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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一代名师的“学术报国”路 | 《丽泽忆往——刘家和口述史》

来源：爱乐趣网时间：2021年04月10日 09:42

原标题：90后一代名师的“学术报国”路 | 《丽泽忆往——刘家和口述史》

文章来源：“商务印书馆”微信公众号

这本小书，是由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部中国记忆资源建设总审校全根先先生所筹划而成的。全先生首先了解了我的生平大概，收罗并浏览了拙作（开有主要作品目录），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和我商量通过访谈形成一本我的口述历史。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介书生，本不值得由国图来记录自己的个人记忆，可是他的敬业精神、学术素养和工作效率让我既钦佩又感动，于是我同意了。

全先生同我商定了访谈计划，可是他决定请蒋重跃教授来对我作访谈。他考虑到的是，重跃和我有二十余年的学术交往经历，互相了解较深，对话更容易投缘而引发出见解的交融或顿悟的火花。不过。每一场访谈时，全先生都出场指挥音像摄制，把握对话过程。每次对话以后，立即由录音记为文字初稿，他及时作初步审核，因为当时印象仍很鲜明。全部对话结束之后，速记初稿也大体完成。最后，全先生审定全稿。而他审定全稿的过程又成了他和重跃不断对话的过程，不过，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这一次他们的对话是通过网络与电话进行的。在他们二位觉得需要和我核实的时候，也会同我在电话中核实。最后，再由全先生复核定稿成书。

如果允许我们驰骋想象，我觉得，这本书的形成过程就像是一场全、蒋、刘三人间篮球投篮游戏，球篮就是口述史框架，而球呢？那就是那个姓刘的人的个人记忆，“球”在三人之间几经传递，最后投入“篮”中，目的就达到了，GOAL！这个比喻不免有些滑稽，颇与庄子的“寓言”类似，不过似乎也不无道理。

道理何在？请看《庄子·寓言》：“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按庄子此篇认为，语言展示有三种方式：一是寓言，就是打比方来说，这种方式对于作口述史来说不合适；二是重言，就是引前贤权威的话来说，这种方式对于作口述史来说更不合适；三是卮言，所谓“卮言”，就像酒卮里的酒，只要来源不断，你就会常倒常有。这却有些像这次做口述史的方法。

一个人的生活经历有极多的层次和方面，其间还有各种不同的复杂的关联，如果不分主次，拉拉杂杂，其实是永远谈不完的。所以“卮言”可以日出，但是必须“和以天倪”（循着自然的头绪），“因以曼衍”（由一事而联想多方），“所以穷年”（成年累月地谈下去），这一次的访谈还真是断续谈了一年多的时间。“卮言”看来是随便之言，但也是使口述史在对话中活生生的展现形式。

当然，这一次的访谈，是学者之间的对话交流，特别是第二部分尤为显著。

《易·兑卦·象辞》：“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所以，这一本看来是个人口述史的书，其实是“君子以朋友讲习”的结果。八卦中的“兑”卦，其象就是泽（一条水），到六十四卦中重叠二“兑”成为“丽泽”（二水交流），所以就解释为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而其意义在于它不是如同一次照相中呈现出来的凝固不变的我，而是我们三人在学术交流中随时因论题变换而展现的活生生的我。同时它又不是曼衍的游戏之谈，而是在全、蒋二位友人视野中对于我的学术人生的呈现。因此，它应该说是我们三人的共同作品。

最后，我要感谢全、蒋二位友人的合作，感谢为摄像、录音、速记诸位友人的辛勤奉献，还要感谢出版社的编审先生的指教和帮助。

刘家和

于北京师范大学寓庐愚庵

2020年4月30日

以下摘自《丽泽忆往》一书，标题为小编所加。

刘家和：我永远不能忘记钱穆先生的教诲

在江南大学，我永远不能忘记（钱穆）老师对我的教诲。钱先生讲课，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可是在近视眼镜后边，我看到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他从讲台这边走到讲台那边，一边走一边讲，你听他的课，只要能够入神，就是一种享受。他把历史的过程讲给大家听，听了就忘不了。其实，这个大纲书上基本都有了，他有时候讲点故事。

我听钱先生课，听入神以后，不记笔记。钱先生看到以后，那时候他是大教授了，不像何兹全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钱先生刚到北京的时候，是小老师、大学生。钱先生教我们的时候，我们等于是钱先生在大陆最后的一批学生了。你敢不记笔记？钱先生就叫他的助教，一位女老师，姓黄，让她来收我的笔记。

《国史大纲》钱穆著

《国史大纲》成书于艰苦的抗战年代，因此，文中处处可见钱穆先生的忧患之情。该书于一九四〇年六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成为各大学的历史教科书，风行全国，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強民族凝聚力起了积极作用。

我很尴尬，没有笔记。怎么办？我就赶快把《国史大纲》找来抄，加上他课堂上讲的。我就做起来给他。他一看就知道，上面批了：“笔记要听我所讲的。”他让黄老师来叫我，说要找我谈话。钱先生说：“刘家和，你为什么不记笔记？”我说：“钱先生，我在听讲，专心听讲。”他说：“你不记笔记，能记得我讲的吗？”我说：“您可以考。”因为还没到考试阶段，没准备，是临时的。他就真考，我还真记得。钱先生接着问我：“你现在记得，将来还能记得吗？”这下我没话了。我说：“我以后记笔记。”

改革开放以后，我曾去台湾，到素书楼去。钱先生的半身塑像在那里，我作为他的学生，恭恭敬敬地三鞠躬。我每鞠一次，我心里说一句话：“钱先生，您讲的话我还记得。”第二次鞠躬时我又说：“钱先生，您讲的我还记得。”第三次鞠躬时我还说：“钱先生，您讲的我还记得。”这件事，台湾电视台记者还采访过我一次。我把这故事讲给何兹全先生听，他笑得一塌糊涂，记得，真记得！我中国史的大纲能够拉出来，没有钱先生是不可能的。我从钱先生那儿学到，学历史要先掌握大的，知道一个大的纲领。你必须先通，才能做到专。钱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要想成为真正的学者，还是孟子的话，“由博返约”，必须先博。

钱先生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他对中华文化寄予深情。顾颉刚先生是他的好朋友，他到北京讲学，是顾颉刚提出来的。他们两位和而不同，他与顾先生不太一样。我非常崇敬顾先生，他很了不起，但是我与他做学问的方法有所不同。钱先生的另外一位学生，也是我的前辈杨向奎先生，在这点上，他既是顾先生的学生，也是钱先生的学生。杨先生跟我讲，他更靠近钱先生。杨先生对我来说是长辈，我们之间做各种交流，我们在这点上差不多。

钱先生研究中国史，讲究考证，但是，我觉得也有疏漏之处。我有时候给钱先生提问题，我就拿《老子》《庄子》问钱先生。钱先生觉得很奇怪，你这个小毛孩，还能问老子、庄子。有一次，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我说：“你说吧。”他说：“你知道先有老子还是先有庄子？”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先有老子，后有庄子。”他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是读《老子》知道的。《老子》五千言，没有一处提到庄子啊？庄子呢，《庄子》里边提到老子，有一处。”其实，《庄子》我读得很有限，但是我读过。我说，《庄子》中提老聃，对不对？这差点儿没把钱先生鼻子气歪了。

接着，钱先生问我：“你读过我的《先秦诸子系年》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什么？你连书名都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他就觉得我又可气，又可笑。他说：“你到图书馆借去，看完了再来见我。”我借来一看，哎哟！他那么一个考证方法，而且辩论得那么多！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借来看了以后，就跟钱先生讲了。他说：“你有什么收获？”我就跟他讲，研究先秦诸子原来还得考证，还得注意清人啊！他说：“你现在才知道这个。我刚开始给你们上课的时候，跟你们讲，要看两本书，一本是梁任公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本是我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同样的名字，有没有看过？没有看，看去。”我看了梁任公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知道清代学者做的考证，我就知道了。我跟钱先生讲：“看了。” 他说：“你看怎么样？”我说：“我要搞考证了。搞先秦，还得搞清代，还得搞清儒。”他说：“对了。”

现在我手里还有一本书，我是在南京旧书摊买的，就是吕思勉先生的《经史解题》。我中学时看先秦诸子，大学一二年级也看，不断在看。这两本书就给我一个印象，原来搞先秦诸子，还要搞清代经学，搞中国古代经学，必须有清代学问做基础。这个对我一生影响很大。所以，如果没有钱先生，我就没有通达的想法。我也不知道研究先秦史、中国古代史，这个“根”一定是在先秦，汉代学问不可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