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开风气也为师:乐黛云先生自传书写“九十年沧桑”
原标题:既开风气也为师:乐黛云先生自传书写“九十年沧桑”
命运本来很可能安排她去担任北京市领导人彭真的秘书,但她更喜欢学术;机缘也曾经使她可能成为一名外交官,但她选择了留在大学校园。
鲐背之年的乐黛云先生依然精神矍铄。她说:“命、运、德、知、行,这五个字支配了我的一生。”“命”与生俱来,“运”则充满偶然,“知”意味着对知识和智慧的探求,而“行”意味着现实人生中的取舍与选择。
3月26日,在春雨绵绵、和风细细的下午,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者和奠基人、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先生的自传《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新书发布会暨学术人生分享会在京举行。众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探讨和分享乐黛云先生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突出的学术成就。

新书发布会现场
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故事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两个原则,一个是真话不一定讲,一个是傻话和谎话一定不讲。大家看这本书的时候,看到谎话一定挑出来告诉我,这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个原则。真话要讲,可是讲得不好,有的应该讲的没讲,不应该讲的也许讲了。所以我很希望听听大家的批评。”在新书首发式现场,乐黛云先生在开场时谦虚地说。

乐黛云先生在新书首发式现场
在《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中,乐黛云回忆了自己的童年生活和求学经历,以及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遭遇一系列的坎坷曲折——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最后又回到教学岗位。五十岁的她,在一般人以为“人到中年万事休”的时候,毅然决然选择了重新开始。
此后,她重新焕发学术活力,在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开拓中披荆斩棘,取得了斐然成就:因为她,北京大学有了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机构;中国有了自己的比较文学学会;全国各高校有了一个又一个比较文学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培养点;中国学者开始走向世界,并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中担任要职;而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也成为整个人文研究中一条异常活跃的“鲶鱼”。
九十年历经沧桑,却始终坚韧如初。乐黛云先生将自己一生的人生经历,包括她的家庭,她的爱情,她与时代的沉浮,她跟命运的较量,她对学问的追求,她对一颗颗自由灵魂的怀念,都在书中用隽永的文字娓娓道来。

在新书发布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代表中文系为乐老师献花。贺桂梅说,《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不仅讲述了乐老师个人的故事,也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一代北大人历史的见证。

新书首发式现场
“乐老师1948年从山城贵阳来到北大,那也是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期。从那个时候起,她的生活和命运就和北大,和当代中国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荣辱与共,有过辉煌也有过磨难,但是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祖国和人民的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精神自由和生命价值的思考探索。磨难时沉静,辉煌时进取,她始终保持了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和北大人的精神品格,成为这一代人中的杰出代表。”
钱理群:“乐老师是我的研究对象”
年届八旬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与乐黛云先生既是贵州同乡,也是北大同事,还有师生之谊。在新书发布会上,谈到与乐黛云先生的关系,钱理群说:“一开始我是乐老师的学生,某种程度上是乐老师辅助王瑶先生把我带到了现代文学研究之路的。后来我真正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时候,逐渐发现原来乐老师是我的研究对象。”
钱理群提到,前几年他写文章研究抗战时期贵州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历史性相遇,抗战时期把五四新文化连同世界带到了、传入了中国最边缘的地区,这样的一种传入对于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和年轻一代有什么影响?这时候他读到乐老师对年轻时候在贵州读书的回忆,“她就成了这样一个典型。”

新书首发式现场
后来,钱理群在研究1980年代文化的时候,发现80年代文化热中有一个核心的现象,就是成立的很多组织,其中包括文化书院。而汤一介先生是文化书院的主要的组织者,乐老师也参与其中。钱理群为此写了几万字,里面详述了汤一介先生的贡献以及乐老师的一些回忆。
“乐老师不仅走了自己的独特学术之路,而且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不仅永垂于我们这一代每个学生的历史记忆中,而且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史、现当代思想史、知识分子精神史以及贵州地方史上都留下了她个人的印记,这大概就是今天我们来祝贺乐老师九十高龄的一个更深远的意义。”钱理群说。
洪子诚:学问有人情、人性的支持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在新书首发式上谈到,读高中的时候自己也是文青,“我订阅的《文艺报》几乎从开头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乐老师是通讯员,她发表一些文章我都知道”。
1956年洪子诚入读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当时北大中文系工会办的报纸上,洪子诚看到有老师称乐黛云老师为“黛”,觉得乐老师为人亲切和睦,给洪子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新书首发式现场
真正与乐黛云老师较多接触是在五七干校期间,那时洪子诚已经留校任教。他回忆道:“大家都谈乐老师的学问。乐老师还是个劳动能手,而且干活真的是非常卖力气,力气也大,包括摔砖、盖草棚等等。”
乐黛云和汤一介一直是北大校园里令人艳羡的学术伉俪,“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洪子诚在会上提到一个细节。每年时逢乐老师和汤一介先生的结婚纪念日,两人都要到西餐厅去用餐庆祝。1988年在北戴河夏令营期间,两位先生在讲课之余,专门跑到秦皇岛去庆祝结婚纪念日。“当时我就非常感动,我一辈子好像也没有这样一种深情厚义。我后来慢慢知道乐老师的学问也不光是观念的,不光是理解的,不光是概念的,而且有一种非常生活的人情、人性的支持。”
陈平原:既开风气也为师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同为乐黛云老师弟子的陈平原认为,在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乐黛云老师十分难能可贵地“既开风气也为师”。
“开风气的人,大部分学问都做得不怎么好。开风气需要学术敏感,需要开拓,需要学术组织,需要登高一呼,大量的社会活动会影响到自己的写作和著书。但开风气不为师是大家都能适应状态,但开风气也为师更值得我们尊敬。”陈平原说。
在他看来,乐黛云老师在中国学界是跨出中文系也跨出现代文学、比较文学,少有的兼具“开风气”和“治学”两种能力的人。既能够做大量的学术组织工作,举重若轻,同时又能够自己著书立说。

乐黛云先生在北大校园内
乐老师的“大器晚成”也让陈平原十分感慨。“回过头来想想,我的老师和老师的老师那辈人,能够有20年、30年平静读书的很少,乐老师什么时候开始作学问?50年代写过两三篇文章,而我们真正知道乐老师的文章是1981年,那一年乐老师50岁。”
从50岁真正踏上学术道路到今年,整整40年,乐老师没有停下来,这是让陈平原感动的。“我们个人其实是很难把握大的时代风潮。乐老师50岁抓住那个机会,你们仔细看她的履历,50岁以后如何地奔跑,如何5出国念书,如何开始真正的英语学习写作训练诸如此类。有时候学生说来不及了,我说没什么来不及,你看乐老师,从50岁才真正登上学术舞台,前面其实是蹉跎岁月。”
谈到《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陈平原表示,乐老师有故事,有才情,更有坦荡的胸襟,愿意分享,所以写出来的传记十分耐读。“这是乐老师一个人的自传,也是近代史的一个侧影。”陈平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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