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之痛丨《小伟》会是另一部《小偷家族》吗？

原标题：家庭之痛丨《小伟》会是另一部《小偷家族》吗？

-咖爷有话说-

想要改变人的一生，方法有很多种。其中一种比较残酷且没有选择的余地，那就是家中亲人得病而死。最近，新上映的电影《小伟》就把目光聚焦在这样一个家庭，父亲查出患了肝癌，母亲和孩子生活立刻暗淡无光，出路在哪儿，该如何活下去，成了影片给我们的最大启迪。

如果一部电影不赚钱，还要拍吗？

2021年一开头，电影《小伟》给出了答案。这部电影，一经上映，就自带光芒。

平遥电影节，FIRST青年电影展均获奖，便可看出该片的价值取向，它是奔着获奖去的。

私人化的主题，独立化的表达方式，是它的命根。这样的电影注定不会是大众流行电影市场上的赢家。

那么，既然一开始就注定失败，为何还要迎难而上，在一众春季档的好片里一较高下呢？

有人可能会说，能赚就赚点，有收入总比没有强。也有人会说，因为主题是父亲的死VS家庭的分裂和聚合，这本身就是导演自身的亲身经历，想要展示一下，也不是完全不可以。

在咖爷看来，以上的理由都成立。但还有一个理由与独立电影这个类别有关。

那就是把电影当成一种私人的表达呈现在观众面前，其故事不再以如何调动观众的肾上腺素为基准，而是以导演或者制作人的需要为主，通过电影搭建一座沟通的精神桥梁，与观众进行一场深入心灵的对话。

今天就好好聊聊——

《小伟》究竟讲了个什么故事？

虽然技巧多多，角度新奇，但《小伟》要讲的故事很简单，就是一个可能会患癌症的病人，不出所料的患上了癌症，突然间，整个家摇摇欲坠起来。

首先登场的是妻子/母亲，慕伶。

丈夫身体不好，患癌的几率很大。作为妻子的慕伶想来想去，决定采取最现实的应对方式。

一天，她去学校接儿子，和儿子一起回家的路上，她劝儿子去帮邻居家的孩子补习。

儿子的前途早已经定好了，他要出国留学，任何别的出路都是对他这条出路的践踏。

慕伶没管这么多，她劝儿子要两手准备。

很快，丈夫伟明就住进了医院。

没住进医院时，慕伶似乎已经准备好了应对丈夫患癌的事实。可一住进医院，检查结果随时会出来，慕伶反而有些退缩了。

她变得胆怯，脆弱，喜欢自欺欺人，十分抗拒丈夫患癌的事实。

有一次，她去问医生，到底是肝硬化还是癌症。医生很明确告诉她，是癌症。听完结果之后，她呆呆站了好一会儿，然后跑到卫生间里哭了。

她不愿回答，儿子一鸣说你不说，我就去问医生。她又气急败坏地阻止一鸣，不让他去问。

不问，就是没有确诊。

不问，检查结果就可以随慕伶的性子随意变化，不用面对现实。

一开始，慕伶会用“如果把检查结果告诉病人，那么就会让病人失去生活的方向和希望”这样借口来说服自己。

所以，她有意无意落下医生开的药单。老同学告诉她，自己的老婆死于乳腺癌，建议两个同病相怜的人有时间可以聚一聚，她也立刻逃开。出院时，化验单交到了丈夫手上，丈夫伟明得知自己得了癌症，她依然要去求护士，换一张假的化验单给她。

直到丈夫伟明因胃出血而大吐鲜血时，她才接受事实。

看到这里，许多人可能会有种吃哑炮的感觉。因为慕伶隐瞒病情和伟明知道病情之间并没有一种跌宕起伏的因果关系。

这种感觉像是劲儿没使够，以至于电影似乎没把事情说清楚，一直是莫名其妙的。

也是，影片后半段全部集中于父亲伟明上，伟明宁愿吃假药也不吃真药，慕伶洗澡时他烧糊了锅，弄得满屋子都是烟，差点吓死慕伶等等一系列行为来看，他对家里的变化相当明白，他只想要一个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地方，主动结束生命。

对于伟明来说，到底得什么病，说不说出真相，有什么关系。反正就是个死，肝硬化和肝癌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故事？

普通人的生活大概只有足够私人才能引起共鸣。作为《小伟》的编剧和导演，黄梓是最有发言权的。

高中时，他和一鸣一样叛逆，经常和母亲对着干。争吵越来越多，误会越来越多，黄梓就想干脆一走了之，去美国留学算了。

黄梓想学广告专业，以后出来拍广告赚钱，可学校里没有广告专业，于是黄梓选择了电影研究专业。读完大学，又读了研究生。2013年，研究生还没毕业，黄梓就创作了短片《彼岸》 ，该片入围法国昂热电影节、北京独立影像展。

不过，才气并不能带来好运。才读了一年研究生，黄梓所在了学院就倒闭了。没有办法，他只好放弃学位，回国找找机会。

可是，独立电影界可没那么好混。回国后，他只能一边追求导演梦，一边啃老。直到2016年，才作为摄影师和导演张向东合作了《这世界，这条河》。

正在啃老的时候，黄梓的父亲确诊患癌，家庭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

和许多初出茅庐的艺术家一样，黄梓也是从他最熟悉的故事开始。

电影中的父母，所对应的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父母。而电影中的儿子，所对应的就是他自己。

一鸣想逃离，黄梓也一样。从确诊癌症，到父亲患癌去世，黄梓一直都是拧着的。家里许多人劝他出去工作，他则死死抓了摄像机不放。

他自己也承认，作为处女作虽然惊艳，但并不成熟。“家庭题材，故事俗套。”

后来，凭着亲戚投的钱和某个公司的支持，《小伟》才终于成型。

你瞧，普通人的生活就是如此，温暖中有一点点自私，无情中又有一点点包容。

有些时候，电影想要一些冲突，需要一些高潮，有的生活能给，有的生活不能。黄梓自称阅片量不大，生活自理能力不强，一心就想拍电影。

现在他成功了，但不是好莱坞式的成功，是普通人的成功。剧本写出来了，亲戚盲投拍成的，电影上映了，排片量不大，总共只有30多万收入。

但，这才是真实的生活，也是《小伟》真正让人觉得亲近的生活。

电影《小伟》在叙事上，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慕伶，第二阶段是一鸣，第三阶段才是患癌的伟明。

除了第三阶段关于伟明的部分拍得神乎其神，大段大段的意识流与现实穿插剪辑，把一家三口的私欲，愿望，痛苦扭在一起，拍出了最具艺术感的生命大和解，有些理解上的难度之外。

其他的阶段，尤其是儿子这一阶段，故事讲得是很青春明白的。

在以他为主角第二阶段，他一出场就拿到了加州河滨分校的录取书，所以父亲的病从头到尾对他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

他是如何面对这个打击的呢？他陷入了一种手段激烈的虚无主义当中。

跳课间操时他和好友躲在厕所里抽烟，老师发现后，两人被罚做课间操，好友做得浮皮潦草，他却认认真真，铆足了一股劲儿。

逃课。为了逃到山顶上去享受新鲜空气，他和好友三人还意外伤到了一名保安。抵达山顶后，几个人开玩笑式的畅想未来，听他们说话的方式，就好像未来永远不会来。

抄作业。能拿到国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学习成绩应该不会差，可他却一字不漏地抄了女同学的作业。

故意找茬的意思，越来越明显。

慕伶为他安排的家教工作，他故意不去。慕伶想要进屋和他说话，他也立刻抓起书砸门，故意和妈妈对着干。

他想搞破坏，可当借他作业抄的女同学问他，你讨厌我是不是因为你以为我去老师那里打小报告了？

他又愤愤不平，觉得这些破坏都不是自己想要的，因为他们都没有破坏力。

电影《小伟》以癌症为引线，烘托出了一家人在变故面前的脆弱，焦躁以及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既没有抵抗疾病的能力，也没有掌控生活的能力——的一种无来由的愤怒。

真正的主题其实是，人在面对患癌这件事（或者任何一种会抹杀未来，拖累家庭，降低生活质量，对人生选择具有巨大震慑力的事件）时，人之为人的不同选择。

同类型的故事的不同拍法

这样一个故事，可以有无数种叙述的可能。

陈凯歌的《搜索》选择了爱情战胜一切。《滚蛋吧！肿瘤君》选择了励志和温情——这也是很多“绝症电影”屡试不爽的路子。

在国外，玩转绝症，享受当下，更是主流中的主流。《遗愿清单》是一群退休老人们的“超爽人生”。《最爽的一天》更是把公路电影的套路搬了进来，从魅力无穷的南非野外一路嗨到绝症病房。

这些影片各有各的市场，但总体上都想证明一点，癌症并不可怕，不要觉得患了癌症，人就完了。人生可以完，但人本身还没有完。

也不能说他们有什么错。

只不过，当你百度关于癌症的电影时，答案都统一的积极，快乐，珍惜。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如果得病的是我，我还积极得起来，快乐得起来吗？难道善心大发宽慰他人就是我唯一的选择了吗？我恼怒，痛苦，乱发脾气就这么不道德，不主流吗？

珍惜当下的人生？难道得病之前，我好好学习，认真工作，还不算是珍惜人生吗？

显然，《小伟》不想嗨了。它想要的，就是真实地，忠诚地，甚至痛苦地，记录父亲患癌之后的日子以及这些日子里所有有关人性的暗流涌动。

这不仅因为《小伟》本身更倾向于艺术，更因为“去喜剧化”的表达，更能显示生活本身的可怕。

这里说的“可怕”，指的是生活中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一种失控，一种错乱，一种一直努力奋斗却总觉得好像隐约觉得得不到结果的无力感。

这种“可怕”随时可能出现，稍不留心，就将你杀得片甲不留。就比如，人们总喜欢正能量，一说起正能量总是满怀期冀与激情，到处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然而，这种气氛不是可持续的，只要稍微落了空，那种古怪的，不知所措的空虚感就会钻进来，突然间，整个世界变得苦涩不堪，无法忍受，只有一死才能安稳。

而这种感觉，正是独立电影们想要捕捉到的。这种感觉看似残酷，可怕，乏味又咄咄逼人，但正是因为有它站在正能量的另一面，才意外地给人一种喘息的机会。

因为这才是普通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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