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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华：中年是一部小说｜名家谈创作

来源：爱乐趣网时间：2020年07月29日 09:28

原标题：林少华：中年是一部小说｜名家谈创作

林少华，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著名翻译家，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因译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而为广大读者熟悉，此后陆续翻译32卷村上春树文集及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井上靖、东山魁夷等名家作品。林少华以优美典雅的文字和对日本文学作品气氛的出色把握，受到读者的推崇，同时他还应多家报刊邀请，撰写专栏，亦是国内知名的专栏作家。代表作品有《高墙与鸡蛋》，译著《挪威的森林》《奇鸟行状录》等。

一、中年是一部小说

人生四季，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如果说少年是一支歌、青年是一首诗、老年是一篇散文，那么中年则是一部小说。

歌者，“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诗者，“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散文者，“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至若小说，“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我以为，中年心境，多少都与悲凉有关。至少于我是这样。

其实，按传统人生分法，作为“50后”的我，该是老年了。所幸如今四十五前都还是青年，因而自己尚可在中年队列里暂且赖上几天。但今天我更想说的是世纪之交处在典型中年阶段的自己。

世纪之交，我在岭南的广州。说起来，我在广州生活了二十一年，仅在暨南大学任教就有十七年。平心而论，不能说广州那座城市待我不好。整体上广州固然有排外倾向，但对我这个北方佬还算是友善的。毕竟当年有广州姑娘嫁给了我，研究生毕业不到三年就接过了副教授聘书，教授这个正高职称也是在广州捞得的。

更重要的是，翻译家也好翻译匠也罢，其第一步无疑始于广州。至少，村上春树的主要作品是我吃着广州大米喝着“王老吉”翻译出来的，并且得到了认可和好评。在别人眼里，我或许是个如日中天的中年人、中青年教授和翻译家。不料，就在那个时候，我的人生陡然迭入了低谷。

表面上，我照样上课，照样面对一大帮子如花似玉的港澳女生眉飞色舞，照样在有关会议上振振有词。没有领导看我不顺眼，没有同事数落我的不是，更没有人暗中使坏。我自己也并没有无精打采面黄肌瘦。

然而我知道——别人估计没人知道——我的生命之舟驶入了夜幕下暗礁遍布的航道。白天在书桌前每每对着摊开的稿纸一两个小时硬是一个字也写不出，夜深人静时分常常独自踱去窗口，默默望着灯火阑珊的夜景。

就好像所有的广州人都去看云蒸霞蔚的凤凰花紫荆花时，自己独自躲在阴冷的灌木丛里悄悄舔舐正在滴血的伤口。我隐约感觉，我再不能在广州这座城市待下去了，或者说这里已不是久居之地。那是我刚过四十五岁的时候。

那时我来到了青岛。我虽然祖籍蓬莱，和青岛同属胶东半岛，但来青岛是第一次，来山东也是第一次。我想肯定是长眠于胶东半岛的先辈亲人唤醒我身上潜在的血缘因子——在此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这种因子的存在，甚至从未意识到我是山东人——使得我对青岛一见如故。

说得唯心些，恍惚觉得儿时梦中某个场景倏然复苏过来。路边不无寂寞的蒿草和野花，槐花树枝间突然喳喳两声的长尾巴喜鹊，海边渔村巷口的水仙花鸡冠花牵牛花，老式民居门旁披半身夕晖的歪脖子垂柳——一切都有强烈的似曾相识之感，给了我无可名状的慰藉，使我一时忘却了一两年来浸没心头的悲凉。

天佑人助，几个月后我正式北上青岛，调来青岛海洋大学任教。那是一九九九年秋季开学期前的事。于是我在青岛迎来了新世纪的钟声。

记得在那前后，我原来任教的单位打来电话，问我在青岛拿多少钱，我说一千挂零。对方随即告诉我那里已开始实行“绩效工资制”，粗步计算，我一个月可以拿到四千七百元左右，乃“外语系首富”，劝我最好回去（顺便说一句，人家没放我，档案户口仍在那边），我婉言谢绝了。

我想说而没说的是，哪怕钱再多，可钱也买不来牵牛花、喜鹊和水天一色的海景吧？

也是因为这个，上课之余我开始尝试写作，写散文写杂文。何况，我是中国人，村上春树再优秀也是日本人——一个中国大男人名字总是小两号跟在日本人名字后面，总让人心有不爽。

幸运的是，刚写就被青岛这座城市接受和喜爱。几年写下来，写成了“半拉子”作家——广州让我成为翻译家，青岛帮我成为作家，而且都是在中年阶段。

这么着，至今我也没为我的中年北上选择感到后悔。在这个意义上，是青岛、是胶东故土让我翻开了中年这部小说新的一章。

二、莫言与村上的第一步：谁更卑微？

我觉得，除了鲁迅那样格外伟大的作家，许多作家走上文学道路的第一步都可能是相当卑微的，至少不那么伟大。比如如今很伟大的莫言，比如伟大了好多年的村上春树。

先说莫言。这位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摘取者是如何迈出第一步的呢？好在莫言对此毫不忌讳——莫言从未像他贤侄那样暗示自己是齐国重臣管仲的后裔——甚至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演讲的时候也敢于“家丑外扬”，宣称他当作家的初衷就是为了每天吃三次肥肉馅饺子。为了史实的严肃性，容我将原话照搬如下：

“我的作家梦是很早就发生了的。那时候，我的邻居是一个大学中文系的被打成右派、开除学籍、下放回家的学生。我与他在一起劳动……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聚集在一起谈论食物。大家把自己曾经吃过的或者听说过的美食讲出来让大家享受，这是真正的精神会餐。说者津津有味，听者直咽口水。大学生说他认识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得了成千上万的稿费。他每天吃三顿饺子，而且是肥肉馅的，咬一口，那些肥油就唧唧地往外冒。我们不相信竟然有富贵到每天都可以吃三次饺子的人，但大学生用蔑视的口吻对我们说，人家是作家！懂不懂？作家！从此我就知道了，只要当了作家，就可以每天吃三次饺子，而且是肥肉馅的。每天吃三次肥肉馅饺子，那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天上的神仙也不过如此了。从那时起，我就下定了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当一个作家。”

决心产生行动。据莫言的哥哥管谟贤介绍，一九七四年即莫言十九岁那年，他被派到胶莱河工地干活。寒冬腊月，滴水成冰，冷得晚上睡觉时鞋直接冻在地上拔不出来。而且活又累人，干部非打即骂——就在这样活着都很艰难的严酷环境里，“莫言竟然尝试写小说”！不过，莫言可就没有村上幸运了。村上写第一篇就获了奖，而他写一篇被退稿一篇，直到一九八一年才在保定市一家名叫《莲池》的一般文学刊物上勉强变成铅字。

下面说村上。别看村上比莫言大六岁，而迈出第一步的时间却比莫言晚了四年。当然，村上不可能为了一天吃三次肥肉馅饺子——村上当时在开爵士乐酒吧，他亲自掌勺，除了没有肥肉馅饺子，吃什么有什么。那么说村上写小说的初衷就比莫言伟大了不成？却又未必。村上不止一次不无得意地提到这一点。为了同样保持史实的严肃性，让我把他谈跑步那本书中的一段话照译如下：

“写小说念头的出现可以锁定在一个时刻：1978年4月1日下午1：30左右。那天，我在神宫球场外场席一个人喝着啤酒看棒球赛。从所住公寓步行去神宫球场没几步远。我当时就是益力多棒球队的球迷。天空一丝云絮也没有，风暖融融的，一个无可挑剔的美妙春日。那时的神宫球场外场没有设置座位，斜坡上只铺展草坪。我歪在草坪上，一边啜着啤酒仰望天空，一边悠然自得地看球赛。……第一击球手希尔顿（从美国新来的年轻外场手）打出左场球，球棒迅速击中球中心那尖锐的声音响彻整个球场。希尔顿飞快地绕过一垒，三步两步跑到二垒。‘好，写小说好了！’——就在那一瞬间我动了这个念头。一碧万里的天空，刚刚返青的草坪的感触，球棍惬意的声响，这些现在我都还记得。那时，有什么从天空静静飘落下来，而我把它稳稳接在手中。”

这个念头催生的就是《且听风吟》那篇处女作。一出手就获得了好生了得的“新人奖”，从此长驱直入。故而有莫言也读过并感叹“那样的作品我写不出来”的《挪威的森林》和《海边的卡夫卡》。

看来，无论莫言还是我们大家都应感谢那一时刻的那一尖锐而惬意的声响。当时球场所有观众肯定都听到了那一声响，但惟独村上从中听出了上天的召唤，一如工地干活的人中惟独莫言因为听了“一天吃三次肥肉馅饺子”的描述而下了当作家的决心。

恕我重复，作为文学之旅的第一步，两人都谈不上伟大。较之伟大，更近乎卑微——卑微的第一步。

相比之下，我的初衷或启动若干次的第一步倒是伟大的——我就是想写一部“《围城》第二”，就是想用来斩获诺贝尔文学奖，一来光宗耀祖，二来为国争光。然而始终没能写出，第一章都没写完就陷入了真正的“围城”之中。

如此看来，伟大的第一步未必产生伟大的作品，而卑微的第一步倒是可能同伟大相连，怎么回事呢？后来还是村上把我从“围城”中搭救出来。

村上认为小说家的“资质”有三项：最重要的是才华，次重要的是精神集中力，再次是后续力或耐力。

才华是天生的，因而无论量还是质都无法由作家本人任意操纵。“才华这东西同自己的计算无关，要喷涌时自行喷涌，尽情喷涌完即一曲终了。一如舒伯特和莫扎特，或如某类诗人和摇滚歌手，在短时间内将丰沛的才华势不可挡地挥霍一空，而后年纪轻轻就戏剧性死去化为美丽的传说——这样的活法诚然光芒四射，但对于我们中的多数人恐怕没有多大参考价值。”

也罢，让我乖乖承认好了：我没有当小说家的才华，还是老老实实当教书匠和翻译匠好了！

三、青春与修辞

村上春树说他的青春终止于三十岁——三十岁时的一件小事。当时他同一位美貌女子在餐馆碰头，边吃东西边商量工作。

因为对方同他往日热恋过的一个女孩长得太相像了，遂说：“嗳，你长得和我过去认识的女孩一模一样，一样得让人吃惊。”对方微微笑道（笑得极其完美）：“男人么，总喜欢这样说话。说法倒是蛮别致的。”

就在这话音落下的一瞬间，村上觉得自己的青春帷幕也随之落下了，自己已然“站在不同于过去的世界里”。

至于村上的青春帷幕何以因此落下，内幕自是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可以断定，村上的青春肯定和女孩、和恋爱有关。也不光村上，绝大多数人都难免这样。

可我不这样。这是因为，我的十五岁至二十五岁这青春十年，几乎与“文革”十年相伴始终。“文革”固然荒唐无比，却也没有荒唐到不许恋爱不让结婚的地步。

但作为事实，翻阅那十年期间的日记，“女孩”啦“恋爱”啦等字样的确一次也没找见。那么我找见的是什么呢？是漂亮句子，是看书时摘抄的漂亮句子！

让我从中举例若干：“古人云‘不教而善，非圣而何；教而后善，非贤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西游记）/光朗朗的一个声音，恍若鹤鸣天表；端溶溶的全身体度，俨然凤舞高岗（英烈传）/有泪有声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无泪有声谓之号（水浒传）/勇将不怯死以苟免，壮士不毁节而求生（三国演义）/来今往古，人谁不死？轰轰烈烈，万古留芳（说岳全传）/冻死迎风站，饿死挺肚行（战斗的青春）/她那双明媚黑亮的大眼睛，湿漉漉水汪汪的，象两泓澄清的沙底小湖（苦菜花）/一线曙光从北中国战场上透露出来，东方泛着鱼肚白色。黑暗，从北方的山岳、平原、池沼……各个角落慢慢退去。在安静的黎明中，加拿大人民优秀的儿子、中国人民的战友，在中国的山村里，吐出了他最后一口气（《白求恩大夫》）……”

粗略数了数，这本读书笔记涉及的书目至少有七八十种，时间跨度为一九六六——一九七O，即自己十四至十八岁之间，大体相当于人们最不看书也无书可看的“文革”前半期。在这方面，我必须感谢父亲那个书箱和偷偷借给我书的伙伴们。

看书抄录漂亮句子这个习惯在我七二年上大学以后仍持续了大约四年。这么着，我的青春时代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文学语言修饰着的。

也就是说，对于修辞的迷恋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对漂亮异性的迷恋。而修辞也回报了我。由此形成的修辞自觉几乎使我在重要场合的每一次发言、每一篇文章都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和赏识。这带给我一个又一个宝贵机会以至若干人生转折点。

不仅如此，修辞还让我在心田为自己保留了一角未被世俗浸染的园地，让我保持着五彩缤纷的文学想像力、不息的激情，以及对美的感悟和向往……

来源：文脉香（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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