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一个需要主创团队解释的开放式结局 | 知书No.107

原标题：《我的姐姐》：一个需要主创团队解释的开放式结局 | 知书No.107

电影《我的姐姐》在鲜花与掌声中上映。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掌声中却已夹杂着音量不小的骂声，在豆瓣评分中甚至出现一星扎堆的情况。

（截图自豆瓣评论）

“结局太恶心了。”

“让女性牺牲的结局，真的有必要拍成电影吗？”

“这个结局值得1星，垃圾。”

……

诸如此类评论的出现其实不意外，在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我和身边的朋友都有类似的感受。如果不是“电影是开放式结局”这一论述的出现，估计还有更多人在豆瓣上用一星标注自己的感受。

奇怪的是，为什么电影的开放式结局被很多人认为是“姐姐最终为了弟弟放弃了自己想要的未来”？而那些骂电影的观众们，真正气愤的是什么？

“看呐！又一个‘伏弟魔’”

观众把开放式结局看成“姐姐为弟弟放弃自我追求”的定局，影片末尾的镜头表达是原因之一，人们的思维定势或许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因为，在摸棱两可的情况下，我们总是会选择最常见的情况，而“重男轻女”的例子，是随时随地都在我们周围发生。

近期发生的“20岁女孩无力抚养三个弟妹，跳河自杀”，更早时候讨论的“女孩意外去世，父母向公司索赔，要为儿子买房付首付”，电视里的“樊胜美”“房似锦”……

（《我的姐姐》剧照 姐姐与弟弟 图自网络）

每次类似事件的爆出都是“社会还存在大量性别歧视”思维定势的强化。

而论及性别歧视的渊源，可以说它深种于文化之中，且这一文化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与婚后居住制度，决定了女性在嫁出后无法对原来的家庭做出更多的贡献，“重男轻女”便产生在利益的权衡下。

及至近现代，在农耕文明下生活的人更看重生理上占据优势的男性，沿袭千年的父权制又让男性的政治、社会地位高于女性。

历史进程中，即便“个人主义”等先进思想在不断冲击，一些先进女性站了出来呼唤平等与独立，但她们始终被家庭归于“泼出去的水”，在家有男丁的情况下，继承问题只能靠边站，在男丁有需要时，她们必须往前冲。

我们见过太多与电影女主安然有共同遭遇的女性最后在被迫或是主动选择下，像电影中的姑妈一样，放弃了自己的追求。

（《我的姐姐》剧照 姐姐与姑妈 图自网络）

因此，当观众们看到女主有这一苗头时，只要稍微将其以现实为蓝本进行续写，便很难不延展到“放弃”这一结局。但也是这一结局，让观众难以接受，甚至感到气愤。

那么观众们在气愤什么？

“独立女性怎么能被感情羁绊呢！”

观众被“重男轻女”“女性主义”等标签吸引进了电影院，预期是看到“独立女性为追求自我而放弃家庭”的结局。而这种预期的产生其实也可能是因为，在 “樊胜美”“房似锦”等戏剧性苦情女主的铺垫后，观众自然而然产生“对于需要付出太多的家庭，独立女性就应狠心与其断绝关系”这样的结论。

在《我的姐姐》前期将所有当代女性的困境加在女主身上后，观众已与女主达到了一种“被困”的共情，但电影最终却给出了摸棱两可的结局，甚至有以“亲情”粉饰太平之嫌，让整部电影疑似滑向“鸡汤化”，这让观众觉得感情受到了欺骗。

（《我的姐姐》剧照 姐姐与姑妈 图自网络）

但其实这种愤怒忽视了主角所处情景的复杂以及人性、情感等问题，而这，也与近几年大火的爽剧的“非黑即白”“利益为上”的价值观不无关系。

在爽剧爽文中，情感似乎更像是一个利益下的附属品，可有可无。在违背个人利益时，斩“情感”这条麻的刀不够快都会被观众或读者骂“窝囊”。

但在现实中，无数人拿不起，放不下。让自己做出决定的因素，又有谁能说全是理性的呢？

“所有的人都应该有自己的选择，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命运这种东西，不是说我拍一个爽剧就完了，生活总会伴随着很复杂的意味在里头。”《我的姐姐》编剧游晓颖在谈设置电影结局时说道。

当然，这种气愤里或许还能看到一些窄化“独立女性”含义的观念。

一直以来，关于“独立女性”的讨论就很诡异：

“独立女性该不该让孩子跟父亲姓”

“独立女性该不该收彩礼”

“全职太太不是独立女性”

“独立女性就应该……”

将“独立女性”套进“女超人”的条条框框里，进而对其窄化、神化，反而会限制女性的自由发展。

而如果电影结局真的是：安然选择了为弟弟放弃去北京，那么一味指责“这种选择并不是独立女性的选择”，才是真的将女性置于水深火热之中。

因为这一观点忽略了女主从拒绝回忆“肉包子”到主动做“肉包子”的自我解脱，忽略了女主从不愿意穿裙子到最后穿上裙子的自我和解，忽略了她作为一个人的成熟，只是将其套入了“独立女性”的牢笼中。

“怎么能为了家庭放弃自我呢？”

“影片背后的逻辑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人们所面临的个人本位价值观、人生观对传统的家庭本位价值观、人生观的激烈撞击。” 李银河在《对<我的姐姐>的一个社会学分析》中说到。

改革开放初期，个人主义在我国青年群体中逐渐兴起，与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不断碰撞。

人类学家阎云翔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中便解释过“个人主义”出现的原因：“国家不再动员农村青年去改造社会，从而在公共生活中制造了一种真空，让农村青年感到没了方向。事实上，城市青年也是如此。到了90年代，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对个体利益和物质享受的追求填补了这一空白。”（《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而“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后，独生子女们即便没有享受到“全家围着一人转”的待遇，也很少能遇到“为家庭牺牲自己”的境况，因为大多数父母会倾尽全力将自己的资源都为其所用，更多情况下是家庭为他们付出一切。

于是在这一背景下生长的一代，更是不再受“为家庭牺牲”观念的影响。“个体逐渐拥有极大的自由。结婚、生育等等选择也开始被人们当作个人问题而非家庭问题去处理。我们的行为不再如我们的前辈那样，深受习俗和传统权威的影响与引导。”

而影片女主安然，则可谓这一代“个人主义”的典型代表。

毫无疑问，在大部分都是Z世代的观影群体中，女主安然“与家庭本位价值观对抗”很对年轻人的胃口。

因此当姐姐疑似最终向传统家庭本位价值观妥协时，观众或许也回忆或者畅想到了到了自己不得不向家庭妥协的一些现实。这让人气馁，甚至让人产生“连电影都不支持自己”的感受，进而感到愤怒。这种愤怒的来源更多是因为对无法撼动“家庭本位价值观”地位的无力感的移情。

（在“如果你是姐姐，你会抚养吗？”问题下，“家庭本位价值观”仍然被无数人捍卫着。）

“我情绪都到位了，就给我看这？”

在观看揭露现实的电影，尤其是女性主义电影时，我们的预期是电影能有一个明确的回应。

因为相同困境下的人太多，在挣扎间大家都在寻求一个答案，或者单纯是探寻一种可能。

但电影在摆出了女主的困境后戛然而止，并没有给予更多正面的回应。观众在两小时的情绪积累后等待一个情绪的出口，但在看到这个没有出口的结局后，仿佛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情绪的爆发点转移到了一种对主创“懦弱”的愤怒。

就像网友“cedar4years”评论道：“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都在非常耐心地等待导演和编剧对于这种困境的回应。然后呢？没有然后。本来是社会困境，是时代遗留问题，结果用爱粉饰太平。用爱和可爱的孩子煽情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吗？”

虽然主创在访谈中对于此事的回应：“告诉女性应该怎么做，是不公平的，因为你没有处在那个女性所处的位置上，你没有面对她的那些矛盾和艰难。所有的女性，无论你是选左还是选右，都会有人来告诉你，你应该怎么生活。但我们从剧本到电影，我们都不是希望教女性应该怎么生活。”

但也确实会让观众觉得主创是在“和稀泥”。

“那么多男本位电影都在教女人做事，她们作为女性创作者却缩起头来说不想教女人如何选择、摆脱愚昧的观念，这确实让人寒心。”一位影视从业者如此评论道。

其实主创的回应与观众的愤怒可以从另一起热点议题窥出端倪：人们对于全职太太的看法。

一方人表示尊重、理解全职太太，认为是个人的选择就应该支持她们，而另一方则认为全职太太这一现象背后是无数女性的被压迫的事实，它是父权制下女性牺牲的一大表现，因此不应该支持女性成为全职太太。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双方对于女性的态度都是善意的，但因为站的角度与视野不同，呈现出来的观点便截然不同。

回到《我的姐姐》，其实作为一部商业电影，它在前期对安然困境的刻画中已经完成了“引起人们对女性困境关注”这一使命。而观众无意识下脑补的结局、气愤下的争论，也许才是这部电影社会价值的真正所在。

撰文 | 歪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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