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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界发生在德国的“中国热”，对于文学的接受，始终保持理性

来源：爱乐趣网时间：2021年03月24日 06:10

原标题：18世界发生在德国的“中国热”，对于文学的接受，始终保持理性

18世纪德国各界充斥着“中国热”，但德国文坛对“中国热”的反应略显滞后，直到18世纪下半叶才接触到关于中国的文学作品。

首次传入德国的是法国人杜赫德所撰的《中华帝国全志》，1747至1749年译成德文。

因而，18世纪德国文坛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尚处于初级阶段，浮于表面，不够深刻。

18世纪受“中国热”的影响，与中国相关的书信体小说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

1721年法斯曼（David F.Fassmann）发表了小说《奉钦命周游世界的中国人》。

小说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叙述他奉命到访欧洲后，对欧洲时政、社会风俗的所见所闻。

小说还着重介绍了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暗含着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

1760年，腓特烈大帝写了体裁类似的小说《中国皇帝的使臣菲希胡发自欧洲的报道》。

腓特烈大帝在小说中将孔子的高尚德行与罗马教皇的残忍无度做了鲜明对比，以揭露和批判天主教与罗马教皇的种种罪行。

德国启蒙时期的德语文坛除了信札小说外，“道德小说”与“国事小说”也是18世纪“中国热”影响下的产物。

“道德小说”以中国哲学中的道德主义为主题，旨在教化世人。“道德小说”作家主要有普费弗尔（Gottlieb Konrad Pfeffel）和赛肯多夫（Karl Siegmund von Seckendorff）。

普费弗尔的《寓言与故事》中有多首根据中国孝道故事改编的诗歌，通过这些诗歌来劝谕世人孝敬父母，启迪民智。

另一位“道德小说”作家赛肯多夫的几部作品如《中国道德家》《命运之轮》《命运之轮或庄子的故事》等都与中国道德哲学尤其是庄子哲学有关。

这些作品利用老子和庄子的学说来探索人生的终极奥秘，借老子之名讨论三个人生哲学问题：“我是谁？”“我在哪里？”“我为何存在？”

“国事小说”则多通过塑造理想的东方——“中国形象”来促进西方现实社会的进步。

“国事小说”中最为经典的便是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72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金镜》。

维兰德在小说中化用了《赵氏孤儿》的故事，虚构了一个勤政爱民的贤明君主形象梯芳，颂扬了他充满儒家精神的治国方略。

此外，作家哈勒尔（Albrecht von Haller）创作的两部“国事小说”《乌松》和《阿尔弗雷德——盎格鲁-撒克逊的国王》均充满了对中国文化的溢美之词。

哈勒尔对中国文化并非全盘接受，而是高歌中国精神的同时，分析批评中国文化的不足之处。

哈勒尔在《乌松》中探讨了东方国家的开明专制主义和西方国家的民主主义两者之间的差异，对专制君主制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在后部作品中则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弱点提出尖锐批评。

随着启蒙运动的不断发展和深入，18 世纪德国作家对中国及中国文化从最初的全盘接受、高歌颂扬，逐步过渡到理性看待、客观分析的阶段。

然而无论处于哪个阶段，德国作家塑造理想中国形象的最终目的，都是以中国为镜，表达自己的启蒙思想，抨击时政、启迪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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