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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弱而小”的文学策略

来源:爱乐趣网 时间:2021-02-19 13:58

原标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弱而小”的文学策略

湿雪的美,在于地下人生命中最弱的一刻,成了小说最强的一环。陀思妥耶夫斯基“弱而小”的文学策略,完成在地下人的悔恨, 也完成在湿雪的意象中。

地下人暴露自己最大的弱点,倾诉内心深处的最痛,足以唤醒人性中爱的潜力。他认真地告诉“先生们”,如果你们仔细看看我的故事,会发现我比你们有更大的“生命力”。

“生命力”在具体的生活中才有。地下人说,现代社会的人,宁做抽象的人,怕做有血有肉的人。离开书本便不知爱什么,恨什么,尊重什么,蔑视什么。

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后来走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走向了未来。在20 世纪的世界文学中,地下人繁衍出许多的文学子孙。美国黑人作家艾里森(R.Ellison)在小说《看不见的人》的前言中说, 他塑造的看不见的人,祖先是地下人。

湿雪飞舞,在彼得堡,也在彼得堡之外。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节选)

童明 / 文

湿雪

以当代文论的思路来评价,《地下室手记》是后现代思辨的先驱篇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地下人做人性告白,是对体系现代性以及与之相关的现代乌托邦宏大叙述的有力反驳。小说的人物和叙述何其羸弱,宏大叙述何其强势,而以弱却可攻强;地下人看似渺小,现代体系何其庞大,以小却敢抗大。这“弱而小”的文学策略,如同草木的生命力,随时间的延展而生生不息,终可胜出。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策略里,包括了这样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意象——湿雪。湿雪是彼得堡的一景。乍暖还寒的时节,雪片漫天飞舞,落在脸上,如泪洗面,落在地面,融一些留一些,是泥泞的残雪。湿雪没有漫天白雪的浪漫,落在街上,是街景,留在地下人心底,是心景。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地下人遇到妓女丽莎,情不自禁对她说起湿雪,说湿雪的天气看到的葬礼,凄冷中既有真切也有病态。而丽莎不但不在意他的胡话,而且听懂了,深受感动。

有文学评论家说,湿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实主义”的象征,用词有些拗口,却算准确。 湿雪的意象符合陀思妥耶夫斯基追求的心理真实,亦即19世纪彼得堡中真实的人物的真实的心理。湿雪的意象默默抵触着、嘲讽着当时的某种“强而大”的浪漫

陀氏文体和地下人特征

前面我们见过地下人——彼得堡的小人物,翻开他的笔记,即《地下室手记》,我们回到1864年,见他蜗居在彼得堡市区边沿一条不显眼的街上……下了楼梯,拐个弯儿,即入斗室。烛光昏暗,地下人伏案疾书。写手记的作者,落笔匆匆,字连成句,连句成段成篇,读出声来,听到他声调略显疲惫,却是亢奋的。读出的声音是地下人心里的声音,他(小说中的“我”)不是对我们说话,而是说给特定的听众,他称之为“你们”“先生们”。

“先生们”不在场,他们不在乎地下人存在。地下人一再模拟他们的话、他们的观点,“先生们”的形象活了起来。他们是19世纪60年代俄国的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者,信奉欧洲启蒙的理性体系,主张“新人”的理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先生们”的人格象征,他的《怎么办?》是当时思潮的“圣经”。虽然是一个半世纪之前的人,他们的想法、语言甚至口吻,我们却并不生疏。我们也见过这些“先生们”,不仅在文字里,也在现实里。

《怎么办?》1863年出版,《地下室手记》1864年发表,后者反驳前者,这一段往事的意义至今萦绕着我们。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写此书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交锋?为回应两个问题,一是车氏的现代乌托邦,二是欧洲的体系现代性。而这两者实则又为一体,因为这个乌托邦源于体系现代性,是它的延伸。 乌托邦和体系现代性都以某种理性传统为其骄傲,而这个传统对人性的理解却极为贫乏。陀思妥耶夫斯基要追问的是:什么是人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想写论文,后来改了主意写成小说,塑造了地下人这个文学人物原型。论战在地下人和“先生们”之间展开,因为是虚构,小说的特质(如特定的喻说、反讽、人物心理的剧情等)拓宽了对人性思考的范围,在幽邃往复之间深入读者的内心。

小说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地下》,时间是“现在”(19世纪60年代),四十岁的地下人随性所至,有答有问,锋芒直指“先生们”的理性体系。这一部分有心理描写,也有许多的论辩。

第二部分《关于湿漉漉的雪》,围绕几个事件叙述。地下人讲述了大约十五年前,即19世纪40年代,发生在他身上的三件事,可简称为:碰撞事件、同学聚会、丽莎之爱。在这一部分,地下人倾吐他苦闷的根由,间接继续了同“先生们”的争论。

读完第二部分后再读第一部分,可体味地下人的心理经历同他的观点相互渗透,相辅相成。这样,一场震撼现代思想史的论战就不是空泛之谈,而是引人入胜的现身说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之始特意加了脚注:“手记的作者(地下人)和手记本身,当然是想象的。尽管如此,鉴于构成我们社会总体的那些状况,像手记作者这样的人,不仅可能而且必定在我们的社会存在。我试用比通常更清楚的方式,把不久的过去中的人物之一呈现给公众,他是当今这一代人的代表人物之一。”( Notes ,第3页)

之前说过, 地下人和果戈理的小人物一样,负载了彼得堡的具体矛盾。由他和“先生们”过招,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于在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们说:先生们,从空中楼阁下来吧,扎扎实实脚踏在彼得堡的街上,我们的争论才是实在的。脚注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地下人读书甚广,论辩犀利,智慧超凡,堪称社会底层的思想家。而他种种的弱点和曲折的心理剧情,又使他成为人性之弱的活标本。用文学批评的术语,地下人是“反英雄”(anti-hero)。“反英雄”不是恶人或坏人的意思,而是指小人物。

地下人的喻说含义是:上面的人(喻指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根本不把下面的人(如地下室的人)放在眼里;地下人是没有和上面对话的机会的,但他坚持写,即便是透过地板的裂缝对上面讲话,也要发声抗辩。

地下人之“小”,首先是地位卑微,而这并不是他的选择。他还有另一面的“小”,卑微的社会地位和长期的地下室生活,使他自卑,犹豫不决,而他内心又极有自尊,自卑和自尊的矛盾形成他的性格。在小说结束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他为“自相矛盾的人” (paradoxalist)。

《手记》一开始,地下人就说:“我是个病人……我是个有恶意的人。”( Notes ,第3页)这是什么口吻?意味着什么?首先是地下人的心理:他怕别人看低他,先把别人要贬低他的话说出来,自嘲一番,再否定之。巴赫金说:“地下人想得最多的,是别人怎么看他或可能怎么看他。”所以,他先做表白,是预测别人对他的看法、想法(Bakhtin,第52页)。

地下人有自己的策略。面对“先生们”,他一开始就把自己变成被告,把他们摆在陪审团和法官的位置,整个《手记》相当于他在法庭的陈述。前面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采用“弱而小”的文学策略。地下人自愿做“被告”未必真的就弱,他以弱攻强,愈战愈勇。

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法。有些英美读者,包括有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见琼斯,第76页),他们在“先生们”和地下人之间权衡自己的利益和立场,感觉自己靠崇尚理性的“先生们”较近,离质疑理性的地下人较远,因此表示他们对地下人的咄咄逼人很反感。这样先入为主,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失去着力点。

读《地下室手记》,建议大家注意两点,并由此调整阅读的立场。

地下人和他的作者一样,具有“双重视力”,亦即:他能见常人之见,又能见常人所不见(冯川引述俄国思想家舍斯托夫,第130—134页)。地下人熟谙逻辑,时时指出对方逻辑理性的盲点,因此能够剖析毫厘,壁肌分理。他的智慧高出只有理性视力的对手。

另外,读者如果略熟悉(不妨想象)19世纪彼得堡的民情和当时的俄罗斯文学(尤其是果戈理),便会觉察到地下人一些胡话不无幽默,不无机智。他的无助、负疚和伤郁,都很接地气,符合真实的人性。

作为人物原型,地下人的主要特点是“过度的意识感”(hyper-consciousness)。“过度的意识感”是一把双刃剑:地下人比别人多想一步或几步,见常人所不见,且善修辞,通逻辑,旁征博引(用文论新术语:他的语言有明显的互文性),这是一面。另一面,他想得太多则无法行动,愈加自卑自虐,自相矛盾,又是一种病态。地下人并不掩饰:“我向你们发誓,先生们,过度的意识感是个病,实实在在是个病。”( Notes ,第6页)

他的病,在于不会与他人相处。渴望爱,却不会爱。自虐和虐他倾向的并存,阻碍他爱的能力。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没有爱的能力,是人性中的致命弱点。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地下人摆在车尔尼雪夫斯基面前,有多层的含义。其一,地下人的悲观和不快乐比你们“新人”的无比乐观要来得真实。其二,似在问:您的“新人”理论,可曾考虑怎样从失落的人性中找回博爱?此外,还有第三层、第四层的意思。

重复一句:地下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人物,不是他本人。

巴赫金认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的对话性话语(dialogism)中,“我”的差异触及他人的差异,这之间揭示的理是具体的理,是活理;而在单一性话语(monologism)里,理是单一、绝对的理,即死理。从文学形式上看,在对话性小说里,一个声音里(如地下人)已经有多个声音,多个声音的对话就更不言而喻。巴赫金称这种结构为多声部或复调小说文体,也是借用音乐做比喻。

复调文体的哲学意涵之一是:人性包含感性、理性、欲愿、想象,以生命意志为其特征,所以,生命意志以多种的声音说话,而理性以单一的声音说话。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之间的又一区分。

多声部也是多视点。《地下室手记》多点阐释人性,可从地下人的逻辑和比喻切入,可在他和“先生们”对话的张力中领悟,也可从他自己的矛盾中体味。多点切入即变换视角来观察和思维(perspectivism),也是尼采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体的形式和内容一致: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多面。

情的隐私,理的诤讼

《手记》的下半部分,地下人讲述了十五年前和他有关的几件往事,以情的隐私,回应上半部分理的诤讼。情理交融,前后呼应,散点透视的小说结构浑然天成。

地下人的告白,初看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有诸多吻合(如人的施虐、受虐的倾向),细察却有所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看重的自由意志,是人性的高层次,因为自由意志体现在独立的判断、独创的能力、个人潜力的完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宗教大法官》里讲得很明白,追求自由的意志力,是神赋予人的唯一礼物。但是,人很容易屈服于自己的奴性和惰性,而放弃自由意志。

一个人能否运用自由意志,是他和命运神之间的秘密。运用自由意志,人必得经历磨难,必得以爱(爱他人)来启动意志中最大的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要旨在此。他描写的欲望的种种矛盾,多是人在实现自由意志时的矛盾。他所说的“自由意志”,接近尼采的“强力意志”(Will to Power),是个人实现生命价值的过程,也是人的尊严之所在。

现代化过程中,失落的往往是具体的人性,占上风的却是抽象的人性、物欲的人性。人们如果没有感觉到失落了什么,久而久之,好像也就没有失落这回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如地下人、拉斯科尔尼科夫,虽有心理的扭曲甚至变态,却有自由意志的影子和因此经历的内心磨难。他们能打动我们,说明渴望自由意志的人性还活着。这些都不是弗洛伊德的重点。

第二部分讲述的三件旧事,可简称为:碰撞事件、同学聚会、丽莎之爱。上一章已解读了第一个故事。地下人起了去碰撞军官的冲动,因为彼得堡的让路法则无视他这个小人物的尊严。他为什么用几年的时间试图实施他的行动?因为彼得堡的社会现实设置了层层障碍,他越渴望自由,越感觉挫折。幻想四部曲,滑稽而痛苦,是欲望和现实之间的冲突所致。

在同学聚会中的地下人,有着相同的心理过程。事实上,这次同学相聚,是地下的人和地上的人(彼得堡有些权势的人)的一次价值和语言的碰撞。这四位同学分别是Z(Zverkov)、F(Ferfichkin)、T(Trudolyubov)、S(Simonov)。四人中,S是个有过追求的人,不同于那三个人。论知识、智慧、语言能力,地下人比Z-F-T加起来还要强。在学校时,他是优等生,这三个是庸俗之辈。在社会上,庸俗之辈却是成功者,至少他们有钱,而地下人勉强出得起饭钱。

本不是一路人,地下人为何赴宴?为了把他所渴望所幻想的平等价值付诸实施,为了再次碰撞社会法则。

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说,理性的人是快乐的,理性代表社会的秩序。按照这个逻辑,Z、F、T是理性,地下人是非理性。地下人来赴宴,冲击他们的利益,也违背他自己的利益。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乌托邦理论,地下人很不理性。但是,Z、F、T代表的彼得堡“理性”是:庸俗、功利、贪婪、霸道。地下人看似荒唐的举动,出自尊严。

不过,不必急着赞扬地下人。他的自相矛盾全部暴露在最戏剧性的第三件事(丽莎之爱)上。至此,小说达到高潮。

话说Z、F、T和地下人之间的对话,无异于相互讥讽和侮辱。那几位先行离席,去了妓院。地下人受了侮辱,满怀愤怒随后跟去,不见他们在那里,便怀着复杂的心理找了妓女丽莎,和她上了床。

丽莎是个善良的姑娘,被父母卖到妓院两个星期了,她比地下人的社会地位更低。地下人在性关系之后,并不离开,开始和丽莎搭讪。丽莎起先不肯多说,地下人便按照“崇高和美好”的浪漫文学,编织了一个关于湿雪的故事。

他说前一天看见有人从地窖里拖出一口棺材去掩埋,湿雪的天气,坟墓里也是湿的。地下人甚至被自己的故事所感动。地下人虚构的故事演变成激昂的布道,从死亡谈到生命的可贵,进而劝丽莎要嫁人,要有孩子,需要天伦之爱,如此这般。

地下人的心理动机,复杂而扭曲,混合了施虐和求助两种需要。Z、F、T以强凌弱,让他受辱、受伤。他给丽莎讲这些,一方面满足他也可以是强者的心理,这是受虐者企图再以施虐平复不满。但是,他无意间施虐的对象却是比他更弱小的善良女子。另一方面,他又在求助,想得到丽莎的理解,得到另一个人的关爱。

尽管地下人如此扭曲,丽莎却能理解他,她心里爱的本能被唤醒。几天之后,她按照地下人给的地址找到他,希望和他一起生活。

地下人和丽莎在妓院的相遇,本不是出于爱。丽莎抱了希望来到他家里,他有一个获得爱的机会。他被感动,却没有爱她的勇气。就像《罪与罚》里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向索尼娅忏悔那样,地下人说出实话:“我被人羞辱,所以我想羞辱人;我被人当成一块儿破布,于是我想显示自己的强势。”( Notes ,第107页)

丽莎听了并没有生气,“突然,她以不可抗拒的冲动从椅子上站起来,伸出双手,向我投来期盼的眼神,不过还有些胆怯,不敢动。那一刻,我的心里也激荡不已。然后,她突然跑过来,双臂紧紧抱住我,泪如泉涌”( Notes ,第109页)。这是人性中善良而可贵的爱。小说如果要大圆满的结局,在这里可以结束。但,大圆满与《地下室手记》的目的不相符。

故事下面的发展令人意外:他们又一次做爱,之后,地下人无法摆脱施虐和受虐的魔咒,扔给丽莎一张五卢布的钞票,莫明其妙地、彻底地侮辱了丽莎。丽莎自此从他的生活中永远消失;地下人为此留下的悔恨,也是永远的。

痛苦至极的悔恨最是直白:“那时,我没有爱的能力,因为,我重复一遍,对于我来说,爱就意味着施虐,显示我的道德优势。” ( Notes ,第111页)陀思妥耶夫斯基讲了一个重要的道理: 人的自由意志如果缺了爱的能力,自由和意志两空,人性失落。

许多年以后,地下人记起这件事,除了负疚悔恨,还意识到其中的反讽。为什么在“崇高和美好”的激励之下,他会做出卑劣的事?这一问,又是在质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盲目而超级的浪漫。

第二部分《关于湿漉漉的雪》的标题之下,是奈科拉森(N.A.Nekrason)的诗。诗的后几句是:“那一刻,记忆惩罚着遗忘的良知,你给我讲了之前发生的一切,突然,你捂住脸,悔恨交集,你以泪洗面,发誓、愤怒、震惊……”( Notes ,第37页)

诗句中的人正如地下人,我们看不见他捂住的脸,却感觉到他的痛苦。痛苦留在了心底。心底的记忆里,湿雪漫天飞舞。

湿雪,冷与热的交会,渴望和自虐的纠结,爱和恨的交集,或许那也是雪水和泪水交汇的幻觉,暗指丽莎的拥抱融化了地下人心中冰冷的那一瞬间。

湿雪的美,在于地下人生命中最弱的一刻,成了小说最强的一环。陀思妥耶夫斯基“弱而小”的文学策略,完成在地下人的悔恨,也完成在湿雪的意象中。

地下人暴露自己最大的弱点,倾诉内心深处的最痛,足以唤醒人性中爱的潜力。他认真地告诉“先生们”,如果你们仔细看看我的故事,会发现我比你们有更大的“生命力”。

“生命力”在具体的生活中才有。地下人说,现代社会的人,宁做抽象的人,怕做有血有肉的人。离开书本便不知爱什么,恨什么,尊重什么,蔑视什么。

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后来走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走向了未来。在20世纪的世界文学中,地下人繁衍出许多的文学子孙。美国黑人作家艾里森(R.Ellison)在小说《看不见的人》的前言中说,他塑造的看不见的人,祖先是地下人。

湿雪飞舞,在彼得堡,也在彼得堡之外。

参考文献:1. Bakhtin, Mikhail. Problem of Dostoevsky's Poetics . ed. and trans. Carl Emerson.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4.

2. Notes from Underground and The Grand Inquisitor . trans. Ralph E. Matlaw.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60.

3. 冯川:《忧郁的先知:陀思妥耶夫斯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4. [英] 马尔科姆·琼斯:《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990年),赵亚莉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

选自《现代性赋格:19世纪欧洲文学名著启示录(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9.5

| 童明,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校区英语系教授,该校杰出教授;西安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在中国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解构广角论:当代西方文论精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英文《美国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外语教学与研究社增订版)。

题文配图:©Guram Dolenjashv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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