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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辛丑春节

来源：爱乐趣网时间：2021-02-19 07:14

原标题：那个辛丑春节

“爆竹一声除旧”，送走庚子迎来了辛丑新春。

时光日新月异，一刻不停；往事如烟，很多事却难以忘怀。六十年一个甲子，周而复始，今又辛丑，我不禁想起了1961年那个辛丑春节。

那年我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二年级学生，放寒假前三天，学校党委书记做报告，动员外地学生不要回家过年，因为不少农村遭受灾害，生活条件不如学校，我们回去会加重当地负担。接着系领导谈了中文系寒假工作组考虑周详的假期安排。

动员大学生春节不回家，当然是非常举动。这里讲一点背景。1961年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我们在上海的大学里，对“困难时期”是1960年起才真的有所感受。最明显也最切身的感觉是吃饭。上海居民实行粮食定量，我记得是上中学时候的事。一天老师通知回家计算一下自己的饭量，一小碗米饭合二两大米。按此计算，我的饭量为每月28斤，上报后就成了粮本上我的定量数。此后我一直没有认真对待过这个“定量”，在家不必计量，刚到大学那两年，在食堂吃饭也是不限量的。1960年9月学校开始实行粮食定量，这才觉得是个事了。重新确定的标准，大学生基本为每月30斤至33斤，比照原定量数，多数男学生略有下降。我则例外，28斤的原定量确实太低，反而按新标准增加到30斤，这情况应属绝无仅有。有些农村来的男同学，胃口大，33斤确实不够，有时需以稀代干。我班的老马同学来自农村，人高马大，饭量也大，经常看到他端着一只大搪瓷盆喝稀饭。老马为人纯朴，说话比较噜苏（方言，形容说话啰唆），某些不懂事的同学就给他起了个外号“稀饭洛索（噜苏）夫”，他只是一笑了之。很多年后，听一位上海女同学说，她时常把积余的粮票送给老马，但他还得喝稀饭，因为要接济农村的家人。

1961年1月，学校还采取一个非常措施，把我们宿舍楼前的足球场开出来种菜，以改善生活。学校还成立“生活委员会”，党委书记任主任委员。

上海在国家的地位非同一般，大学生又是国家十分关怀的群体。我这里讲的只是“困难时期”作为一个学生，在上海一所大学亲历的一点情况，我们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迎接辛丑春节的。

我们年级180人，外地学生约占三分之二，那年有一百来位外地同学响应号召，过年不回乡探亲。学校为此做了充分准备。首先是在物质生活方面，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保证留校同学春节每人六两肉、一斤鱼、三斤年糕，还有糖、酒，还发两角活动费。在文化生活方面，计划安排电影28场次，还有电视、戏剧、音乐和形势报告、学术报告等等。

我是上海学生，寒假回家了，留校同学过节的详情不得而知。我们年级的湖南同学雷群明（后来曾任学林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上海韬奋纪念馆馆长）有记日记的良好习惯，前几年得以阅读他的日记，才知道他们是怎样度过辛丑春节的。年夜饭时同学聚餐，具体食谱日记没有详述，只写了有肉、有酒、有馒头。为什么单选这三样？我想，吃肉喝酒是中国人过好日子的象征，不用讲了。吃馒头稀罕吗？我校在江南，食堂主食供应米饭，难得吃顿面食；学生生病如胃部不适，需医务室开具证明，才能到厨房领馒头、面汤之类。物以稀为贵，年夜饭供应馒头或有类似北方过年吃饺子的意思吧。果然大受欢迎，雷群明说他吃了七个，听说还有吃十二个的。晚饭快吃完时，校领导来到食堂与大家欢聚，共迎佳节。晚饭后同学们回到宿舍，举行除夕联欢晚会。

春节期间，学校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几乎天天放映电影，如《欢天喜地》《换了人间》《铁道卫士》《五朵金花》等。雷群明印象最深的是大年初三晚上，一些电影工作者和上海乐团来学校进行春节慰问演出，张瑞芳、黄宗英、韩非、白杨、赵丹、秦怡、谢添等到场，“开始他们跳了个大头娃娃舞，后来秦怡和张瑞芳演唱了两首缅甸歌，谢添表演了几张不同人物的面孔，他把帽子一戴，转一个身，就是中年人，再一转身又变换了模样，真像”。演出结束后，又放映电影《革命家庭》。

1961年2月8日到2月22日短短半个月的寒假中，我的那些留校的同学，深怀着乡思乡情，在远离家乡的校园，携手同行，共克时艰，度过了一个非常时期的非常春节。假期最后一天，拿着每周27节课的新课表，和我们这些返校的同学一起，重振旗鼓迎接新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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