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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用这本书，寻找中国文化的源头

来源：爱乐趣网时间：2021年04月01日 09:10

原标题：许纪霖：用这本书，寻找中国文化的源头

首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奖”得主，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许纪霖，是近现代史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著名的学者，著有《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等作品。

日前，《脉动中国：许纪霖的50堂传统文化课》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50堂课的源头，始自2000年来，其在大学课堂的《中国文化概论》已成为品牌课程，多个大学的MBA班、企业家读书会等也纷纷邀请开课，近年又经过“得到”音频APP千锤百炼、打磨为《中国文化30讲》，入选为《三联生活周刊》“人文知识好课榜TOP100”前十佳。

为什么现代化发展了，传统反而复兴了？认识传统，认识你自己，本书《脉动中国》所展示的，是一张整体性的中国文化认知地图。

从纵向的时间脉络来说，这本书讲的是中国文化的过去、现代和将来。从当下的问题意识反思中国文化的过去，从文化的传统展望中华民族的未来。

从横向的空间结构来说，提供了一个打通千年历史、站在高处俯瞰中国文化的系统性框架，揭秘中国人的道德心灵秩序和社会政治秩序。

在这一张中国文化认知地图上，全书依次有所谓“天龙八部”——甲部（核心结构“儒家”）、乙部（互补结构“儒、道、法、墨”）、丙部（信仰结构“儒、道、佛三教”）、丁部（政治结构“周秦之变与宋元之变”）、戊部（社会结构“江湖”等）、己部（总体结构“共同体”等），前有导论部（“留在我们血脉里的传统”），最后是结论部（“中国文化的未来在哪里”）。

五千年的中国，处于同一条文化的生命线上，把握了这个民族的深层结构，也认识了你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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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中国文化的源头

文 | 许纪霖

来源 | 《脉动中国》自序

我是“50后”生人，1978年作为“文革”以后第一届高考的学生77级进入大学，1982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有幸作为一代弄潮儿，参与了80年代的“文化热”，即“五四”以后的第二次思想启蒙运动，思想打上了深刻的80年代烙印。2019年是《读书》杂志创刊40周年，我在纪念集里看到一大串当年作者的名字，有邵燕祥、王蒙、刘再复、刘梦溪这样的前辈，也有包括我在内的年轻学人。如今，40年光阴过去，他们成了80年代的遗老，而我，成了80年代的遗少。

读书创刊号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如同“五四”及新文化运动一样，核心主题是批判传统文化，拥抱现代文明。那个时代的我，像许多同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以为中国文化传统是坏东西，是走向现代化路程中有待克服的障碍。其实，在那个时代，我们对“何为中国”“何为中国文化”不能说无知，至少在认知上是很浅薄的，再加上态度上激进，自然以“打倒孔家店”为己责。

直至90年代初，一场大风暴之后，我才开始冷静反思： 中西文化真的是水火不可相容，不能兼而得之吗？过去的我，最感兴趣的是西方文化传统，以为它代表了人类未来的方向，读的都是西方的哲学与历史经典。到了90年代末，我开始对中国文化的传统发生兴趣。

之所以有如此转变，有两个原因。

其一，我是研究近现代中国思想与知识分子的。我的研究越是深入，越是发现，近代思想的研究其实是一个“肩负十字架”的工作：一方面，要了解深刻影响近代中国的西方思想源流；另一方面，近代中国的思想，依然处于中国传统的延长线上， 仅仅理解西方思想，而不认知中国的传统，那是缺了一条腿。

其二，现代化越是深入，一个人的文化认同问题就越突出。我是谁？我从哪儿来？又要到哪里去？这些文化认同的问题深深地缠绕在我的内心，让我下决心回溯历史，寻找中国文化的源头所在。

于是，从2000年起，我开始为本科生开设《中国文化概论》，这门课差不多隔年上一次，成了20年来我在大学课堂的品牌课程。特别是近几年来，多个大学的MBA班、企业家读书会等又邀请我为他们上中国文化的课程或者讲座，讲课对象从历史系学生扩展到商界人士。课程的内容也随着授课对象的改变和新知识的出现而一再更新。

直至2017年底，“得到”音频APP邀请我为他们打造一门“中国文化”的音频课程。我怀着尝试新事物的好奇心，贸然答应了。在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里，与“得到”的同事们一起打磨这门课程，期间的各种磨难是我从未经历的，说是一场痛苦的炼狱也毫不过分。2019年7月，《中国文化30讲》经过千锤百炼，终于上线。这一个新版本，与我之前讲授的课程《中国文化概论》，无论从结构、内容，还是叙述的方式，都有脱胎换新的改造，整体性强化了，脉络更清晰，内容也更细化。最重要的是，通过发掘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提炼出一张认知中国传统的整体地图。

我的《中国文化30讲》上线后，出版方及时与我联系，希望推出该课程的讲稿。经过反复商量，最后决定在30讲的基础上，根据我最初的原稿，加以扩充修改，形成如今这本50堂中国文化课程的规模。

以上是这部讲稿的前世今生。借本书出版之际，我想回到开头的话题，继续谈一谈我对80年代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在纪念新文化运动百年的2015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从文明自觉和文化自觉的角度，讨论中国文化在近代走过的路程以及未来的前景。而今读来，依然代表我的看法，下面摘录文章的最后一节（部分），作为序言的核心内容。

中国文化一方面是普世的，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和古希腊罗马文明一样，是古老的人类文明，具有全人类的意识，另一方面，这种普世性又是从华夏—汉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升华而来，因而中国文化又是特殊的，有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意识。这种矛盾并非到了近代才出现，在上下三千年的中国历史之中，中国文化就具有“天下主义”和“夷夏之辨”双重性质，天下主义意味着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无边际、无疆域的普世性文明，夷夏之辨意味着以文化的有无或高下来区别“我者”与“他者”，有明确的、毋庸置疑的中华文化主体意识。因为普世的天下主义文明主体与特殊的夷夏之辨文化主体乃是同一的华夏—汉民族，因而文明与文化主体性之间的紧张在古代世界并未表面化，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

到了近代之后，情形发生逆变。中国人第一次遭遇了无论是实力还是文明都高于自身的西洋文明，天下主义转变为西方为中心的近代文明论，夷夏之辨蜕变为以种族意识为基础的近代民族主义。于是天下意识与夷夏意识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紧张：近代文明论的文明主体不再是中国，而是西方；但近代民族主义的文化主体则是受到西方宰制的、有待觉悟的中华民族。文明的主体与文化的主体发生了历史性的错位，中国究竟是需要文明之自觉还是文化之自觉？

……

一些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朋友常常认为：只要是“好的”，就应该是“我们的”，不应该有“自我”与“他者”之分，假如基督教能够拯救中国，我们为何不可接受它为中国的主流价值？要知道，再好的外来文明，也需要转换为“我们的”文化，而在“我们的”空间里，并非一片空白，外来的文明，必须与已有的本土文化交流和融合，实现外来文明的本土化，融化为“我们”，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在历史上，佛教是外来的宗教，但如果没有禅宗把“好的”佛教变成“我们的”佛教，佛教也不会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宋代之后最壮观的文化景观乃是儒道佛三教合流。对于普世的文明，人们总是以理性的态度衡量它是否“好”，是否值得接受；但对于自身的文化，人们通常是以情感的态度感受它是否是“我们的”，是否愿意认同。一种外来的文明倘若仅仅停留在富强、救世的工具主义之“好”，其依然是外在的、异己之“好”，意味着尚未在民族文化的土壤里扎根，随时有被清除的可能。一旦其融入了民族的历史传统、成为中国人的内在生命所在，那么它就从外在的客体转变为内在的主体，成为“我们的”身心不可分离的一部分，那么，外来的普世文明便转化为民族的自身文化，具有了家园感、根源感和归属感。

……

如何从“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经验的特殊性之中提炼出具有现代意义的普遍性之“好”，另一方面又将全球文明中的普世之“好”转化为适合中国土壤生长的特殊性之“我们”，这是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核心议题。这一主体性，既是民族文化的主体，同时又是人类文明的主体，只有当文化与文明的主体重新合二为一，不再撕裂与对抗，中国才能走出百年来的二律背反，重拾民族的自信，再度成为一个对人类有担当的世界民族。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