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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还是读史，鲁迅的答案是读经不如读史

来源：爱乐趣网时间：2020年08月01日 18:40

原标题：读经还是读史，鲁迅的答案是读经不如读史

民国初年，教育部于 1912 年 1 月 19 日发布了《普遍教育暂行条例》废除小学读经的决定。同年 2 月，蔡元培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在文中称：“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 ”至此，标志着我国延续数千年的读经教育的终结。

但是复古逆流并没有终结，袁世凯为当皇帝，在文教领域大肆施行尊孔复古的主张，试图借孔子的名气为自己复辟做舆论宣传。而以康有为为首的孔教会则借袁世凯的政治力量修改教育宗旨，最终达到推行读经运动的目的。1923 年，《国学季刊》创办，力倡读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典籍即“国学”；“昌明国粹”的“学衡”派继续坚持尊孔；章士钊复刊《甲寅》周刊，高涨孔子大旗“为天下明道解惑”，下令全国尊孔读经。因此，1923～1926 年间，尊孔读经热潮甚嚣尘上，气势汹汹。

鲁迅是新文化革命的主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社会的旧文化道德旧礼教，一向主张"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毫不妥协地坚持反对尊孔、崇儒、读经、复古的思想行为。鲁迅十岁开始读《论语》，"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我几乎读过十三经"。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鲁迅才开始用新的文化新的思想讨伐一切"吃人"的文化礼教。

鲁迅在《读经与读史》中写到：“一个阔人说要读经，嗡的一阵一群狭人也说要读经。岂但‘读’而已矣哉，据说还可以‘救国’哩。‘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也许是确凿的罢，然而甲午战败了，——为什么独独要说‘甲午’呢，是因为其时还在开学校，废读经以前。”

鲁迅在《十四年的“读经”》中这样批判那些主张读经救国的，“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

鲁迅反对读经，是因为自己切身的体会和对历史文化的独特观察，“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但是，二十四史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哪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还有，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所以要中国好，或者倒不如不识字罢，一识字，就有近乎读经的病根了。”（《十四年的“读经”》）

鲁迅把主张读经者分为两类。一类是提倡者，即阔人、“聪明人”。他们似乎正而八经地提倡尊孔读经，但是“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另一类则是“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的“胡涂透顶的笨牛”，是阔人的盲从者。他们虽然嚷嚷什么“读经”，只是人云亦云，自己并没有定见。这嚷嚷就像“苍蝇们失掉了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

鲁迅认为对统治者提倡读经，不必学究式地和他们“评道理，谈利害”，而应该采用激烈的手段，像对待大嚼细胞一样，服用酸性剂甚至强酸剂。

鲁迅反对读经是彻底的，主张读史，尤其是读野史，“我以为伏案还未功深的朋友，现在正不必埋头来哼线装书。倘其咿唔日久，对于旧书有些上瘾了，那么，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读经与读史》）

为什么要读史呢？

鲁迅说得很明白，“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读经与读史》），“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毒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是看野史和杂记，可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 （《华盖集 · 忽然想到 ( 四 ) 》）

鲁迅自幼便对稗官野史颇感兴趣，所谓“余少喜披览古说，或见讹夺，则取证类书，偶会逸文，辄亦写出。虽丛残多失次第，而涯略故在”（《古小说钩沉序》），不迷信二十四史之类的史书，因为所谓的正史不仅是“相斫书”、“独夫的家谱”，又由于受官方意识的影响，因而虽然摆出了“史架子”，但是“里面也不敢说什么”。

鲁迅从历史中看到了阴森森的吃人史，“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

鲁迅从历史中看到中国人的悲剧性，“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灯下漫笔》）

鲁迅从历史中看到中国人几千年来被虐杀的悲惨命运，“ 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民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能够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察，真教人觉得不象活在人间。 ” （《病后杂谈之余》）

鲁迅从历史中看到了中国人的卑微，“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灯下漫笔》）

鲁迅从历史中看到了文化的陈腐老旧，“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两地书》一九二五年），“近几时我想看看古书，再来做点什么书，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致萧军、萧红》）。

鲁迅反对读经，并不反对真正的国学研究，只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传统文化的负面，批判 “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的复古派和国粹派，沉湎于“残存的旧梦”里，固步自封，不思进取。

鲁迅读史，就是要揭掉附加于历史之上的神圣光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鲁迅读史的目的，是要以史为鉴，让历史为当下服务，即通过历史明白今日中国的情形。 “秦汉远了，和现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于唐宋明的杂史之类，则现在多有。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华盖集 · 忽然想到 ( 四 ) 》）

鲁迅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旧学深厚，他的思想往往流露出深厚的史学底蕴，历史感特别强烈。鲁迅的卓越见识与他的历史素养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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