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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十二篇青春故事，书写都市情感的彷徨与挣扎

来源：爱乐趣网时间：2021-01-19 09:53

原标题：他用十二篇青春故事，书写都市情感的彷徨与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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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作者： Jules Julien

2020年底，诗人、小说家、影视编剧李樯的中短篇小说合集《喧嚣日》出版，内容集中于大学年代到毕业后及婚姻早期这段时间，以“青春”这一人生时光或概念为写作对象，用更为成熟和深邃的思虑，考察青春时代对一个人的塑造，呈现青春岁月罕见的自由自在，以及面对未来时茫然无力与野心勃勃互相交织的困境，与太宰治、郁达夫等前辈遥相呼应，又有着清晰的当下性和作者特有的激烈。

在著名作家 贾平凹看来，《喧嚣日》一书中的小说，空间张弛有致，因为日常而更见深意；

著名作家苏童则认为，《喧嚣日》平实、生动，节制，他敢于去除五觉，却提升文字了击穿真实的能力。

著名作家马原赞许李樯的笔法沉着冷静，称这是一种只有作家才会有的灵魂自由。

而著名文学评论家何平则强调，《喧嚣日》一书的作品，所改变的并非“法”，而是自己如何看待、处理男性进入中年之境所要面对的局限与骚动，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真诚的调整，拾起对于生活本身的敬畏之心。

李樯，江苏徐州人，诗人，小说家，《青春》杂志总编。已发表有小说近百万字，诗歌两百余首，出版长篇小说三部。先后获金陵文学奖、南京文学艺术奖、紫金山文学奖等。图为2020年底李樯（右）向高晓松赠送新著。

具有浓厚精神质感的朴素文字

——李樯短篇小说阅读札记摘编

文 | 张学昕（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图 | Jules Julien

李樯小说的表达，并没有停留在一般性的现实表达与现实经验的层面，而是凭借其叙事向人性渗透的能力，写出具有浓厚精神质感的朴素文字，创造出大于呈现经验、复制经验并“虚拟”某种具有深刻现实感的新经验。摆脱甚嚣尘上的“新世俗”，对生活多些宽容和肯定，这些，正是审美意义上理应具有的深厚书写生命真味的理念、精神和信心。

当代作家如何才能让叙述本身超越故事，超越人物自身，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上再现生命的优秀品质，在我们时代已经成为一个莫大的难题，或者说，这是否已经算是闯入了难以自拔的误区？所以，若想真正避免文学叙述可能产生庸俗社会学的功利性价值取向，作家必须首先辨析清楚，哪些是支配我们判断生活的种种错谬。

短篇小说究竟能有多少叙述空间，留给细节或细部？细节是否可以构成短篇小说叙述的丰厚的主体或推进器，强有力地推动叙述的进行并带出故事、人物、意蕴，包括语言等的变化？而在一个篇幅极为有限的叙事空间里，发现或开掘生活的生机和玄机，呈现可能性，都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我在李樯的文本里，总是不断地看到触及我们时代生活中最敏感和最令人心悸的人性、精神、心理的人生世相，当然也不曾料想，他表现得竟如此细腻，无孔不入，悉力进入生活的肌理，自由而随心所欲。

我一直欣赏卡佛的小说理论，究竟是什么东西可能创造出一篇小说的张力？那就是：

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具体的语句连接在一起的方式，这组成了小说的可见部分。但同样重要的是那些被省略的部分，那些被暗示的部分，那些事物平静光滑的表面下的风景。我把不必要的运动剔除出去，我希望写那种“能见度”低的小说。

在这里， “能见度”低，主要是强调作家呈现生活世界的含蓄、多义性和复杂性，也就是强调文本叙述的内在张力。它不仅是考察读者的审美能力，更是测量作家的表现力的标高之一。惟有呈现出生活和人性的复杂性和必要的深度，才可能建立像“冰山理论”所比喻的、海平面上下那“八分之一”和“八分之七”的文本结构关联。

李樯小说叙述中的张力，既产生于小说文本内部自身潜在的哲性力量，以及戏剧性的吊诡和荒谬，也存在于不同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人物、意蕴、玄思彼此呼应、唱和、补充。1980年代以来，曾有许多作家的中短篇文本，在人物、题材甚至叙事意蕴上，都喜欢写成内容既有关联又各自独立的“系列”。无论是高晓声、莫言、阿来还是李洱，在他们的作品中，让我们意识到生活本身的内在完成性和碎片化之间，存在着可以调和却无法弥合的锐利。

《爱情如此飘渺》看似像一篇很“好玩儿”的小说。从文体色彩和风格上，可以用“玄”“油”和“痞”来形容，也更是一篇富有叙事“张力”的文本。这还是一篇以“谢东民”为男主角的小说，是一对年轻人的恋爱故事。我在这里特意使用“恋爱故事”而非“爱情故事”，主要是为了刻意地区别“恋爱”和“爱情”这两个词语的差异性。这篇小说在精神层面上与《乌城在别处》和《柔软下来》两篇，在主题和写作旨意方面，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精神联系。谢东民与李小艾，“变”成了谢东民和翁小麦。李小艾和翁小麦，读起来两个音频相近的名字，在两个文本里，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那种“熟悉的陌生人”的感觉，简直就是一次重演。

《乌城在别处》中，“一个是和我同居了三年的女子”李小艾，与《爱情如此飘渺》中这位“恋爱了四年”的翁小麦，情感和命运遭际仿佛异曲同工。这像是一种自嘲或自我怀疑，看起来，李樯仍纠结于自己刻意“追踪”和潜心的叙事理念，那“硬核”般的类似“罪与罚”式的灵魂拷问，无时无刻不缠绕着他。

李樯始终在探究人性必须面对的精神之“难”和现实之“难”。“既然这个世界的崩溃是从外部和内部同时开始的，任何形式的外部和解都是没有意义的。”由此看来，人性深处的失落，如果是由于精神、信念的失守，灵魂的无所寄寓，那么，就不该将一切都归咎于时代和现实。这里，可能存在着强烈的悲观主义的基础，固然，时代与现实，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的心理、精神、人性带来了负累、沉重与惶惑，但是，若是从另一种寻求灵魂安妥的向度看，它们也为人们的内心担负起太多本不属于它们的“罪名”和责任。所以，人的幸福并不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必须要经常地扪心自问。或许，现代人类社会发展至此，我们又要重新追问“我是谁？”的终极问题，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寻找生活和存在的精神“上游”，都要解决“为什么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

《星期五晚上干什么》呈现了青春期稍纵即逝之后的孤独，心理空间的日渐逼仄引发出精神的虚空。一代人的焦灼，依然不断萌生出现实碾压下灵魂无处安放的错觉。特别是最后一句“原初的事实一旦跌入回忆，便会和它本身既有同一性，又保持着一个对立面”，这像是对李樯小说写作所作的一种宿命般的描述和判断。“原初的事实”，成为他中、短篇小说的整体体貌里的飘忽不定的因子，虽无法聚敛，但可以成为叙事中结实的硬核。

我尚未读过李樯的长篇小说，李樯在这许多短篇小说里执意选择回忆、重温往事的“恋旧模式”，“覆盖”或者重构情感框架，追问欲望、人性的畸变，在这里，“宿命”或命运起到一个结构性的作用，也成为制衡人物关系和事物发展的本质性力量。我感觉，李樯是一个怀疑论者，是一位充满浪漫情怀的、境界不俗的小说家，他敢于敏锐地将精神体验的极端意绪表现出来，也没有太多凡俗的顾忌，我坚信那些故事里一定有他自己曾经沉浸其间的青春“底片”。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