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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钱穆“伪作”都能大卖，陈寅恪作品却走向没落？治史格局相差太多

来源：爱乐趣网时间：2020年07月12日 23:29

原标题：钱穆“伪作”都能大卖，陈寅恪作品却走向没落？治史格局相差太多

作为一名初级历史爱好者，对于近代历史学家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我相信大多数刚刚踏入历史这门领域的爱好者都知道吕思勉与钱穆，尤其吕思勉的书现在被一版再版，影响力十分巨大。

前几年我刚开始决定专业搞历史的时候，胡乱的买了一批历史书，有幸的是还未了解吕思勉其人，就已经购买了他的书，等到知道认识吕思勉的时候，再去专门买他的书，发现买重了。

相比于吕思勉来说，比较有意思的是钱穆先生的作品，最近网上流行的署名为钱穆的《中国通史》与《中国经济史》，书名起的挺硬，却都是钱穆先生的“伪作”，完全是打着钱穆老先生的名字消费现在的年轻小伙。

这两本书都是钱穆的学生叶龙根据钱穆老师的课堂讲义整理的，本来这没什么毛病，但是可能是这个叶龙总是翘课，内容有时候衔接不上，也不知道看个什么劲。

如果没有足够影响力，我想也不会有人这样打着钱穆的名声出书赚钱，钱穆先生流传最广的历史作品应该是《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不是太厚，干货很多，对于年轻人培养历史素养有着极大的作用。

可以说，无论是吕思勉还是钱穆，在当代史学界的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不是本文要讲的点，本文主要想探讨的一个话题是，为何钱穆、吕思勉的作品经久不衰，而几乎在当时与其有同样影响力的陈寅恪，他的作品却逐渐无人问津呢？

陈寅恪堪称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博学人才，在历史领域的影响力并不输于吕思勉与钱穆，再加上陈垣，他们四人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陈寅恪祖父曾任湖南巡抚，其父辈成为“清末四公子”之一，可见陈寅恪家境良好，早年受到良好的教育，曾就读上海复旦大学，此后游学欧洲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等学校，后来又到美国哈佛大学游学，在那个时代能够有如此眼界的人并不多。

在1925年回国后，正逢清华大学改制，将陈寅恪被聘请到清华，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

梁启超曾对别人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可见，陈寅恪无论是能力还是威望，在当时学术圈都是一流的，年仅36岁时就能够与王国维、梁启超并称“清华三巨头”。

在抗战期间，陈寅恪曾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利用当时新颖的历史研究方法去研究历史，得出很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详细看陈寅恪在史学方面的著作，主要集中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这几百年，比较有影响力的著作是《柳如是别传》。

随着国家对盗版作品的打击，如今书籍行业焕发第二春，而在书籍当中，又以历史书籍最受欢迎，以前历史学者的作品都被再三印刷。

然而，在吕思勉、钱穆等大师的作品持续畅销的情况下，大家会发现，陈寅恪的作品却无人问津，以前我总认为是字体的原因导致的。

比如说钱穆先生的作品我上面介绍了几部，但是如果问及专业的历史学生推荐哪些历史书籍时，通常都会有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也就是说《国史大纲》才是钱穆的代表作，尽管有如此多的人为《国史大纲》打call，但是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象是，《国史大纲》的销量可能并不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样的小册。

究其原因，我认为是字体的原因，年少轻狂的我在听了历史专业朋友的建议后，十分想买一本《国史大纲》读一读，纵使我有十年网上买书经验，都未能找到一本能够入手的，不是市面上没有卖的，而是卖的《国史大纲》全是繁体竖排。

虽然大多数人都不断安利繁体竖排才是汉字的灵魂，但是以我们大多数九零后的读书水平来说，让我们去看繁体竖排，那简直就是实力劝退啊。

陈寅恪的作品全大多以繁体竖排的形式出版，而且出版社都有一定实力，不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就是三联书店，据说按陈寅恪先生遗志就是出版繁体竖排的，这也是陈寅恪十分坚持的事情，陈寅恪曾经表示自己的著作一定要繁体竖排，否则宁可不出。

有购书者在评价购买繁体与简体时说道“文字本来就是解锁信息的密码，简化字都把汉字意义阉割了”“繁体竖排才是好书，简体横排都是不入流的”。

关于繁体与简体之争，我就不参与了，毕竟咱也不懂繁体，不能跟人班门弄斧。

可以说，有些大师是推崇繁体字的，不是陈寅恪固执，钱穆应该也有此情愫，不然《国史大纲》就不会是繁体竖排了。

看着陈寅恪的作品与钱穆的《国史大纲》销量不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以为是繁体竖排耽误了销量。

等到上海译林出版社出版了陈寅恪的简体横排作品集的时候，销量依然很一般，作为已经成为公版的书，又是陈老的巨作，没有道理卖不火啊！虽然有人将原因归咎于译林出版社的简体横排不行。

一套书卖不火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在如此火爆的历史书籍市场下，唯独陈寅恪大师的作品卖不爆，我想肯定还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的。

就好比钱穆的《国史大纲》，尽管也是繁体字，但是并不能阻挡我们对这本书的热爱，经过我一番骚操作，最后还是找到了简体电子版的书，虽然阅读效果差了一点，却也领略到钱穆为何能够成为近代历史上较为有影响力的大师。

对于陈寅恪的作品，我到现在都没有心情去搞一部电子书，究其原因，还是作品内容受众的问题！

前面已经说到陈寅恪著史的风格是用新方法研究旧问题，有的时候真的能够解决大问题，比如同时期的王国维就用甲骨文证出商朝是存在的，打破了当时西方史学界不承认中国有商朝的事实。

可以说，陈寅恪也得出了很多正确的历史结论，但是有些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给人带来更深的误解，陈寅恪在《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一文中，阐述曹冲秤象与华佗的故事，都是后人编的，很可能是来源于印度。

比如陈寅恪对曹冲秤象的质疑，他通过北魏时期的一部《杂宝经》中记载古印度有秤象的故事，而当时中原是没有象的，以此猜测可能是后人将古印度神话附会到曹冲身上。

甚至对于华佗的存在也抱有怀疑，他认为陀字本身可能就是梵文用语，中原地区用的比较少。

如此种种，其实都是以推测居多，是局限于清代和近代较为片面的自然地理和生物学的基础上，随着各种学科的发展，尤其是地理地理学在通过大量的史料研究，推测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是有大象出没的。

陈寅恪主张“自由精神，独立人格”的确有独到之处，也是现代史学作者所缺乏的，但是这并不代表研究历史的人没有责任。

同样是在抗战时期，钱穆在民族危亡时提出“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所以，我们看钱穆的作品，格局很大，对国人始终有正面的影响，相对钱穆来说，陈寅恪的代表作是《柳如是别传》，虽然将“民族独立之精神”放到柳如是的身上，但是终究格局上有点不够宽广。

这一点，钱钟书曾在1978年访问意大利时在演讲报告中挖苦陈寅恪研史格局太低，他说：“解放前一位大学者曾凭自己的渊博知识和缜密的细心，考证唐代杨贵妃入宫时是不是处女问题，而这是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话柄更无谓的问题，仿佛要从X光透视里来鉴定图书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

可见，对于陈寅恪的这种行为，钱钟书是有一些不屑的，当然正如陈寅恪所坚持的自由精神，研究杨贵妃的处女问题似乎也是自由的事情。

但是一位历史学家，还是要有一些担当的，而陈寅恪显然抱有悲观情绪，在卢沟桥事变时，举国振奋抗战，陈寅恪却极为悲观的说到：“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为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