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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盛世”下，统治者是如何为百姓减轻赋税的？

来源：爱乐趣网时间：2021年03月14日 00:27

原标题：“康乾盛世”下，统治者是如何为百姓减轻赋税的？

“在封建王朝时代，一个国家的根本是什么？”

不用说，除了“民心”此类虚无缥缈的东西肯定是钱。在当今这样一个相对物质的社会环境下，相信大多数小学生都能够明白诸如“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道理。

前段时间，笔者无意之间浏览到了这样一段视频：一位来自杭州的小朋友，在类似于家长会上做了一则关于“我的梦想”的演讲，演讲过程中，他慷慨激昂地讲道：“人人都有梦想，而我的梦想很简单，那就是发财！……”尽管这位小朋友所讲的这番话很浅显，但从中也着实能够得出这样一个基于事实的结论：任何时候，钱真的很重要，不论是对于个人还是一个组织亦或者是一个国家。

跟诸位开个玩笑，下面咱们言归正传。

在古代，封建贵族之所以被称之为“统治者”，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其能够通过不劳而获的手段去名正言顺地享有不同于常人的特殊权益，在这其中，向基层黎民索取赋税便是最常见和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之一。拥有足够的赋税，也就意味着能够轻松供养皇室、各级官僚以及军队等统治机构，反之则难以维持封建政权的稳固。

清朝入关初期，由于连年的战乱（平定农民军、南明、郑经势力以及“三藩”等）使得国家财政开支急剧上涨。为了缓解困境，统治者便将这一经济压力逐一分摊到“脚”下众多的子民头上，这样一来百姓所需承担的赋税也就自然会随之增加，而一些承担不起巨额赋税的基层黎民在不得已之下便会踏上逃亡的险途，毕竟在那样“横竖都是死”的一个年代，“逃亡”或许对他们还有一丝生机可言。

历史步入康熙朝以后，清廷的统治地位在中原地区已然根深蒂固，“三藩之乱”的平定以及台湾的被收复标志着清朝正式迈入一个历史新纪元，人们也习惯性地将其称之为“康乾盛世”（实则“康乾之治”更为恰当）。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盛世的开启初期，清朝的经济实力相较于当初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也间接表明了基层百姓所需承担的赋税压力或许有幸能在一定限度上有所减少。那么，在当时那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局势（贪腐之风盛行）之下，统治者又是通过何种方式或是举措去减轻基层黎民赋税的呢？

一、改进田赋征收办法

部分熟悉清初历史的读者们应该清楚，清朝入关后第一套完整的《赋役全书》是于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颁布的，可以这么说，该书所详细载录的各地地丁原额、荒芜、实征、起运以及存留等数据倘若在和平时期或许还能一用，但当时中原地区因战乱而造成的巨大演变使得这些数据与实际基本都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出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仍照旧规征收，不但不符合现实环境所需，而且极大可能还会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百姓的赋税压力。因此，重修《赋役全书》是解决当时赋税乱象的一大首要举措。

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十一月，新版《赋役全书》正式修订完成。与旧书相比，新书的最大优点便是“简而明，百姓易晓”，因此也将其称之为《简明赋役全书》。

《简明赋役全书》的修订完成，也就意味着百姓能够轻易知晓政府征收赋税的具体名目及其数额，如此不仅能最大限度地减轻百姓所需承担的诸如“易知由单刊刻费”（官府给纳税户的通知单，通常被不肖官吏当作捞取经济资本的灰色渠道，用一征十）等附加税款，而且还能进一步防止那些不法官吏私自抬高赋税的征收比例，此举对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基层百姓而言不可谓不是一大利民之举。

当然，上述所讲的仅仅只是《简明赋役全书》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事实上，它为百姓所带来的好处绝不止于此，但弊端也显而易见。总而言之，康熙帝在赋税制度上的诸多改革措施尽管多限于在征收办法上的调整和改善，但它确实能抑制私派滥征，避免州县衙门包揽一切，这对于处在该时期的广大纳税户而言相当于减轻了负担，从而有利于封建秩序的稳定运行。

二、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是康熙帝于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所发布的一道诏书，该诏书明确规定：

征收办粮，但据五十年丁册定位常额，续生人丁永不加赋。

在该政策未实施之前，全国各地的人丁除普通的民丁外，还有屯丁、匠丁等，在南方地区甚至存在渔丁、土军丁等各式各样的人丁种类。而不同的人丁，就会有不同的丁银，更重要的是，各类丁银在各省甚至是各州县之间所需缴纳的赋税数额也是不尽相同的。如此一来，朝廷既不能保证丁银的全额征收，又给地方官吏创造了私自加派的契机，从而增加了基层百姓的经济压力、加剧了统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

基于如此，清朝统治者急需一套严格的户籍管理和人丁编审制度。但想要拥有一套完善的制度谈何容易，且不说地方豪强绅衿的重重阻挠，就拿说服地方官吏们去严格执行这件事来讲都并非易事，毕竟此举涉及到层层人员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

诚然，康熙帝在当时之所以能够坚持推行“永不加赋”的政策，与减轻百姓经济压力确实有着一定的联系，但其中的客观基础也是不容忽视的。正如康熙帝本人所讲：

今国帑充裕，屡岁蠲免辄至千万，而国用所需，并无不足之虞。

由此见得，在推行该项政策之前，清朝国库的存银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对饱和的状态，这也是引发了统治者对黎民生计问题去静下来思考的一大重要原因。总而言之，相较于清朝入关初期，得益于统治者在赋税方面所作出的不懈努力，这一阶段的百姓在自身基本生计方面已不再是当初所面临的举步维艰的状态。而且有不少史学家认为，康熙帝的此举也为日后雍正帝推行“摊丁入亩”铺平了道路。

文章的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统治者在此期间推行了诸多减轻赋税的举措，但由于封建统治结构本身所存在的诟病，导致这些本该施惠于民的举措并未真正落实到处在最基层的黎民百姓头上，而是很大概率上被地主豪强和绅衿们所独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