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实用主义的教育申辩

原标题：叶圣陶:实用主义的教育申辩

年老时的叶圣陶

“开明夙有风，思不出其位，

朴实而无华，求进勿欲锐，

唯愿文教敷，遑顾心力瘁？

此风永发扬，厥绩宜炳蔚。”

一九四六年十月三日，叶圣陶先生为开明书店二十周年作纪念碑辞（上为节选）（刘增人：《叶圣陶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96页）。虽为他人所写，但可视作自画像。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编写整部语文教材，在小学、中学、大学间闪转腾挪，“挖掘”出茅盾（此名亦叶氏所取）、丁玲、巴金等人，甚至“逆市”设立行业自律……可谓是闯出了一番新天地。他把光怪陆离、气象万千的教育，浓缩成某种意义上的“二维码”，潜藏其真义，还原其本初，如借人明灯，启智生慧，成为最宝贵的遗产。

一

叶圣陶原名绍钧，字秉臣，苏州人，生于清末的一八九四年，比挚友朱自清大四岁、同窗顾颉刚小一岁。当时内忧外患，人心思变。黄遵宪、梁启超等在“百日维新”后提出“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可说是为叶氏后来的文学成就铺平道路。苏州一地，士林风盛，整个清朝科举共出状元一百一十二位，其独占二十五人。当时，美国在此设教会学校二十三所，侨民创办《苏州花》《江苏旬报》《大苏报》等多种杂志（廖志豪等：《苏州史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版，第232页），风气之始开，文化之汇通，几乎不亚于大上海。

叶家祖上颇为富庶，经营生猪行，曾买下过半条街，人称“叶半街”。但遭遇太平天国的战火后，一切皆如雨打风吹去，家道迅速败落。以家庭背景和今后的成就看，叶圣陶与钱穆相像，都来自没落大户，但祖上的精神却没有丢，一种“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坚韧之气，终生伴随。父亲叶仁伯是账房先生，一贫如洗之下，依然将教育视作头等大事：孩子三岁时，即亲手写下方块字，叫他先读后描，慢慢到了六岁，竟积累了三千字（韩涵：《语文教育的先驱——叶圣陶传》，长春出版社2017年7月版，第4页）。几乎在同时代的大陆对岸，长叶圣陶三岁的胡适也在父母的督导下认字描红，终日不辍。这种先人一着的教育策略，对天资较高的孩子来说，往往能“早一步，步步早”，人生的赢面由此扩增。母亲则给叶圣陶讲民谣民歌，不断渲染，等到上私塾后，叶圣陶回忆说：“幼年习五经，背诵私塾之侧，均能上口，手掌未尝戒尺”（《叶圣陶传》，第3页）。所谓“未尝戒尺”，是说没有被老师惩罚过，相比顾颉刚的动辄受罚，其自意之心，可见一斑。

叶圣陶先生作品

有趣的是，八九岁时，叶圣陶被父亲“带坏”——常去喝绍兴黄酒。父亲会不会以酒为凭，用类似曲水流觞的形式，考验孩子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呢？如今已不得而知，但一爿酒店如一方社会，世情百态众生相，彼方唱罢我登场，竟和杜威所主张的“教育即雏形社会”，有着几分相像，也算是另一种学习吧。这酒一喝就是六七十年，里面的乾坤奥妙，或许难为外人知；但从小就听过的弹词昆曲、玩过的园林山水、以及篆刻图章、诗词歌赋、渔歌汀岸，祠堂亭台……共同构成了一座城对一个人精神发育的隐秘馈赠。譬如，母亲教的儿歌，后来被叶圣陶编入到小学国文课本中；熟稔的篆刻技艺，也开发为学校的特色课程。一个人在成长中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往往会超过学校教育的总和，且成年后，会烙印在他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中。

二

一九〇五年，十岁的小叶圣陶糊里糊涂地走过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拐点。这年夏天，他参加了科举制度的“闭幕式”——历经一千三百多年的“八股取士”，就此画上句号。是年，日俄战争正酣，生灵涂炭之地，却在我国东北；清廷摇摇欲坠，自顾不暇。一次例行的恩科，倒更像是一场“历史的翻车事故”：早在四年前，各省兴办新式学堂已成风气，官方也顺势要求“将（省城）一切书院改为大学堂……每月给薪水，以学西法为要”（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页）。这一切都让末次科考，名实不符，徒增笑耳。但对叶圣陶个人来说，他作为历史见证者，对传统教育的理解，会来得更加深刻。

废除科举后，现代教育理解与转型，就迫切地摆在了中国面前，叶圣陶年龄虽小，也能渐渐感受到“西风”的磅礴生命力，尤其是讲究务实、求真、济用的实用主义。一九〇六年，长元吴公立小学成立，不少教师均从日本留学归来，历史、地理、博物等实用课程，开始取代旧学教育。到第二年，草桥中学（即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新创，校长蔡俊镛专赴东瀛考察教育，从主张到管理，均已西化。当时的英语教材是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见闻杂记》和古德斯密的《威克斐牧师专》（《叶圣陶传》，第10页）；体育课则朝向军事化发展，骑马、军训、演习、远足，一个都不少；化学课更是全盘仿照日本的经验。

这些课程改革，得益于实用主义（派生于希腊单词“行动”）的春风，让叶圣陶大呼过瘾。正是“行动”“做中学”等积极信号，顺应了时代变革的需求，他在小说《倪焕之》中提出对传统教育迂腐、守旧、悖谬的极度厌恶而特别期待改革，反映的正是当时人们“久旱逢甘霖”的切盼之情。

叶圣陶先生漫画

当然，“新潮”之下，要论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文学。在他看来，华盛顿·欧文写了什么不重要，但那种写作方式，是从前的私塾、小学堂所未见过的。受这位美国人影响，他开始尝试自己创作新文学、新诗歌，与顾颉刚等同学在班上编辑《学艺日刊》《课余丽泽》，“自己作稿，自己写钢板，自己印发，每期两张或三张，犹如现在的壁报”（《叶圣陶传》，第11至12页）。这些“班媒”不仅全班爱读，后来竟闻名于整个校园。牛刀小试的成功，让他初露在写作、编辑、出版方面的天份，隐约中，摸到了人生的方向。

一九一二年，中学毕业的叶圣陶，因家境贫寒，无力深造，选择到言子庙小学就职。新学的影响，从他入职的第一天，就彰显出来：他抛弃旧有的所谓师道尊严，而以“朋友”的姿态与每一个孩子相处。后至甪直第五高等小学，更是在一片民主之风中与同事、学生情同手足。他在第五高等小学曾建“生生农场”，许多人视之为杜威“雏形的社会”的实验代表，这固然说得通，但叶圣陶本人的另一番解释却更有意味：何谓“生生农场”？“生生”即“先生”和“学生”，同时也表达生生不息的寓意。教师也好，学生也罢，均是同等地在农场中劳动，并能民主地协商、决定有关“瓜田李下”的事宜。

三

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大到民族、国家的未来，小到学校、个人的命运，已来到了十字路口。颇为幸运的是，叶圣陶遇到了杜威——确切的说，是他的思想。一九二〇年六月，叶圣陶作为一名观众，在苏州见到了前来演讲的杜威，其后还写了一篇名叫《欢迎》的小说，以示纪念（梁杰：《叶圣陶“双主”教育思想发展概说》，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但更多的情况下，两者还是在精神层面上沟通。

相比于胡适等留过洋的嫡传中国弟子，叶圣陶虽得不到先生的耳提面命，但克伯屈的适时访学，却做出了些许弥补。克氏是美国教育家，师承杜威，被称为“杜威声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东南地区推广教育实验，影响深远（周洪宇 陈竞蓉：《中国最需要何种教育原则——克伯屈在华演讲录》，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叶圣陶通过他，加深了对杜威的了解，并领会了实用主义的精神，即在动手实践的大前提下，积极联系生活，使用科学的方法来达到合理的效果。于此，一个心愿悄然而生：用杜威的实用主义去拯救中国的教育，改造家国命运，走上独立自强之路。

叶圣陶书法

在实用主义者的心目中，最好的教学方法，一定是基于个人经验的多元素、广领域、深挖掘的“做中学”。叶圣陶深知此中奥秘，他在教材使用上，选择学生易于接受的历史故事、小说、戏曲等，以“大狗叫，小狗跳”等儿童化的语言缩短师生的心理距离；为了保持学生的求知欲，他坚持“根据他们的本能、欲望和兴趣，想方法来引导他们的本能，顺应他们的欲望，扩充他们的兴趣”等做法（叶圣陶：《叶圣陶集》，第1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页）。

可以说，教学效果的达成，一定是基于学生既有经验与未获知识之间的有效对接。以“做”为出发点，又以“学”为归宿点，“就地取材，入乡随俗”，将大大拓宽教师的选材边界、构思边界和设计边界。正是杜威的理论，有着如此诱人的教育前景，所以叶圣陶在言子庙小学就尝试以实用主义的教育法躬身践行。

另一方面，杜威对叶圣陶的既有观念也产生过剧烈冲击和批判。一九一九年二月还未见到杜威时，他在《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中说：“要注意，读书是要学生知道‘以往’，为‘未来’做准备”，但听完杜威讲演后，态度完全改变：

“如果改变以前的见解，认定儿童的现在就是他们整个人生的一部分，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就需要他自己去应用知识方能完成；那么他们在当前的环境中有所需求，自然会自己去研究，寻求出道理和办法来，还会自己去试验这些道理和办法是否切合实用，来证明他们的价值。”（《叶圣陶集》，第11卷，第38至39页）。

这种转变，使他更注重孩子的生长内需。执教尚公小学时，当时的课文还多是文言体，有人完全抛弃而另选材料，也有人照本宣科，而叶圣陶另辟蹊径，精心挑选文章充实教科书，用今天的话说，叫“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后来，他干脆和夏丏尊等人独立编写教科书，大量增加白话文比重，当时的宗旨是“顺自然之趋势，而适应学生之地位”。这自然有新文化运动的因素，然而，以儿童身心需求为出发点的教育转型，当是难能可贵。

更重要的贡献是，在一九三一年之后的廿载岁月中，叶圣陶在创新教材方面的才华显露无遗。一九二三年六月面世的由叶圣陶编纂、丰子恺绘画的《开明国语课本》，从设计理念，到内容、形式均直指儿童兴趣。例如，其中《太阳》为：“太阳，太阳，你起来得早。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睡觉？”《柳叶长》为“柳条长。桃花开。蝴蝶都飞来。菜花黄。菜花香。蝴蝶飞过墙。飞，飞，飞，看不见，蝴蝶飞上天。”（叶圣陶：《开明国语课本》，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版，第18、25页。）这些孩子喜闻乐见的内容已经辐射到家庭、学校、社会的种种生活。所选（撰）篇目多以儿童文学、诗歌、童谣等各种儿童喜闻乐见的文体呈现，十多年内竟重印四十余次，一时洛阳纸贵，广受欢迎。及至今日，也在广大的家长群体和文化市场、教育市场中留有口碑。

四

叶圣陶对“做中学”的理解，放在课堂上看，有着深入思考。譬如在“教育主体”的认识上，他说：“（教师的）许多义务，仿佛戏台上值场面的人，把种种事物都安置妥当，但是怎样表演怎样说白，还要让演员自己去做。教育是有最终的目的和价值的准绳的，教育者的义务便是使儿童得到合理的系统的知识，确定他们的新人生观。”（《叶圣陶集》，第11卷，第42页）看来，叶圣陶已经知道还舞台于孩子，自己甘愿躲在后面；并且，这个“舞台”不再是小小的空间概念，而是包含游戏、实验、辩论、远足等多元的社会因素在其中。

《叶圣陶：守望童心的稻草人》插图

于是，我们看到：在尚公学校时（由商务印书馆设立），叶圣陶在学校的少年书报社中设立阅览室，成立通信社，带领“学生新闻社”外出采访，练习写作；组织学生“游学”，到电灯厂、美华利钟表厂、商务印书馆等学习实用技能，如新闻采访业、钟表制造业、木板雕刻业等。对于有生物爱好的，还带了一帮发烧友去郊区捕捉昆虫制作标本。他坚持“给学生布置适当的环境”，“使学生从实际中获得知识”，希望“为学生雕刻一个‘毫无遗憾’的模型，经过‘游戏同功课合一’‘学习同实践合一’等全新的完善的教育，使学生成为一个充满了爱心的‘新人’，走出校门后能胜任‘三百六十行’中任何‘一行’的工作”（ 商金林：《叶圣陶传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66页）。

当然，一九二七年之后，叶圣陶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育主张和表达，已不同于杜威的“原教旨”，甚至还有了悖离之处。杜威说过“教育即生长”“习惯是生长的表现”，但叶圣陶大大发展和细化了“习惯”的具体指向和内容体系，形成独具个人特色的“教育就是培养习惯”“教是为了不教”等理论。一九三四年出版的《文心》（与教育相关），他也不再强调学校农场、工场等“社会雏形”；在教材内容上，整合资料、编订讲义、课堂生成等人本的价值选择与表达，彰显着教师的独立与成熟。叶圣陶用尽一生，方才体会到：理论上的“相信”和实践中的“做到”，中间隔着的，既可能是付出汗水后的努力，也可能是永远无法跨越的天堑。我们仿效杜氏的“做中学”，既不能依样画葫芦，也不能信马由缰，而必定基于民生国情、历史政治、文化心理的种种条件之下，否则就只是东施效颦，劳而无功。

五

时间走过近乎一个世纪，以今天的立场看，世人多觉得叶圣陶是文学家、出版家，他也的确利用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局，《小书月报》《文学》等平台，发表作品、挖掘人才……但这一切的背后，都有教育的影子。诸如利用出版和媒体，办学校、编教材、创学刊，用出版和媒体推动教育。为对抗社会的不良风气，他甚至明确“五不出版”：礼拜六派（民国时代的鸳鸯蝴蝶类）的小说不出；武侠小说不出；以应付考试为目的的教辅不出；各种速成法之书不出；描写辞典（今天的考试背诵类工具书）不出（《语文教育的先驱——叶圣陶传》，第184）。

叶圣陶终其学术的一生，正是在实用主义的观照下，不断地进行自我申辩。一九一四年，他提出培养“谨守规则，举止安详”的学生；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代，则为“我们不能把什么东西给予儿童；只能为儿童布置一种适宜的环境，让他们自己去寻求，去长养”（叶圣陶：《倪焕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一九六〇年代，“教是为了不教”的著名论断第一次问世；一九七九年，高考刚恢复，许多学校唯升学率是从，他又呼号“难道学生进中学就是为了考大学?难道国家办中学就是为了给大学供应投考者”（智效民：《叶圣陶批评应试教育》，《教师博览》2012年第4期，第7—8页）……

中国画叶圣陶

毫不夸张地看，正是实用主义的催生，让我们看到一长串的改革者名单：叶圣陶、胡适、陶行知、蒋梦麟……但不管是学院派的，还是田野派的，他们都在“做中学”中不断尝试和改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经验还告诉后人：在每一个时代，教育都无法独立于政治、经济、文化，她更接近于一个由多方利益、立场、观念缠绕交织的平衡体，甚至很多时候，还不能按照自有的规律运行。每每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有良知、责任心和行动力的教师都会砥砺前行，并坚持个人的教育申辩。

叶圣陶所做的，正在这样一件事。 （作者邱磊系中华教育改进社理事，中国教育报刊社特约评论员，专栏作者）本文发表于《教师月刊》第六期

超级演说家年度盛典——储朝晖：怎样补上中国孩子即兴演说的短板

坚强的心灵要靠完整的教育培育

从抽离到融合：基于劳动教育的“五育”共进之路

钱穆：深掘人生的“底层通道”

蒋梦麟：文化和解中的教育自救

以完整的教育培育坚强的心灵

良好的家校关系还需全社会支持

关于校长办学思想的思与想

这8个悖论破解了，中国教育才能更健康

宣传不是教育⊙潘光旦

教育改进的历史与当下使命-暑期教育改进行知班

如何才能避免扼杀孩子的独立思考？

尽快系统有效纠正安全教育误区

论教育目的的公平转型

关于教育优质公平发展的三重思考

蒋梦麟：文化和解中的教育自救

如何想象中国古代的教育世界 ：蒋梦麟《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中文版序

教育得要回归本来才能面向未来

为什么孩子必须从小学好语文？

中国人思维的软肋与教育改进

教育改进的历史与当下使命

教会学生自主学习

蔡元培在德国

求解中国教育中的杜威

为什么我们做不好“理论结合实践”

论教室文化的构建

梁漱溟：谈儿童心理

七十年来我国两轮“减负”教育改革的历史透视

陶行知：一辈子，一道题

学问是颗“多味果”

郭秉文：享誉世界的大学校长

发展学前教育要跳出公办园的思维窠臼

中华教育改进社

建立于1921年，陶行知为主任干事，蔡元培、黄炎培、熊希龄、郭秉文等为董事，梁启超、孟禄等为名誉董事，主要成员还包含胡适、陈鹤琴等，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教育救国社团，有效地推动了中国教育专业化、科学化、世界化进程。

2011年恢复重建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现有社员三百余人，已形成有志教育改进者相互切磋和激励的社群，专业化的第三方智库。

责任编辑：

相关知识

叶圣陶:实用主义的教育申辩
第五届叶圣陶教师文学奖在京启动
从柏拉图的《申辩》看苏格拉底的智慧与哲思
读叶圣陶的《小小的船》，感受儿童诗歌的4大艺术特征
《新华字典》“70岁”：承载时代记忆，助力教育脱贫
俄罗斯温和实用主义下，“异族文化”如何成为一把双刃剑？
中国新诗代表徐玉诺，叶圣陶为他写万字书评，鲁迅自愿作序被婉拒
“考古女生”的“钱途”，该被操心吗
速记 | 教育学及其发展 ，各个阶段重点学习
2020儿童博物馆教育研讨会：博物馆服务儿童观众的教育逻辑是什么？

原文链接: 叶圣陶:实用主义的教育申辩 https://www.alq5.com/newsview1172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