居”的。白天，偶尔有农人路过这里，稍一住脚又迅即离开了。此刻，风停了下来，河水静了下来，头顶，一缕天光几番轮照，《礼记》——这部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的经典名著在汶河岸边渐渐生成了。

在这里，戴德和戴圣不仅编纂《礼记》，而且各自为《礼记》作了注释。他们进一步的阐述了先圣先贤的言论主张，使得《礼记》成为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

遗憾的是，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本《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但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于东汉末年，被著名学者郑玄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成为士人必读之书。

《礼记》作为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不仅对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影响，在文学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礼记》认为，文学产生于心之感于物，并由此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这一观点为后世文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礼记》的问世，无疑是一个民族历经劫难后的复兴。二戴走了，他的《礼记》和后人留了下来。如今，二戴祠还在。它在沂南县依汶镇孙隆村的一处闲置的学校里。学校大院东墙有康熙年间重修碑和施财碑，院东厢西墙上有清同治重修碑，院的西墙上有民国重修施财碑。

碑，历经风雨，留下了许许多多漫长时间里沉淀渗透下来的痕迹。碑上的碑文，虽然日渐残缺模糊，但我从那些如同叶脉的线条中，从具象化的文字里，还是隐隐地看到了一个民族的振兴和逐步强大的路径。

汶河水在静静地流淌着，“二戴”这两个虽然远去，但却清晰的身影里，依然涌动着持续了两千年的文化精神的流变……尽管时光剥掉了一层又一层历史的沉重外壳，但他们不灭的魂魄仍然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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