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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莱尔诞辰200周年 | 郭宏安细述翻译一百朵“恶之花”的始末

来源：爱乐趣网时间：2021年04月09日 07:42

原标题：波德莱尔诞辰200周年 | 郭宏安细述翻译一百朵“恶之花”的始末

2021年4月9日是法国文豪波德莱尔200周年纪念日。在众多文学艺术爱好者、甚至大名鼎鼎的文豪眼中，诗人波德莱尔颇是偶像般的存在。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曾说“人生还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几十年后，木心先生颇有趣味地借此语掉书袋而作“有时人生真不如一行波德莱尔，有时波德莱尔真不如一碗馄炖”。

除此之外，美国诗人艾略特称他是“所有诗人的楷模”；英国诗人兰波认为他是“慧眼者，诗人之王”和“真正的上帝”；中国剧作家田汉更表示，“欲为大乘的艺术家，诚不可不借波陀雷尔（波德莱尔）的魔恶之剑，一斩心中执着”。

其实，波德莱尔一生并未写出系统的理论著作，但他所创作的大量诗歌、书评、画评、函札却充分展现了波德莱尔的文学魅力与美学观念，从文学到美学都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商务印书馆版本波德莱尔代表作品共收录：诗集《恶之花》、散文诗《巴黎的忧郁》、散文集《人造天堂》、艺术评论《美学珍玩》（上、下）、文学批评集《浪漫派的艺术》。其中作品《恶之花》被教育部评为“中小学新课标必读书目”。

颇具特点的是，该系列一并收录了“傅雷”翻译出版奖获得者、法文翻译大家郭宏安对波德莱尔与《恶之花》一书的解读作品《论〈恶之花〉》。以下为郭宏安为《恶之花》一书所写的译跋。

商务印书馆出品波德莱尔代表作品共收录：《恶之花》《巴黎的忧郁》《人造天堂》《美学珍玩》《浪漫派的艺术》。

这本书的结构颇有些奇特，一篇十四万字的“代译序”占了全书篇幅的小一半。漓江出版社肯接受这样的安排，一见其对著译者的尊重，二见其富有创新精神。当然，此种超长序并非史无前例，萨特的《圣徒热奈，戏子与殉道者》洋洋三十万言，其肇始乃是为让·热奈的戏剧写序，后来果然作了《让·热奈全集》（第一卷）的序言。我这里原是先有了这部专论，在等待出版的过程中才陆续译了这一百首诗，故以代序称。

《论〈恶之花〉》完稿于四年前。1991年9月某日，刘硕良先生告诉我漓江出版社准备印行我的书稿，但希望能附一些译诗，既可供阅读欣赏，又可对所论提供佐证，以验其深浅。其实我早萌此意，且一直在胸中郁结不散。只是怕给《论〈恶之花〉》的出版造成新的困难，一直未敢启口。因此，刘硕良先生一提，我立刻应之曰：“善哉，此言深获我心。”于是，我便从译稿中选出一百首，细加整理，并索回书稿，对其中的引诗逐一核对，悉以译诗为准。同时，又遵嘱找来图片五十余幅，意在增色也。窃以为，这一百首诗足以代表《恶之花》的精华，倘有遗漏也多半是乐山乐水的事了。这一百朵恶之花中，取自最具权威性的1861年版《恶之花》者九十有二，其余八朵则采自《残诗集》和1868年版《恶之花》的增补诗。

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乃是骇世惊俗之杰作，理当挂头牌；《论〈恶之花〉》乃是译者殚精竭虑之产物，虽为敝帚亦当自珍。故挂头牌者虽得名书却置于文后，敝帚自珍者则以序称而忝列诗前。再者，《恶之花》是旷世佳构，《恶之花》的翻译则非是，《论〈恶之花〉》虽非名山之作，究竟不失为本地风光；故此种非主非宾、亦主亦宾的安排，谅无掠美之嫌。奇特固然奇特，却不是以奇求特、哗众取宠，愿知我者察。

我对于文学翻译，只是业余爱好，但比之作为本行的“研究”，似乎更多一些敬重。从存活的可能性上说，一部好的译品更有机会活得长久，而一部或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倘能为读者指出些许阅读的门径，已属难能，若想传之久远，庶几无望，此非我辈所敢求者。

虽说是业余爱好，这文学翻译究竟是一项严肃的事业，须满怀热情地认真从事，并多少该有些自尊自重自豪感。因此，一个动笔翻译的人可以没有系统周密的理论，却不可以没有切实可行的原则。他必须对什么是好的翻译有自信而且坚定的看法，但是他不一定要固执地认为只有一种翻译是好的，其余的都是坏的。我对翻译提出的标准，多半是一个读者的标准。

在中国的翻译界，自严复首标“译事三难：信、达、雅”之后，又有“忠实、通顺和美”、“不增不减”、“神似”、“化”等说法提出。主张虽多，又各据其理，然就其可操作性来看，鲜有如“信达雅”之可触可摸、可施可行者。我甚至有一种近乎愚钝的想法，这种种的说法似乎都还或近或远地在“信达雅”的树荫下乘凉。当然也有不少人欲破此“三难”之说，但看来是攻之者众，破之者寡，譬如攻城，打开一两个缺口，整座城池却依然固若金汤。何以故？怕是“信达雅”三难确是搔着了文学翻译的痒处。只要我们与世推移，对“信达雅”之说给予新的解释，就会给它灌注新的生命力。并非所有的新说法都显示了认识的深入和观念的进步。

“信、达、雅”中，唯“雅”字难解，易起争论，许多想推倒三难说的人亦多在“雅”字上发难。倘若一提“雅”，就以为是“汉以前字法句法”，就是“文采斐然”，是“流利漂亮”，那自然是没有道理的，其说可攻，攻之可破。然而，可否换一种理解呢？试以“文学性”解“雅”。有人问：“原文如不雅，译文何雅之有？”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因为他只在“文野”、“雅俗”的对立中对“雅”字作孤立的语言层次上的理解。如果把事情放在文学层次上看，情况就会不同。倘若原作果然是一部文学作品，则其字词语汇的运用必然是雅亦有文学性，俗亦有文学性，雅俗之对立消失在文学性之中。离开了文学性，雅自雅，俗自俗，始终停留在语言层次的分别上，其实只是一堆未经运用的语言材料。我们翻译的是文学作品，不能用孤立的语言材料去对付。如此则译文自可以雅对雅，以俗应俗，或雅或俗，皆具文学性。如同在原作中一样，译文语言层次上的雅俗对立亦消失于语境层次上的统一之中。如此解“雅”，则“雅”在文学翻译中断乎不可少。

与“雅”直接有联系的一个问题是所谓“文采”。何谓“文采”？答案也许有许多种，但肯定不是堆砌辞藻，不是硬造四六骈句，不是任意使用修饰词（如遇雪必称“皑皑”，遇雨不是“霏霏”便是“滂沱”之类），不是滥用成语，也不是文白相杂或其他什么古怪文体。华丽很容易被认为有文采，然而只有适度的华丽才是一种文采。素朴很容易被认为没有文采，然而适度的素朴未尝不是一种文采。中国画论中有“墨分五彩”的说法，我看可以移来说文。还有，“流利漂亮”也往往被认为有文采，殊不知茅盾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说过：“就一般情形而言，欢迎流利漂亮想也不用想一想的文字的，多半是低级趣味的读者。换一句话说，即是鉴赏力比较薄弱的读者。”他说得对。

总而言之，译事三难：信、达、雅。信者，真也，真者，不伪也；达者，至也，至者，无过无不及也；雅者，文学性也，文学性者，当雅则雅当俗则俗也。信、达、雅齐备，则入“化境”，然而“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于是而求“神似”。因此，我认为，对文学翻译来说，信、达、雅仍是可用的标准，仍是“译事三难”。

这个标准不妨用于诗的翻译。如此译诗，则不唯诗的意、言、象、境不能改变，就是形式如音韵格律、诗句的长短，诗行的数目顺序等也不能置于不顾，换句话说，不妨依样画葫芦。由于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及其他许多因素的巨大差异，完全做到形似也是有困难，首先字母换成了方块字，便已不似，即使译某一首诗时做到了形似，也终归还是“似”，不是等同。因此，我的译诗也只能是力求在形式上与原诗一致，例如，原诗是十二音节的亚历山大体，译诗便出以十二个汉字，原诗为十音节诗，译诗便出以十个汉字，余类推。韵式亦与原诗一致，如交韵（abab）、随韵（aabb）、抱韵（abba）等。译者本不精于法国诗律，所谓“在形式上与原诗一致”，也只是“力求”，求其大体不差，例如，押韵，求的是顺口顺耳，不曾去查外国或中国的韵书；而精微之处，如行中大顿、跨句等等，实难做到亦步亦趋、如影随形，只好对不住波德莱尔了。例如，波德莱尔是写十四行诗的大家，所作虽多为不规则十四行诗，但用韵并不含糊，而我的译诗只能在音节、韵式上求仿佛，而不能尽照其阴阳韵的安排，甚至原诗五韵而译诗则六韵，等等。试举一例。《流浪的波希米亚人》，十四行，每行十二音节，五韵，韵式为abba/abba/ccd/eed/，译诗欲亦步亦趋而不能，只好应以十四行，每行十二个汉字，韵式则改为abba/cddc/eef/eef/，不是五韵而是六韵了。力求肖似其形，无非是希望读者在阅读时能想见原诗的形貌，窥个仿佛也好。

法国格律诗向来称八音节诗、十音节诗、十二音节诗等，如我国称五言、七言等，足见音节在法诗中的地位。有人对以汉字应音节颇不以为然，理由是法语为多音节，汉语为单音节。其实不然，现代汉语中单音节的词是很少的，甚至在翻译中不敷使用，总嫌其少，而不嫌其多。用十二个汉字模仿法诗的亚历山大诗行常常可以做到惟妙惟肖，包括节奏、停顿、重读等等。

以译诗的字数对应原诗的音节，其结果是形成一种诗行相当齐整的诗，具有一种视觉的美感，当然有的眼睛以错落为美，不过错落须有致方为美，否则不美，若蓬头垢面然。此处不拟细论。总之，这种齐整的诗行难逃“豆腐块”之讥。其实，“豆腐块”为人诟病，罪不在齐整，而在其削足适履造成的佶屈聱牙之苦，倘若可读可诵，既顺耳又悦目，“豆腐块”何罪之有？实际上，法国古典格律体诗正是一方方略见毛边的豆腐块。

译诗应保持洋味洋相，又能让国人读得通听得懂（不一定要一读即通一听便懂而“想也不用想一想”），则不必成为国人喜闻乐见的熟面孔，金发碧眼的美人不必穿上旗袍才能成为君子好逑的窈窕淑女。有人主张译诗要民族化，不知如何化法？化成什么？有人说译诗可以在某种前提下进行“得意忘言”式的创造，也不知能创造出什么？再说何谓“得意”？你怎么知道你果真“得意”了？换了一种“言”，别人还会得出原来的“意”吗？与其让译者把自己得的“意”强加给读者，莫若让读者在尽可能保留下来的形象、词语、节奏中自己去“得意”。其实，诗的“意”是有限的，而“言”则是无限的，诗人的创造性往往表现为“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怎么能“忘言”而让诗人的有也变成无呢？让国人以为洋人也写古风、排律或西江月浣溪纱，未见得是一件值得称颂的事。偶一为之，博人一笑，玩一次语言的游戏，也有其趣味在，但究竟不是正途。我们有别的办法让国人知道，洋人也能写得一手好诗，律绝词曲之外也有可以被称为诗的东西。

与译诗有关的问题很多，这里不想作一篇译诗论，也没有个人的翻译观提出，只是站在读者的立场上说一说自己喜欢读的译成中文的法国诗应该是什么模样，或者自己喜欢读的法国诗译成中文应该是什么模样。当然，别人的译诗论倒是偶尔读过几篇，获益匪浅。但有些论点，总觉得初看不错，甚至很堂皇，可是不能细想，细想则有破绽露出。也许我的想法倒是一看便错，漏洞百出，那也只好弃取由人了。其实我原本只想说一句话，这是一个读者译的诗，愿有同好者与我共享，至于是不是成了波德莱尔的罪人了，那实在是不敢想的一件事。

是为跋。

郭宏安

1991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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