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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民族之根与灵魂家园

来源：爱乐趣网时间：2021-03-04 09:44

原标题：老舍：民族之根与灵魂家园

老舍一生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多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话剧、散文、鼓词等，这些作品呈现了大量的民俗事象，展现了一幅幅多姿多彩的北京风情图。我们可以根据老舍作品中所展示的民俗事象进行归类。

田晓岫在《中国民俗学概论》中指出：“根据民俗的社会作用不同，一般把民俗分为三类，一类是普通民俗，或称为中性民俗，一般是指物质生产生活民俗；第二类是良俗，又可称为健康的民俗；第三类是陋俗，又称为消极民俗。”

根据田晓岫在《中国民俗学概论》中划分的民俗类别，可以把民俗划分成两大类别，一类是良俗，另一类是陋俗。良俗就是有益于身心健康，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民俗，应该加以发扬。中华民族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被誉为“东方文明”的优良民俗。在老舍的笔下，书写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优良美德，他想要通过展现一系列的良俗来彰显人性之美，进而揭示在民族大义面前民族不屈的性格。

民俗学家田晓岫在《中国民俗学概论》一书中对民俗作出了分类，可以分为：“口头民俗、社会民俗、信仰民俗、娱乐的民俗、岁时节日的习俗、物质生产和生活的民俗、民间医药及其他知识技能的习俗。”本文把老舍作品中体现的良俗分成浸透人情味的社会民俗、岁时节日民俗、物质生产和生活民俗、娱乐民俗。

老舍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可谓对这片土地了如指掌，他的作品中出现大量的北京真实地名，例如护国寺、东安市场、小羊圈胡同等；同时在他的作品中能看到寿宴、葬礼、洗三等人生的习俗礼仪，关于节庆的习俗也不少，比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还能看到当时存在于社会中各行各业的行规，能够看到当时的洋车夫是怎样生活的，糊裱匠是如何谋生的。老舍所描写的风俗与当时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其好多作品都是围绕着下层民众来进行写作，他关心人民疾苦，想通过自己的笔记录生活在水深火热老百姓。

良俗的诗意描写

一、浸透人情味的社会民俗

健康的社会民俗即礼俗，包括社会人际交往的民俗、个人的行为举止和社会的礼仪，如古代的五礼、现代社会的纪念集会、迎宾礼、日常交往的礼节、人生礼仪（诞生礼、成人礼、祝寿礼、丧葬礼）等。

在老舍先生的笔下，出现了较多的交往礼节。老北京风俗习惯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讲究礼节。老北京人生活在帝都，自然受到满族文化的影响。满族人十分讲究礼节，在老舍未完成的作品《正红旗下》描写了福海请安的场景“他请安请得最好看：先看准了人，而后俯首急行两步，到了人家的身前，双手扶膝，前腿实，后退虚，一趋一停，毕恭毕敬。”即使是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刻，满族人也不会忘了请安。在《茶馆》中，常四爷即使是自己过得再不好，也不会忘记见面向别人请安。除了满族人遵循的一些交往礼俗之外，汉族人受到满族文化的熏陶对礼节也是非常讲究的。

老北京人对于人生礼俗也是非常讲究的。老舍先生作品中着墨较多的还是诞生礼、祝寿礼。民间流行的诞生仪式，内容特别丰富。陶立璠在《民俗学概论》中指出常见的诞生礼仪：“常见的有‘三朝’（又名洗三）、满月、百日、周岁等，且各有不同的仪式。”老北京人之间也有诞生的仪式，这种诞生的仪式最初是流行于满族，后来汉族人也沿用了这种习俗。“三朝”或者“洗三”，是婴儿诞生后第三天举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老北京非常重视三朝，三朝那天，一是邀请近亲，置办酒席，招待客人，另外就是给新生儿洗三。洗三仪式基本上都是邀请有名望的收生婆来主持，这是对新生儿进行洗礼和祝愿。老舍在《正红旗下》关于洗三有这样的叙述：“‘先洗头，作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高；洗洗蛋，作知县；洗洗沟，作知州！’洗完，白姥姥又用姜片艾团灸了我的脑门和身上的各重要关节。”这是民间庆祝新生儿来到人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

周岁，是人生的第一个节日。周岁庆典，从古到今都要庆贺。老北京人也非常重视周岁，老舍在《牛天赐传》中也着重写到孩子周岁时的“抓周儿”。《民俗北京》一书介绍：“‘抓周儿’仪式起源很早，在宋代已经很流行。《宋史·曹彬传》记载，曹彬‘始生周岁，父母以百玩之具罗于席，观其所取’，结果曹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须取一印，他无所视，人皆异之’。后来，曹彬果然成为北宋的名将。”由于这种所谓“灵验”的实例，才使得民间看重此等风俗。民间也是非常讲究这种抓周儿的仪式，炕前陈设大案，上面摆设经书，文房四宝、印章、钱币、算盘、玩具等，大人将孩子端坐案前，任其挑选，大人对孩子不加诱导，大人根据孩子先后抓取的物件，来卜算孩子的志趣、前途甚至是将来所要从事的职业。《牛天赐传》中对牛天赐抓周儿有这样的叙述：“一个非常美丽的秋天，浅远的蓝天上飞着些留恋的去燕。天赐抓周礼在正午举行，在桂香里飘来一两声鸡鸣。老刘妈把御定的几项物件都放在铜盘上.”牛老者夫妇对牛天赐寄予厚望，希望其将来能继承牛家丰厚的产业，混个一官半职，能够光耀门楣，但最终还是没能如愿。

老北京人对祝寿这一礼俗也是非常讲究的。在《骆驼祥子》中写到刘四爷过生日，收到请帖的都要来给刘四爷祝寿，刘四爷在院子里搭了棚子，等待宾客的到来。《四世同堂》这部小说中，老舍先生对祁老者祝寿场景的描写也是不吝笔墨。祁老者对自己的寿辰非常的重视：“在这天，他须穿出最心爱的衣服：他须在事前预备好许多的小红纸包，包好最近铸出的银角子，分给向他祝寿的小儿；他须极和善的询问亲友们的生活近况，而后按照着他的生活经验逐一的给予鼓励。”

中国民间洗三、周岁仪式正如基督教徒接受洗礼是一样的，他们透过幼儿洗礼来立约，从而使得人们接受某种社会约定，订立某种社会道德规范，人们心中形成一种道德标准，并以此来规范人的行为，使得人们到老都把这种道德标准放在心中，不会偏离自己所走的义路。另外洗三不只是一种形式，也代表了人们的美好愿望。祝寿这一礼俗代表了人们的美好祝愿，意欲从这种仪式中获得人们的祝福，从而过上更好的生活。

二、欢乐盛会：岁时节日民俗

岁时节日民俗就是指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习俗，比如中国的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以及少数民族的祭敖包、那达慕、火把节等等。岁时节日民俗带有很强的民族性，地域色彩浓厚。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大地上呈现着不同的岁时节日民俗。

春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之一。古代春节，据《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下五辛盘。”这些食物和饮料都有取吉利或辟邪的意思。现在过春节，南方吃年糕，北方大多吃水饺。老舍在《北京的春节》这篇散文里，描写了北京人过元宵节看灯的热闹场景：“在腊八节那天，人家里，寺观里，都熬腊八粥，各种的豆，与各种的干果熬成的。”到了腊八节这天，老北京的街上也是相当热闹：“从腊八起，铺户中就加紧的上年货，街上加多了货摊子——卖春联的、年画的、卖蜜供的、卖水仙的等等。”透过这些描写，读者可以感受到老舍对北京的深厚情感。

老舍在其作品中对端阳节进行了描述。北京人过端阳节，“家家必须吃粽子、桑葚、樱桃、供佛，较殷实的人家还要吃无毒饼。”到了初五过节的这一天，家家“要买几张神符贴在门楣上，这些神符有的是在黄纸上印着红钟与五个蝙蝠的，贴在大门口，并用蒲子，艾子，插在门前。”从这些描述中可以读出老北京市民把端阳节贴门楣这些习俗看作是辟邪的一种仪式，也许他们相信或者不信这些东西具有辟邪的作用，但是贴这些东西确实有一些过节的气氛。老舍生长于北京，他对这种民间的节日烂熟于心，写作时就会潜意识的流露出来。

老舍对北京中秋节的喜爱也是情有独钟的。北平的秋天基本上是一年之中最美丽的季节，紫禁城在夕阳的映衬之下更显得威严庄重，香山的红叶被大自然涂上了红红的一层，踩上去别有一番情致；胡同口坐着悠闲的小市民，在诉说着什么；走到北平的街上，热闹的场景吸引了观光者的目光；街市上正过水果节，店里水果摊上的水果都排列成一些几何图案，不仅勾起购买者的欲望，同时也让人欣赏了构形之美。到了中秋时节，北京各处的小吃摊也活跃起来，“良乡的肥大的栗子裹着细砂与糖蜜在路旁刷啦刷啦的炒着，连锅下的柴烟也是香的……大缸门外雪白的葱白正拌炒着肥嫩的羊肉……高粱红的河蟹，用席篓装着，沿街叫卖”。这是《四世同堂》中，老舍关于中秋节街市的描绘，读者可以感受到老北京城街市的热闹。

中秋时节，最不可缺少的食品就是月饼。蔡新中在其《民俗文化概说》中介绍月饼的由来：“苏东坡有咏《小饼》诗：‘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已将‘月’与‘饼’联系在一起。《西湖游览志》云：‘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义。’到了清代，月饼的花色品种进一步争奇斗艳。”老舍也在《四世同堂》中向读者介绍了月饼的来源。“人呢仿造圆月之形，创造出一种吃食叫做月饼。用面包上各种馅儿，烤成圆形，印上各式吉祥图案，这是中秋节特有的食品。”中秋时节由于月饼的上市而变得热闹。

中秋节赏月也是一大韵事。古人对月亮有种特殊的情感，月圆、月缺以及月色的朦胧给人一种神秘之感，传说中的吴刚、桂树、嫦娥、玉兔，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伴随着民间神话的流传，民间产生了一些小的工艺品——兔儿爷。这是民间特有的艺术，战前北平街市上就会有出售这种小工艺品的，但是随着北平被日本侵占，这些民间工艺已渐渐被人们忘却，几近失传。老舍想要通过展现民俗这样传统的节日传递出一种民族危机之感。

正是由于热爱，老舍才会对这些岁时节日民俗进行倾情的描述。北京的春节、端阳节、中秋节等充满浓厚的民间气息，这些节日中的积极因素是老舍先生要发扬和倡导的，传统节日中的热闹场景是作家所依恋的。

三、市井百相：物质生产和生活民俗

物质生产和生活民俗指的是：“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民俗，如农耕民的生产生活（衣食住行）民俗、草原牧民的生产生活民俗、森林狩猎民的生产生活民俗，以及各种民间工艺技术，如石匠、木匠、铁匠、泥瓦匠的技术，雕梁画栋、刺绣、剪纸的民俗等。”

老舍生于北京，对老北京人的生产生活相当熟识，在老舍先生的作品中，北京的胡同、四合院随处可见，传递出老舍的乡土之思、爱国之情。“北京是自辽金以来衣冠文物异于其他城市的一座古老的都城。”老北京不仅有着巍峨的宫殿，并且有着独特的城市建筑风情，别致的胡同、优雅的四合院，是别的地方都难以企及和忘怀的。

胡同是从元朝起人们对北京街巷的概称，它是伴随着大都城的修建而出现的。“胡同”一词最初出现在元杂剧和散曲中，“关汉卿的《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胡同来’之语。”胡同，在蒙语的发音是“忽洞”，是“水井”的意思。蒙古人建立元朝以后，也将胡同一词带入中原。胡同作为老北京交通街道，就如同毛细血管充斥于北京城的各个角落，构成了老北京城的主要街道景观。诸多的胡同交错在一起，组成了宏伟壮观的北京城，并且使本来无生命的城市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它们与北京城共同经历荣辱兴衰，见证了老百姓的酸甜苦辣。北京的胡同包罗万象，既有河湖、又有人物姓氏、花草虫鱼等等，名目繁多，这些胡同不是随便叫出来的，往往是实际情况的反映。《四世同堂》中的小羊圈胡同是真实存在的，还是老舍先生的出生地，而今已改名为小杨家胡同。老舍从小就生活在这条胡同里，他爱这条胡同，更爱生活在这条胡同里的街坊邻居，因此他把这条胡同写进了自己的作品。老舍在小说中这样描写小羊圈胡同“它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两个弯儿，而是颇像一个葫芦。”如今的小羊圈胡同已成为老舍故居，供游人参观。

老舍先生在其作品中多次描写了老北京的特色民居建筑四合院。四合院的历史由来已久，宋卫忠在其《民俗北京》一书中对四合院有较多记述：“早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较为严谨的四合院落，而且四合院不是为北京所特有。但是，从元到明清，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北京的四合院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构造，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使四合院成为北京城的风貌特征，也成为中国四合院式居住形式和建筑式的代表，从而名扬四海。”

四合院，这种民居形式在中国北方非常常见，其中以北京的院落最为典型。这种民居形式主要包括大门、垂花门、影壁、正房、厢房等。院子的外墙除大门外，没有窗户或通道与胡同相连，这种院子能够得到充足的阳光，既能起到防风固沙的效果，又能起到抵御北方寒冷天气的作用。四合院要依风水而建，标准的是坐北朝南，呈南北长、东西矩形的院落，大门要建在房子的东南角。

四合院除了讲究“风水”之外，家庭伦理道德以及宗法的观念也得到充分体现。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体制之下，家庭成为君主统治天下的基础，同时也成为封建礼教统治的对象。老舍《四世同堂》描写了祁家四代同住在一个四合院中，这构成了中国古代国家统治的基础，并且这个四合院见证了国家的衰亡与没落——日伪统治对中国人的戕害，同时也目睹了国人坚持不懈的反抗。

胡同和四合院是老北京的传统民居，在北京随处可见，这种民居建筑形式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由房舍和城墙构成的封闭式的建筑格局形式意味着内外结构的统一，另外也体现着内外关系的规范，老舍先生在其作品中多次提及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正是体现着他的文化理想，即传统文化中的“和合”。

四、“生活的艺术”娱乐民俗

娱乐民俗主要是指“民间娱乐民俗，主要包括民间游戏、民间舞蹈、民间体育、民间文艺、民间戏剧等。”本文所讲的娱乐民俗是通过老北京人的休闲娱乐体现出的民俗。

从老舍的作品中可以体会到，老北京人讲求“生活的艺术”，“玩”成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方面。然而，老北京的玩并不是享受物质的奢华，不是一味的追求贪图享乐，而是追求一种生活的情趣。以老北京的茶馆来说，不仅名目繁多，而且兼具喝茶、聊天、看书听戏等功能，老舍的《茶馆》汇聚了京城里的三教九流，从这座茶馆中能够看出社会的人生百态。老北京人喜欢逛庙会，逛庙会不仅仅是出于某种目的，而是在于“挤”，凑热闹。《离婚》中老李，在大风中看到庙会的热闹，“大姑娘，小媳妇，痰喘咳嗽的老头子，都很勇敢的出来进去，有些个并不买东西，仿佛专为来喝风、受冻、吃土、看大姑娘。”同时老百姓的“玩”讲求的是一种生活的情调，而不是追求那种物质的奢华。《四世同堂》中的祁老者算是一个懂得品味生活的小市民，他对玩的要求不是很高，只要每天有那么一壶茶就可以度日，闲来无事之时，跑到院中侍弄一下花草，阴雨天气看看低飞的蜻蜓，这便是一种最惬意的生活方式。钱诗人最大的嗜好就是在屋子里写上几首小诗，偶尔拿出来让祁老者指点一番，养花花草草成为他生活中的必修课，即使是这种最简单的玩，也会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一些诗意。不仅仅是老北京人有这样的生活情调，老舍本人就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一个人，解放之后老舍生活在一个小四合院中，精心侍弄花草，闲来无事的时候就在院中打打拳，偶尔和拳师们探讨一下拳法，兴起之时或许还要跑到天桥听听大鼓词，这种闲适安逸的生活状态，恐怕只有生活在北平的老北京们才能体会到吧。

老北京人爱玩，他们把这种玩的艺术融入到生活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在做人处事方面都在遵从着这种法则。

良俗：民族文化之根与精神家园

良俗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良俗是有利于身心健康、促进社会进步和谐的风俗。中华民族优良民俗的特点就是注重礼仪，讲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个人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中华民族在人际交往中形成了互帮互让、互敬互让、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讲究礼、义、忠、信，这些优良的传统与某些地方的人际关系冷漠、金钱至上、利己主义成风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国各地各民族形成许多优良的民俗，广州的花市，届时全市人民都去买花过春节；维吾尔族的诺肉孜节、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等，都彰显了民族特色。在这些不胜枚举的节日中，有很多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社会化民族娱乐活动，这充分展示了各地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内涵。

一、良俗对个人的教化、规范

积极民俗作为一种良性文化，对人产生教化作用。民俗具有规范功能，对社会全体成员的行为具有约束作用。人类生活需求要想得到满足，往往有着多种选择方式，举个简单例子来说，比如吃饭时使用的吃饭工具，不同的习俗可能选择方式有所不同，中国人可能选择用筷子，而西方人可能选择用刀叉，中亚地区的人可能选择用手抓。

民俗的教化功能是指民俗在人类个体的社会文化过程中所起到的模塑和教育作用。美国的学者本尼迪在其作品中写到“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的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人在呱呱坠地之时，就受到了风俗的教化作用，其生活的风俗环境塑造着他的行为，人生活在民俗之中，就像鱼儿生活在水中，不可分离。人从一出生就进入了民俗规范之中，人们从周围的人群中获得自己的语言，他们按照特定的婚姻生活习俗成家立业，且因风俗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直到人们死去，特定的丧葬仪式送他们离开这个世界。

老舍运用大量笔墨描写风俗，能够体现其对理想的探求。一个作家对于理想的追求，贯穿其作品中，早期的作品奠定其人生观的基础。老舍曾经说过，他所追求的理想并不是很高，与现实距离也并不是很远，因为其自幼家贫，进入社会尚早，老早懂得了人世间的冷暖疾苦，因为老舍的文学理想追求不是太高，他才在最普通的人和事上着墨。老舍早期创作的作品中，描写世间最普通的市井百态，叙写老北京的风俗，寄寓着老舍除暴安良、杀富济贫的文学理想，这其中又不乏在风俗教化之下成长起来的市民，他们身上呈现着人性之美。

老舍作品中注重风土民情的描写，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借鉴风俗来刻画人物的性格，达到其教化的目的。老北京讲求礼仪，老舍曾在其作品中自豪的说过，就连北京城的贩夫走卒都别有一番风度。老舍在《骆驼祥子》中描写了人力车夫的生活，他们虽然是生活在下层社会中的贫苦大众，但是做事做人都是有着一定的章法，他们拉车遵守着行业的规范，“拉出车来，在固定的‘车口’或宅门一放，专等坐车的主儿。”②老北京人非常注重礼节，在这一点上不愧为“礼仪之邦”，即使是在国家面临危亡的时刻，也时刻不会忘记行礼，这种礼仪的习俗对个人的行为具有规范教化作用，使人不逾矩。老北京人多礼，很大一部分是源自满族、旗人的文化熏陶。《四世同堂》中，老舍这样描写祁老人：“老人自幼生活在北平，耳习目染的和旗人学会了很多的规矩礼路”虽然汉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他们也要向旗人学习行为习惯。同时祁老人对自己儿孙的要求也是按照礼法的约束，他心目中的孙媳妇就是应该像老大家的孙媳妇韵梅那样，有着规范的礼节，为人妇就要有妇道人家的样子，而不能像老二家的那个把头发烫成鸡窝似的妇人。同时在老北京的民俗礼法的约束之下，出现了韵梅这种“巧媳妇”的形象。韵梅这个东方理想的女性，蕴含着我们民族的多少传统美德，这个受到北京文化风俗浸染的女性，传递出一种东方美。韵梅是中国古代传统女性的代表，她谨遵中国古代三从四德的礼法并且切身实行。韵梅在祁家的任务就是每天照顾老人、伺候公婆、照顾孩子，不辞辛苦，从来没有抱怨。她又是一位非常善良的女性，她能够容忍并且接受祁瑞丰夫妇的无理取闹，当瑞丰走投无路无家可归的时候，她还是能够不计前嫌，接受这个家里的败类，虽然她是女人，却有男子的气度。

老舍在其作品《正红旗下》描写了在满族风俗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老北京市民，其中作为正面人物来描写的要数大姐、母亲还有福海二哥。《正红旗下》“我”的母亲可以说是一位凛然大义的女人，她任劳任怨，教会“我”做人的道理，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坚强。她在父亲死后撑起了整个家庭，担负起生计的责任，她一方面要抚养自己的子女，另一方面还要奉养大姑姐，并且在各方面都照顾的无微不至。“大姐”在《正红旗下》可谓是受气小媳妇，“大姐是个极漂亮的小媳妇：她的不宽的腰板总挺得很直，亭亭玉立；在请蹲安的时候，直起直落，稳重而飘洒。只有在发笑的时候，她的腰才弯下一点去，仿佛喘不过气来，笑得那么天真可怜。亲戚、朋友，没有不喜爱她的，包括着我的姑母。”从这一段的描写可以看出大姐也是一位伶俐的妇女，同时也可以读出作者对人物的赞赏与爱怜。这两位女性形象是在满族文化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女性，有着满族礼法的印记，同时她们身上透着一股东方女性之美，寄托着老舍的文化理想。小说中的福海二哥是作者所赞扬的一位人物形象，福海二哥的请安，是一种行为的艺术，让人只顾欣赏形式而忘记了具体的内容。福海二哥做事又是那么地符合礼制，行礼作揖总是那么让人感觉舒服，做事行为准则总是那么符合旗人的要求。

“人各安其位，是当道者的愿望。经了习染、教化，也会成为普通人的本能。”②北平的洋车夫小崔受了大赤包的侮辱，还是不肯还手。“北平是亡了，北平的封建礼教存在小崔的身上。”小崔在国家行将就亡的时刻也没有忘记北平的礼仪文明，老舍在此一方面是写小崔的不争，有悲愤之意，但是另一方面又是在写人的自我控制能力，小崔不也是北平风俗浸染约束的结果么？

二、民族文化积淀与民族性格的形成

民俗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文化，然而它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它产生于人类社会，又回馈于社会生活，与现实的生活相联系，水乳交融，不可分割，成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因素。现代国人的生活，反射或者折射出古老中华民族的优良的风俗习惯和陋俗的劣质。民俗既是对传统的沿袭，又有着现实的基础，不断地变化和更新。任何民族的民俗，既是前辈遗留下来的风俗，又在传承中有所改变和演变。同样民俗的载体民俗文化既会被因袭、流传，也会在流传的过程中演变、复合甚至是消亡。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即使是再古老的社会，民俗也是一方面在流传，另一方面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不断地产生演绎着新的民俗。

生活在某种民俗之下，形成特定的民俗文化心理。老舍在其作品中处处写北京民俗，形成特定的“京味文化性格”。老舍在其作品中处处写到礼仪，礼仪既是北京人的风俗习惯，也是北京人特有的文化气质。北京人是多礼的，《二马》中老马即使是赔本也要送礼；《离婚》中老李的家眷从乡下来到北京，同事们要给老李送礼，张大哥的儿子从监狱中出来同事也要给张大哥送礼；《骆驼祥子》中虎妞要祥子讨好刘四爷也需要送礼；《四世同堂》则精心刻画了祁老太爷“自幼生长在北京，耳濡目染跟旗人学会了许多走路的规矩礼路。”这不单是一种风俗习惯，更是一种“文化性格”。北京作为帝都，形成了帝辇之下特有的文化心理和生活方式，与之相适应的审美追求与价值观念，与有着浓厚商业信息的上海迥然不同。“京味文化性格”的典型的表象特征是温文尔雅、中庸节制、讲求礼数。《四世同堂》第一章就写道：“无论战事如何紧张，祁家人也不能不为祁老太爷祝寿：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决不能忘了礼节。”在日本人兵临城下，国家即将破亡之际，祁老太爷讲究的是中庸的心态，和平共事，讲究礼数至上。这种文化性格对北平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不管是北平的老市民还是受新思想熏陶的中国新市民知识分子，如祁瑞宣也不免呈现中庸与进取、保守与革新的双重的矛盾与性格。

在老北京民俗下生长起来的老北京市民都是天生的现实主义者。他们生活的物质性、世俗性，面对生存问题谨小慎微，他们所处社会有着经久而厚积的经验，都形成了他们关系生存的现实主义。在《四世同堂》中，祁家人对乡下来的常二爷说乡下生活感到津津有味，老舍首先对这种乡间质朴的美好品质进行赞美，并且对传统的道德文化大加赞赏。常二爷是个典型的中国北方人，“他吃的是糠，而道出来的是仁义”，“他的人格是顶得起天来的”。常二爷是一个乡下人，是一位非常和善的小老头，他的每次来访，总是祁家人最兴奋的一天。久住在都市里，人们已经忘了大地的真正颜色与功用，他们的‘地’不是黑土大道，就是石子铺成，铺着臭油的马路，等他们看到常二爷——满身黄泥土拿着新小米或高粱的常二爷——他们才觉出人与大地的关系，而感到亲切与兴奋。他们愿听他讲些与政治，国际关系，衣装的式样，和电影明星完全无关，可是紧紧与生命相连，最实际、最迫切的问题。听他讲话，就好像吃腻了鸡鸭鱼肉，而嚼一条刚从架上摘下来的，尖顶上还顶着黄花的王瓜，那么清新可喜”。常二爷为人诚实正直，对祁家他从来不偷奸耍滑，如果乡下的地里“打了五斗，不能告诉你为四升”，为的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相信，人在做，天在看。祁家托他照看祁家的坟头，他每年都会把坟头堆得高高的。在对待朋友方面，他每年都会给祁老太爷过寿，而且不管自己的家境如何的不好，他从来不向祁家抱怨。常二爷也是从来不记仇的一个人，他相信冤冤相报何时了的人生信条，因此，当他死的时候，他嘱咐儿子们不要报仇，常二爷带着一种平常的心态离开人间。其实，常二爷是民间道德的典型的代表，他寄托着老舍的文化理想和心灵的探索。

《牛天赐传》中，老舍通过描写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对比，彰显其文化理想。牛天赐跟着纪妈去乡下玩，纪妈的公公纪老者虽然生活非常的贫穷，但是依然吩咐孙子去给牛天赐烤地瓜吃，并且把家里留着卖钱的鸡蛋给天赐吃，在牛天赐眼里，纪老者是一位可爱、可敬，不像城里人见钱眼开的人。妈妈死后，牛天赐觉得身边抢夺他财产的人可怕，让他觉得心寒：“他觉得那些人可怕，可是说不上来怎么可怕。羞辱他常受，不足为奇。在人群中他觉着孤寂，也是平常的事。他不慌，只是不知道怎样才好。”淳朴爽直的纪老者让天赐心里觉得温暖，天赐在城市中感受到的就是人间的冷漠和算计，他从纪老者这儿感受到了乡间的淳朴的道德。但是说到这也体现出老舍对于乡间的落后也感到悲伤，纪老者家里穷的只有破席子底下的五个铜板，老舍也在思考着理想的生活状态和文化状态之间的矛盾，在文本之后潜藏着老舍的忧虑与担忧。

老舍在其作品中描写老北平的建筑，首屈一指的就是四合院，北京四合院是热衷于和谐、爱好和平的北京人的文化创造，是老北京所营造的生存—文化环境。北京除了四合院文化还有大杂院文化，反映着生存条件匮乏的人们对于物质限制的服从。四合院彰显着人的生存境界，生动展示着北京市民平和、安分的生存状态，彼此之间有节制的呼应有限的依存。“四合院—胡同结构，是内向封闭型的生活格局的建筑形态化。瑞典人在他那本关于城门与城墙的书里，谈到‘中国人对围墙式构筑物的根深蒂固的信赖’。”四合院形成的模式有赖于“合”，由房舍和城墙构成的封闭式的建筑格局不但意味着内部结构的和合统一，另外也体现着内外关系的规范，这其中就包含着中国宗法社会的秩序与结构。四合院是伦理秩序的外化形式，其建制的形成，有功能性的，亦有伦理性的，更是我国传统文化“和合”的象征，四合院已然成为北京最稳定的文化形态与文化符号的代表。老舍先生《四世同堂》中的祁家所居住的建筑就是典型的四合院，四代共同居住在一个院子之中。如果把祁家看作是一个微型的封建统治制度来说，那么祁家封建的统治家长就是祁老者。生活在四合院中的祁老者起初只是为了维护自家人的安慰，当战争到来时，他想到的是用水缸来顶住他们家的大门，告诉孙媳妇准备一家老小三个月的食粮，危难来临时想到的只是家，没有国的概念，而随着战争的持续，日本的侵略不断地加强，祁老者逐渐地意识到只有了国家，有了大家意识，自己的小家才得以保存下来。而对于从四合院走出来的祁瑞全来讲，他同祁老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在战争到来之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国家的安危，国家危亡时就应该有人站出来，所以他毅然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当然他的做法缺乏理性的支配，具有保家卫国的意识，但是缺少理性的行动。在这个四合院中住着的一位真正的具有家国意识的青年就是祁瑞宣，他在这座四合院中扮演着多重身份，他是四合院的长房长孙，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同时也是儿子、丈夫。当战争到来的时候，他撑起了自己的家，扛起了自己身上的担子，在国家危亡的时刻，瑞宣站到敌人的敌对面，担起了民族大义的责任，就是这样一座封闭的城唤醒了他的爱国意识。

在《四世同堂》中，英国人富善先生表述中国家庭关系层次时写到：“最奇怪的是这些各有不同的人还居然居住在一个院子里，还都很和睦，倒仿佛是每一个人都要变，而又有个什么大的力量使他们在变化中还不至于分裂涣散。他们有各自的文化，而又彼此宽容，彼此体谅，他们都往前走又像都往后退。”生活在四世同堂中的大家庭中，可谓是新旧人物交织，在一个外国人看来，这几种人能够和平相容、共处，四合院文化的包容性给予了支撑，中国文化的人性之美也彰显出来。同时这种关系结构，往深处说可以是街坊、邻里。“四世同堂”既是家庭的文化理想，同时也是胡同里老一辈人的理想，其中“和合”的思想也被用以建构胡同秩序。

《茶馆》字里行间透漏着民风民俗，积极民俗内蕴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特有文化心理结构。北京作为帝都，是全国的中心兼集散之地，八方人物汇集北京，形成了北京特有的包容性和宽容性。《茶馆》中的王利发，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物，能够相容三教九流，对待有权势的，自如应对；对于无权势的，即使是刘麻子这样的贫苦人，也会加以体恤。《茶馆》中的康顺子，对贩卖人口的刘麻子恨之入骨，但是因为善良才下不去手。北京作为政治，使得老北京人拥有着处变不惊的镇定自若，这些都是老北京的地域文化造就出的老北京人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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