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讯张中信笔下的“小人物”与大巴山“地方特性”

张中信笔下的“小人物”与大巴山“地方特性”

来源：爱乐趣网时间：2021年03月19日 15:18

原标题：张中信笔下的“小人物”与大巴山“地方特性”

张中信笔下的“小人物”与大巴山“地方特性”

刘婧周毅《张中信大巴山文学地理书写研究》连载六

宁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二者所涵盖的各个要素，都能对文学构成影响。人文环境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同时又有其独立性，反过来影响自然环境的形塑与变迁。大巴山的政治、经济、语言、风俗、建筑等要素共同构成大巴山的人文环境，并在时间的沉淀与人的社会活动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地方特性和地理品质。

所谓“地方特性”实际上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为建筑学研究者所频频言说，也为社会学研究者所定义，更为文学地理学研究者所提及。

杨丹丹曾指出“地方特性”是指“在时间上具有共时性和延续性，在空间上具有地域封闭性和稳定性”（杨丹丹：《“地方性”与北方文学研究》，《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168页。）的“地理存在与地区方位，地方特性既有地域的自然标记和属性，又有地域的文化特征与属性，是自然边界与社会边界相统一之后的存在属性”。（曾大兴，夏汉宁，刘川鄂主编：《文学地理学》（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357页。）地方特性是一个地方的身份和属性标记，往往具有极高的辨识度。不仅如此，“地方特产、地方历史、地方风云人物等独一无二的内容也属于地方特性”。（曾大兴，夏汉宁，刘川鄂主编：《文学地理学》（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358页。）

本文所述的“地方特性”则更多指向于在自然与人文环境基础上形成的、在地方民众活动与共建关系中体现的地理、历史与文化三位一体的地方特征与地方品格。它既是实在的，又是审美的，它更多地从地方的人文环境中凸显出来。

地理品质也是文学地理学论者提及的概念，强调要“将文学作品作为艺术对象来考察，从而更好地把握文学作品中的地理因素、地理信息和地理品质等问题”。（邹建军：《文学地理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问题》，《关东学刊》，2017年第9期，第8页。）可以将其理解为，在地理书写相关的文学作品中往往蕴含作家对于地方的关照，尤其是其中的地理特性与地理品格的展现，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作家描写地方的艺术高度，展现作家对于地方要素挖掘的准确性与文学表达审美性的把握程度。而这些往往也在以自然环境为基础的人文环境中得以呈现。

一、以丰富的人物系列凸显地方特性

张中信对于大巴山的刻画是较为准确且细腻的。他勾勒大巴山、开掘大巴山的根本意图在于守望大巴山。他以犀利的眼光和真实的经验穿透大巴山的云雾，挖掘大巴山人文环境的基本特性，为的是更为坚定地守护大巴山、笔耕不辍地描摹大巴山，进而全方位展现大巴山的“真”与“美”。

应该说，从大巴山的人文环境入手，大巴山的地方特性与地理品质在张中信的作品中得到了良好的凸显与印证。这种印证最重要的来源在于作家对大巴山小人物的深入挖掘和对当地非物质文化景观的文学处理。就前者而言，作家重在突显普通人的生命韧性，洞察人性本质，展现人生无常，并呈现出一幅独特的大巴山乡村生活图景，以深沉的剖析提炼出大巴山的人文地方特性。就后者而言，作家重在以各类大巴山特有的非物质文化景观凸显大巴山的地理品质，展现独一无二的大巴山世界。

人类以智慧创造文明，以科技造就时代。在今天，我们可以通过音乐、绘画、摄影、雕塑、建筑等多种形式展现一个地方的独特价值与审美魅力。如果打开搜索引擎，输入“大巴山”关键词，扑面而来的是有关大巴山的画作、照片、录像、景观介绍等等，似乎足不出户就可以饱览大巴山的神秘面容。

文学当然也拥有记录、反映、描述、艺术处理的性质和作用，但与其他艺术形式不同的是“文学作品不能被视为地理景观的简单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塑造了这些景观”。（〔英〕迈克·克朗著，杨淑华，宋慧敏译：《文化地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5页。）这不仅仅体现在滕王阁、黄鹤楼、桃花源等“文学景观”的形成上，另一方面，文学与景观之间的互相渗透与互相阐释所达成的双向交互关系，也使得景观呈现具有了超越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文学所持有的贯通天地古今、洞穿世情人性的广阔艺术空间包容一切创造与想象，能够提供其他艺术形式所难企及的多维空间，并于其中融注情感、激发共鸣，这是文学的独特魅力所在。如果说绘画与摄影为一个没有到过大巴山的人展示大巴山的实体风貌，那么文学就能为他洞开一个融真实与虚拟为一体的大巴山世界，任其自由驰骋于其间，穿透大巴山的“形”，触及大巴山的“神”，体悟其地方特性，找到人类共通的精神体验。只有在“形”“神”合一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触摸大巴山；只有在所有艺术形式的综合呈现中，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大巴山。可见，文学是绝不可少的艺术方式。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在今天，以张中信等为代表的一批大巴山作家仍然饱含热情地书写着大巴山。

应该说，触及大巴山的“神”是所有大巴山文学书写的共同追求。对作家而言，地方“特有的自然风貌与风土人情作为一种鲜明的印记沉淀在作家的精神空间中，形成了他们独有的生命感悟与审美体验”。（曾大兴，夏汉宁，刘川鄂主编：《文学地理学》（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358页。）在论述张中信作品的地理空间时，笔者曾论及“人”在文学作品中的主体地位，并强调文学地理空间的分析应当以“人”为中心。作为作家的张中信显然对这个关键要素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非常清楚。他正是用塑造一系列巴山小人物、展现其生命韧性、描绘乡村生活图景的方式来表现大巴山的人文环境、突显其地方特性。

《红尘书》《野茶灞纪事》《野茶灞时光》《红蜻蜓·蓝蜻蜓》《匪妻》等作品集中、系统地描写了大量的大巴山当地人。他以大巴山为舞台，或以现实笔法素描众生相，或以魔幻色彩描绘神秘奇幻的“匪”，塑造大巴山“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家在这些人物身上倾注了真挚的情感，他坚信生活的真谛凝结在普通人身上，所以他以平等的眼光和批判的态度着力展现大巴山的小人物。哪怕是山匪、水匪，亦有普通人的悲欢、真情与原则。

张中信通过展现普通人面对命运和世态的顽强、无奈、抉择、压抑，以及与之形成张力的小人物蓬勃的生命力和可贵的生命韧性，并以此为基础，传达他作为大巴山人对于大巴山地方特性的理解。大巴山的“倔强”“坚韧”“直白”“粗砺”“细腻”“柔情”“神秘”……正是熔铸在作家对小人物的描写之中。体悟大巴山的地方特性，必须以“人”为核心。

具体而言，张中信书写了顽强抗争者、朴素劳动者、坚守原则者、多情风流者、诡秘传奇者、无奈边缘者等多类大巴山小人物形象，多方位展现人物的生命韧性，从而以小见大，体现出大巴山的地方特性。

在塑造这些人物时，张中信常以真实人物与事件为基础，将人物切实放置于大巴山的地理环境之中，且非常注重他们之间的互动与关联，深挖人物内心、连接人物关系。张中信笔下的小人物往往有密切的地缘关系，即以野茶灞、板板桥等地理位置为纽带，从而形成的邻里、同乡关系。作家极少孤立地描写某一个人，而是建立了以共同地理环境为依托的关系网，如此一来，在凸显人物个性的同时又并未妨碍共性的呈现。小人物展现自己独特的人格特质和对生命的理解，同时又不断显露出其所携带的共同的大巴山地方基因，进而形成一幅密切勾连的人物图册，深化了读者的阅读体验，使之能够进一步地提取、体悟大巴山的地方特性。

笔者试对张中信笔下几类巴山小人物做详细的分析，以期揭示巴山小人物生命韧性与大巴山地方特性之间的联系。

二、顽强抗争者：展现大巴山的“刚毅”与“倔强”

“抗争”是人类共同的关键词。不论是俄狄浦斯对命运的抗争，还是《家》中的觉民、觉慧对封建礼制的抗争，都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类对于生命束缚、命运捉弄、时代限制、人际困顿的抵抗与斗争意识。

张中信笔下的人物不如俄狄浦斯如此传奇，也不如觉民、觉慧有那么强烈的革命意识，相反，他们都是再普通不过的生活或曾经生活在大巴山的山野之人。即便如此，他们在面对命运的戏弄、原则的毁灭或时代的压抑时，仍然能够顽强地抗争，以自己的独立思考做出坚定的抉择，展现出自我的主体意识和难能可贵的生命韧劲。这一类人，可以称作是“顽强抗争者”。

“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芬”的死震惊了整个野茶灞，因为她是自杀而死。在乐天安命的传统乡村，自杀是非常罕见的事情。“芬”向来勤劳、有活力，并且极有原则，面对“土豪”孙克龙的追求，已为人妻人母的她完全不为所动。不幸的是，她进城做清洁工工作时被老板“翻了墙”，刚烈的她悲愤万分，哭诉着要求维权。可懦弱的丈夫王老憨面对十万块的“封口费”竟说出“不就翻了个墙，人家还给了那么多赔偿，何况芬也快四十岁的人了，又不是黄花大闺女”（张中信：《红尘书》，团结出版社，2020年，第156页。）这样令人愤恨的话。“芬”万念俱灰之下，选择了以最激烈的方式抗争。她用生命抗争不公的命运，抗争指指点点的人们，用永久的沉默回应她对于原则的坚守。

如果说“芬”的抗争是绝望的最后一击，那赫赫有名的“板娘子”面对压迫则显示出“舍我其谁”的强势与潇洒。“板娘子”虽是女子，却有着男人都难及的英姿。她不拘一格，只求自己喜欢，不在乎他人眼光。面对觊觎自己的男人，她总有出手教训的法子让其知难而退。到板板桥开展工作的“武队长”和“奶包娃儿”的老婆“芳”行了不轨之事，野茶灞人可怜“奶包娃儿”，却只有“板娘子”敢出头。有勇有谋的“板娘子”通过找生产队长，策划揭穿、怒打“武队长”等方式为“奶包娃儿”鸣不平。“板娘子”敢于抗争，不仅是为自己抗争，更常常打抱不平，为他人而抗争。但吊诡的是，在作者的叙述中，“板娘子”最后也“背叛”了自己的丈夫，可她却仍然坚持自我，振振有词。应该说，作者所塑造的“板娘子”是生动立体的。他一方面展现出这个泼辣的女人敢于反抗的顽强韧性，另一方面也在字里行间寄寓自己的批评性深思。面对同样的道德原则，“板娘子”的抗争缘由与对象却全然不同，她在迎合自我和巩固道德的矛盾中一以贯之地选择做出抗争，这本就值得人们深思。作者在稀松平常的叙述中暗暗揭示了道德与文明无法完全规训这片土地的现实状况，更道出了人性与世事的复杂。“板娘子”的抗争者形象留给读者无尽的思考。

住在野茶灞西南端水码头的“黑婆”在特殊时期被不分青红皂白的“牛队长”强行定性，从此面临无休无止的批斗和原本亲切的乡亲们的排挤。“黑婆”无声地忍受一切，却在自己的老屋面临被拆时，以生命为代价进行了最后一次无声的抗争……

总的来说，张中信笔下的抗争者在他建立的以野茶灞、板板桥为中心的大巴山世界中经历着在此地才会有的历史和人情，他们选择不同的方式对命运、时代、人情、舆论的压迫做出自己的抗争。尽管正如作者所提及的，这些抗争对于其他人来说，最终往往是无声的、无谓的，但也正是在这样的对比和张力中，抗争者倔强顽强的抗争精神才更能引起读者的深思。

三、朴素劳动者：体现大巴山的“质朴”与“粗砺”

劳动者是乡土文学绕不开的书写对象。在大巴山深处的村落里，生活着许多平凡朴素的劳动者。他们躬耕农亩，与清风泥土为伴，纯粹朴实，却也掌握着大自然的秘密，拥有土地教给他们的智慧。在劳动中，他们体悟生命，展现坚韧的劳动精神与生活真谛。

张中信在描写朴素的劳动者时，主要从自己身边的亲人入手，以细致的观察和体验，展现大巴山劳动者的生命韧性。其中“父亲”是作家最常言说的对象。在《红蜻蜓·蓝蜻蜓》中，作者叙述了祖屋与老屋的沧桑历史。建造祖屋是祖父的希冀，父亲年幼时就不得不被剥夺上学的希望，从而开启了面朝黄土的生命历程。父亲见证了祖屋的拔起，又和母亲一同亲手建成了老屋。在“我”的印象中，“只要一天不见庄稼的面，父亲心里就发慌”。（张中信：《童话时光》，中国三峡出版社，2000年，第55页。）父亲不仅侍弄庄稼，还爱好栽树，当他看到成果时常有抑制不住的满心欢喜。在漫长的劳动生活中，父亲悟出了许多人生的道理，显示出劳动者的智慧。在“顽固”的红石骨坡地上，面对“我”的质疑，父亲坚定地说“只要能播种，就会有收获”。在春天的野百合山谷，“我看见一枝艳艳的山里红便可以感受到生命的气息，而父亲体会的是，那枝山里红与人的命运一样，繁花似锦后，最终将化作泥土。”（张中信：《童话时光》，中国三峡出版社，2000年，第13页。）父亲对大自然有无限的敬畏，他认为，我们所生活的神秘世界纷繁复杂，连自己的事情都理不清楚，没有资格审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在土地上挥动着锄头、在乡里总是公正断事的父亲尽管已经离开了人世，但他对于土地的执守、对于生命的领悟无不时时刻刻印刻在“我”的心间。父亲用实际行动展现了普通劳动者的坚毅。“我”的祖母更是实实在在的劳动者。她单薄的身形穿梭在零零星星的菜畦之间，畦地承载着祖母说不出口的心愿。她以温和的心态侍弄土地，也终于与泥土合二为一。

除了耕种者，张中信也书写了例如牧羊人、护林人、手艺人、木匠、猎人、擦鞋匠等形形色色的普通劳动者。他们或为生计操劳，或为内心的信念坚持，不仅体现了劳动者的勤苦，也展现出令人敬佩的信念感与主体性。例如十六岁起就开始劳碌的木匠，一生夙愿只为给自己打造一口满意的棺材，但“棺材的盖子还未刨完，他却一头栽倒在自己打制的棺材里”（张中信：《风过野茶灞》，团结出版社，2020年，第205页。），令人不胜唏嘘。而一生操持着自己的擦鞋小事业，待人平和善良，恪守原则的哑巴朴素实诚，最终也获得了所有人的尊重与敬佩，“哑巴鞋”招牌是他生命的延续。

张中信书写的是再平凡不过的劳动者。在大巴山的土地上，他们勤劳质朴、奉献一生，在平淡朴素的生活中却又常常迸发出独特的思索与别样的智慧。虽然生命终将逝去，他们却将自己的足迹印刻在大巴山的每一寸土地。在作者的表述之中，我们能够体会到普通劳动者对于大自然的敬重、对于乡土的眷恋，以及对于个体生命所执着的坚忍与信念。

四、坚守原则者：凸显大巴山的“坚韧”与“正直”

张中信绘写了大巴山乡村生活的真实图景，试图呈现现实生活样态。他在叙写人物、事件时常常有“史”的意识，追求复现野茶灞的地方史。

在野茶灞历史图卷中，有一些人，尽管也是平凡的小人物，却能够在任何时代、任何处境或任何诱惑中坚守自己的原则，令人不得不敬佩他们的坚持与隐忍。

似医非医的乡村奇人“牛医生”因其为牲口治病成效显著而为人尊敬，他曾一口气治好罹患“瘟疫”的上百头耕牛。不仅如此，“牛医生”也经常给人治病，甚至医治好过一些将死之人。但“牛医生”的原则在于，从不轻易透露药方。尽管“牛医生”不是挂牌医生，也从来没人知道他的方子到底神奇在何处，当地人仍然十分敬重“牛医生”。在板板桥镇卫生院的女院长试图找出“牛医生”的神秘之处时，“牛医生”更是直截了当地看穿了女院长的心思，嘱咐她不要想太多，万事顺其自然。这样看似普通的“指点”竟使得女院长真的卸下了多年“心病”。而如神医般的“牛医生”在自己生命的危急关头，仍然选择秉持“医不自医”的原则，最终离开了人世。

“范先生”也是一位坚守原则的人。他学识渊博，又在偶然的机会中走上讲台成为一名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凭借扎实的文化知识和作为教师的热情负责征服了整个野茶灞。学而优则仕，面对仕途，“范先生”却不以为然，仍旧专注于自己的教学，对打理政务不感兴趣。面对有心人的挑衅，“范先生”淡然处之，坚持当好一个教师的原则，尽心尽力为学生服务，赢得了广泛赞誉。虽然“范先生”出于诚实与对知识的尊重得罪了县教育局分管副局长而被免职，他仍旧不以为然，一心扑在教学上。“范先生”一身正气，寓教于乐，始终信奉教书育人的原则，得到了应有的敬重。

在通江县内有一著名的“雷音炮”招牌，名号源于爆炸力强、声音清脆的雷氏炮仗。老板雷振清是个恪守道义的性情中人。“雷音炮”的活字招牌引来了络绎不绝的顾客。面对炮仗销量激增，有人为雷老板出主意，从他处购一些炮仗贴上“雷音炮”的标签再出售。可雷振清就是“认死理”之人，绝不欺骗老客户，也绝不自砸招牌。就是如此公正诚信的商人，却在战争年代受人胁迫。面对“王老虎”的极端威胁，雷振清做出了将自己连同整个“雷音炮”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壮举。

同样坚守原则的还有“阴阳剃”“毛铁嘴”等人。

这些生活在大巴山深处的小人物，或是为了心中的道义和理想坚守原则，或是为了延续传统坚守原则，或是出于各种难以道明的缘由而坚守原则。他们中有的人甚至可以为了坚守原则而付出生命。这些小人物对于原则的坚守无法简单用道德标准来进行评判。但他们身上却折射出小人物对于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与对信念准则的坚守，这无疑也是大巴山乡野人物生命韧性的体现。

五、多情风流者：演绎大巴山的“细腻”与“柔情”

传统神秘的大巴山，自然也上演着一出出风流秘事，有的至今还为人津津乐道。尤其是在原生态的山野之间，多情风流者演绎着一段段传奇情感。

在张中信笔下，这些多情风流者往往大胆地追求原始欲望，揭开男女之间的“遮羞布”，主动表达对于情爱的渴望。作者塑造的大巴山多情风流者，往往有着复杂神秘的身世背景与性格特征。从不同的多情风流者身上，我们能看到他们背后的沧桑与心酸、对于自由和爱情的追逐以及执着和善良的个性。

“情嫂”在野茶灞是一个响当当的、令人又爱又“恨”的名字。“情嫂”出落得很标致，小时候知书达礼，颇有大家闺秀的风范。但长大以后，就有些“疯”了。“情嫂”很有“志气”，决心要混出个“人样”。十几岁的年龄，“情嫂”先是和校长有一段秘情，被发现后她只得出去打工。被服装店老板的儿子抛弃后，“情嫂”决心跟随真心待她的“王二憨”。风情万种的“情嫂”被野茶灞的男人们所觊觎，她开始做银耳生意后亦是绯闻不断，但她却不为所动，以聪明大气的姿态面对风言风语。就是这么一个多情风流的女子，却有着常人所难及的魄力与包容心。她不仅盯准了银耳市场做得风生水起，还在视自己为“对手”的“芳”那里栽了跟头后，一声不吭地为其垫付了贷款。她也有远见卓识，在新农村建设中提出修通野茶灞村道公路的建议……

这样一个多情风流却重情重义的小人物身上所体现出的既有对于生命的主动把握，也有为人处世的良善，更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魄。

“黑牡丹”的风流秘事在野茶灞亦是无人不知。作为几十年前野茶灞的风流人物，风姿绰约的黑牡丹无法忍受独守空房的寂寞，与供销社的“刘主任”偷偷产生了一段情谊。年轻又精明的“黑牡丹”打着“刘主任”的主意，在一次令人啼笑皆非的意外中，两人之间的秘事被曝光，“黑牡丹”的名声彻底败坏了。丈夫和“刘主任”的离开，以及供销社业务滑坡的困境都没有打击到她。在外地人涌进野茶灞的年代，“黑牡丹”颇有头脑地做起了“中间人”，也收获了姓金的木料贩子对她的钟情。可好景不长，“金”意外死亡，黑牡丹深受打击……

“黑牡丹”尽管多情风流，但她重情义、知轻重、有头脑，她追求自由的爱情，也有平凡人的韧劲。她可以抗住所有的磨难，却在最柔软的情感上无能为力。

张中信的笔记体小说《匪妻》绘写了荡气回肠的大巴山奇事，颇具魔幻与武侠色彩，可读性很强。在描写各类“匪”的传奇逸事的同时，他也展现出草野奇人的多情风流。“花姐”与“黑老七”就是一对令人唏嘘的风流之人。“花姐”是巴州城有名的美人，先后跟过几个男人，几个男人却都落了坏结局。被指“克夫”的“花姐”在漂泊中遇见了舵把子“黑老七”，她为年少渔家女挺身而出，自告奋勇做了“黑老七”的船娘。在“花姐”的打理下，“黑老七”的事业也蒸蒸日上，终于惹来了“王三春”的觊觎。但“花姐”仍然平静自若，以一己之身换来船队的安宁。粗中有细的“黑老七”临死前仍不忘“花姐”，嘱咐将他葬在与“花姐”初遇的白衣渡口……

作者塑造了许多多情风流者形象，在他们丰富的经历中，我们看到多情风流之下的磨难、坚强、情义、善良和追求。这样复杂多面的小人物是真实的、可以触及的，也是可以引发强烈共鸣的。这样的小人物，更是大巴山里的典型人物，透过他们的人生，读者可以抵达那个立体的大巴山世界。

六、诡秘传奇者：揭示大巴山的“诡谲”与“神秘”

如前文所提及，《匪妻》是张中信的得意之作。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跳出了野茶灞世界，描写了更广阔空间中的大巴山人物。小说“或写巴山匪事，或写山野草民，或写市井人物，构思十分巧妙，故事一波三折，人物命运多舛。”（张中信：《匪妻》，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页。）尽管这些人物在大巴山小有名气，也给世人留下无尽的话题，但作家的根本目的，在于描写传奇中的常性，叙说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也是大千世界中的平凡人物。

其中有一类人，身怀绝技，行走江湖，来去之间，徒留孤影。他们有的神秘莫测，坐拥无数的传说；有的经历奇特，为人所乐道；有的秉承风骨，一诺千金……笔者将其概括为“诡秘传奇者”。

例如大巴山土匪之另类“陈鹞子”始终自立门户，从不啸聚山林。依托轻功了得、善易容术、枪法奇准三门绝技，他行走山野之间，横行霸道。但人外有人，他却偶然间路遇敌手，被一不见面容的红衫女子掠去武器，只得连夜而逃。“陈鹞子”收手后隐居于大巴山某村落，耕田为生，再不行匪事。能有自知之明且有所敬畏，能从霸道土匪转化为田野农人，“陈鹞子”形象体现出可贵的克制与坚忍。另外，这种颇有传统侠义气息的文字表述也突显出作者高超的语言功力以及对世事哲理的深刻洞察。

又如“鬼手”，作为女人却甘当刽子手，手起刀落之间暗藏无尽秘密。再如“瞎弦王”，琴技了得却最终逃不过美人关，不遵“老瞎弦”的嘱托离开巴州城，结果落得个琴与美人俱失的结局……

大巴山既是真实的，又是魔幻的，它笼罩在云雾之中，诉说着自己的前世今生。而这些诡秘传奇的人物则揭示出了大巴山最为神秘、诡谲的一面。在诡秘传奇之余，读者能够从这些人物身上领悟到的更是“世事的纷繁和生活的本质。”（张中信：《匪妻》，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页。）

七、无奈边缘者：显露大巴山的“伤痛”与“局限”

在塑造大巴山的小人物时，张中信以其细致入微的考察与深邃的透视捕捉各类小人物的现实处境与心灵激荡。其中有一类人，他们受到时代、人群、观念或舆论的压抑与排挤，在喑哑与无奈中逐渐被边缘化，最终等来的是徒留叹息的悲剧结局。

“柳学士”的一生令人唏嘘。作为清末民国初赫赫有名的大儒李善济的后代，“柳学士”出身私塾，满腹诗文，写诗作文颇有祖上风范。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以一首七步即兴诗为板板桥和自家祖上赢得了声誉。生活在时代更迭的缝隙之间，“柳学士”却凭借着自己的诗名在板板桥大放异彩，可谓是“建设初级社，高级社，以至于人民公社的过程中，最直接最现实的文化支撑。”（张中信：《红尘书》，团结出版社，2020年，第133页。）然而“大跃进”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逐渐考验着板板桥民众，就连“动口不动手”的“柳学士”也遭受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甚至成了“准五类分子”。而后，“柳学士”也没有抓住摘掉“帽子”的机会，在文艺会演活动上勉强才吟出了一首有气无力的诗，彻底失却了作诗的激情。时间无情滑过，到了历史的转折期，两鬓斑白的“柳学士”却发现自己的“准五类分子”身份只是一个口头决定，而他却无奈地付出了十多年的大好时光，当了多年有苦难说的边缘分子。就在“柳学士”面对崭新时代的催化再次恢复诗情并集结自己多年的诗作希望能够公开出版时，文学已经走向了市场化。“柳学士”至死也未能实现自己出版一本诗集的夙愿……

在板板桥低调行事，对自己的身世守口如瓶的学问人“骚爷”虽一直本着自己信守的人生境界与世无争，却仍然难逃时代和人性对他的考验。他不仅落下了残疾，也失却了对于人生的希望，就连他的逝去也沉默得令人失语。

除此之外，还有出演《红灯记》女主角李铁梅的“黎铁梅”，尽管她曾红遍大巴山，仍然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和个人的命运变化中，落了个悲惨的结局。

这些无奈的边缘者，是历史大潮裹挟的一粒粒尘埃，不得已地随之浮沉。他们或许有过辉煌的过去，却又面临致命的打击；或许将本真的自我隐藏在不为人知的秘密之中；或许试图在边缘处发出一声质问和叹息……

在张中信笔下，这些无奈的边缘者尽管都面临着难以改变的艰难处境，但却很少失去对于生命的坚持和对信念的奉守，亦体现出大巴山小人物的生命韧性。

除上述几类人物外，张中信还塑造了其他类型的巴山小人物，如可笑滑稽者、可怜悲剧者等，包括刘坏水、望天眼、严干部、锉爷、狐女、假小子等。这些人同样能够体现出巴山小人物的特性，展现个体生命的种种状态。他们有的抗争无力，没于尘世；有的受各种牵累，无奈雨打浮萍；有的命运坎坷，无声离去……

八、乡村生活图景与多样化的地方特性

上述种种人物大都脱胎于现实生活，作者以徵实手法，在这些人物身上寄寓自己对于人情人性、世态风俗的思考，也通过缀连这一系列人物揭示出大巴山的地方特性。作者是以“绣像式”人物写法，序列式描摹一个个中心人物，再从中心人物出发，辐射式呈现乡村生活图景。人物之间，看似分离，实则关联，如《何所长》中：

柳学士白发飘飘，吟诗正在兴头上。猛然看见一身雪白上衣，蓝色下装的何所长黑虎着脸冲过来，心头很不痛快。再听何所长劈头盖脸的一通训斥，搞得安计生脸红脖子粗，在众人面前大丢面子。（张中信：《红尘书》，团结出版社，2020年，第145页。）

“柳学士”“何所长”“安计生”都是作者在《红尘书》中分篇专门描写过的野茶灞乡野人物。但他又常常以某一人物为原点，引出其他人物的生活轨迹，展现他们迥异的性格和态度。以“何所长”为中心，作者在寥寥数语之间，既写出了何所长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也点出了“柳学士”和“安计生”的个性，不着痕迹地为下文故事的延展奠定了基础。

也是在这种中心人物辐射式呈现乡村生活的过程中，作者同样很注重展现其他民众的言行态度，以此增强中心人物的特质，加深读者对人物的理解。例如《野茶灞纪事》中的“矬爷”，虽然相貌丑陋但心地善良，离乡经历一番再回乡后，“麻烦”随之而来。野茶灞人眼见“矬爷”新貌，猜想其在外定大有收获，纷纷找他借钱，但“矬爷”始终讷讷的，也未曾借钱给乡民。就这样，野茶灞民众逐渐对“矬爷”失望，感受到孤独与冷漠的“矬爷”结局悲惨，死于山崖之间，连尸体都面目全非……更悲哀的是，没有人替“矬爷”收尸，却有人偷走那个引发争议的“皮包”，终于发现里面没有钱，却只有“矬爷”的一份坚持……作者写普通民众对于中心人物的态度其实暗藏了深邃的批判与反思，可引发读者的思考。在种种张力之中，作者道出人生的无常与世态的炎凉，批判了人与人之间的麻木、冷漠与势利。应该说，张中信是恋乡的，但“恋”之中又饱含着“爱之深责之切”的批判，这是难能可贵的认知。“只有当作家与地方建立起真正的情感纽带，他才会有责任感与动力去反映地方的风土人情，无论是赞美也好，批判也罢，都源于他心中的地方感，缘于他对地方的爱。”（曾大兴，夏汉宁，刘川鄂主编：《文学地理学》（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359页。）

总的来说，张中信以大巴山的小人物为主要对象，以展现小人物的生命韧性为主要内容，描绘了大巴山的乡村生活图景，揭示蕴藏在这些小人物身上的人类共通性特征。不仅以“人”为横截面，实现了大巴山地方特性之一瞥，更使读者能够从文字中，了解大巴山人民、体会大巴山生活、感受大巴山风格。

作者力图表现的是大巴山区隔于其他地区的独特性。张中信曾说：“读罢这些作品，如果能够让人们最终记住‘大巴山’这个名字，我的企盼和初衷也就算实现了。”（张中信：《匪妻》，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40页。）应该说，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见大巴山的多样特性。大巴山原始与现代交融的地理环境、传统与开放兼具的社会风尚，淳朴与繁杂交织的民风民俗，粗犷与灵动并存的文化品格，都是大巴山地方特性的重要构成。

值得一提的是，大巴山的地方特性与其地理品质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若要进一步把握大巴山的人文特点，那就不得不关注张中信作品中人物形象以外的要素，种种非物质文化景观就成为绕不开的关键。在对一系列非物质文化景观的观照中，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地触及大巴山人文特质的真实面貌，亦能较为全面地感知大巴山区别于他地的独特地理品质。

引用须注明出处：刘婧周毅《张中信大巴山文学地理书写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