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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 | 赵丽雅：沈公与 “《读书》标准”

来源：爱乐趣网时间：2021-01-10 14:06

原标题：纪念 | 赵丽雅：沈公与 “《读书》标准”

著名出版人沈昌文于今早去世，享年90岁。

本文原题为——沈公与“《读书》标准”，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草鹭俱乐部”。

人民视觉资料图

《读书》和我相伴已有四十年，不过我和《读书》的亲密接触只有十年。这十年，便是和沈公在一起的日子，其间的种种琐细，都已经写在《〈读书〉十年》里。只是关于沈公对我的影响，在此之前并没有认真总结过——影响总是潜移默化的，很难条理分明总结出来。不过这会儿却是忽然想到，要说影响，最深的恐怕是读书、写书都有了一个“《读书》标准”。沈公一定会说：这个标准可不是我定的，我不过是秉承吕叔湘、陈原诸位先生的既定方针。且不论源头在何处，这个标准是存在的，用当今流行的“极简”法，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好看。对此我倒是不止一次写过文章，也可见影响之深。心里横了这样一个“《读书》标准”，既有受用不尽的好处，也有摆脱不掉的坏处。好处不必细论，坏处是至今写不出一篇中规中矩的学术论文。早年用了这个标准指导小儿写毕业论文，竟导致第一次答辩没通过，委实害人不浅。

涉及“《读书》标准”的还有重要一项，即绝不滥用阿拉伯数字。沈公当然也会说，这可不是我定的，是遵循吕叔湘、陈原诸位先生的旨意。而懂得汉语，懂得使用汉语，才能够明白滥用阿拉伯数字是对汉语的践踏。万分庆幸的是，这一项原则《读书》始终不渝贯彻至今。而反观当下一些出版物，无语而已。

两则写于二十五年前的小文，曾附录于《〈读书〉十年》。今检出这几行文字，重温当年的感受，觉得它可以在这里再当一回附录。

〔附录〕

“不三不四”的《读书》

《读书》已经创刊十五年了。它以渗透的方式，影响着一批固定的和不固定的读者。十五年的时间，它差不多已经有了第二代读者和第二代作者。生造一个与轰动效应相对应的词，可以说，《读书》所产生的，是渗透效应。

十五年的时间，可以构成一段历史了——这十五年的时间，又是中国社会一个急剧变革的时期。《读书》处在变化中，却不完全为这种大变化所左右，而保存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小气候，这也是人们回过头来看它的历史时，感到惊异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沈昌文（右二）与《读书》编辑部同仁

《读书》编辑部很长时间以来，对外是关着门的——只以刊物面向外部的世界。近一两年来，好像稍稍开了一点儿缝，于是有了一些关于内幕的报道见诸报章。于是人们知道了它的内部组成：一个主编是男的，三个编辑是女的。一个主编是男的，天经地义；三个编辑是女的，就令人大为惊奇。一时间，令誉腾起：三女将、女豪杰、女强人、巾帼英雄……其实，三个人果然如此风姿的话，《读书》会成什么样子，该是个疑问。大概正因为三位普普通通的女性，一没有男人治国平天下的事业心，二没有男人显身扬名的功名心，并且，没有扛起女权主义的大旗，一位男性主编才能够从从容容坐镇指挥——这应该是极简单的道理。

这样的组成，并不是有意的淘汰与选择，毋宁说是天缘凑泊。缘分，也许比任何一种刻意的选择，都更具备合理性。

四个人，一半没受过系统的、正规的高等教育，一半根本就是勉勉强强的中学毕业。说起来大家都挺伤心，但却因此而少了点束缚，多了点跑野马的不羁之气；又因此而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也算是不幸之幸。

说独特，实在也并非什么独特，不过是在长期以来大一统的、程式化的、排他性的思维方式之外，保持了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既不为前者所限，又不与它对立；既非媚俗阿世，又不是剑拔弩张，只是“温柔敦厚”坚持着独立思考的权利。这就是《读书》的立足点。严格说来，它不是反叛，不是革命，而是以思维方式的变革。自然，这是一个极小的范围——只限于它的作者和读者。

由此而形成的语言风格也是独特的：不是美文，不是社论文体；不是矫揉造作妆点出来的华丽，不是盛气凌人的教训口吻。是打破老八股、新八股，即程式化的语言，而体现出来的纷纭的个性风格。这风格不是《读书》的，而是作者的。自由运思、各具面貌的个性风格聚在一起，才是《读书》的风格。

它似乎不太有学术气质。借用《读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可以说它提供了“思维的乐趣”；或者说，是思维的别一途径，是观察世相、评说世相的别一角度。

《读书》人常说的“思想操练”“语言操练”，也可看作是这同一意思的不同表达。

对编辑部诸同仁来说，编《读书》，不是糊口的职业，而是一份爱好，一份生命的寄托。编辑的“存在”，与《读书》的“存在”，几乎融为一体——他们从《读书》的“存在”中，发现了自身“存在”的意义。所以，编辑部的管理方式是无序的，非程式化的。绝少召开正襟危坐的工作会议，绝少正儿八经地分析、讨论国内外形势。除了受生产周期的制约之外，几乎再没有什么严格的规章制度。它的运转，靠的是配合默契——不仅编辑部同仁之间，而且，《读书》与它的作者、它的读者，也常常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可遇而不可求的默契。《读书》虽关注社会，却并不具备特别的敏感，它的敏感，仅仅是对读书人敏感点的敏感，而这，也全靠的是默契。

今年第一期中的“编辑室日志”中，有一段夫子自道：“说三道四”，“不三不四”，编辑之道，在于此乎？

以“编辑室日志”的一贯诚实而言，这一次，它也应该是诚实的。

营造文化阁楼——再说“不三不四”的《读书》

刚刚看到最新的一期《读书》（1994 年第11 期），题为《文化阁楼》的“编辑室日志”，对文化空间的解读，颇觉精彩。它说：

从这样一种特别的机智中，忽而想到了编辑部成员的籍贯。不知该称作凑巧还是该称作缘分，这几个人，正好是一个南北集合体——主编祖籍宁波，成长在上海，成就在北京。三位编辑，两位是江南血统、北京长大的南人。如果说南方滋养机敏和聪明，北方造就胆略和气度的话，《读书》就是二者恰到好处的融合。京派或曰学院派的沉稳与厚实，海派的灵秀与敏锐，互为渗透，相得益彰，形成了《读书》特色。

《读书》很早就把自己定位于文化边际——用目前的最新说法，就是“文化阁楼”——从此便稳稳地保持身份，绝少再作争取更大荣誉的努力，至少是不作“牺牲”式的努力。并非不问政治，但政治进入《读书》的时候，已被纳入了文化讨论的范畴。也并非没有激情，但激情出现在《读书》的时候，已经是冷静思考之后的沉淀。与政治的若即若离，或曰“淡定地面对主义”，使它虽处漩涡中心，却能不失去身份，不偏离位置，稳妥、扎实地做它所愿意做的事情。

它所愿意做的事情，不大，也不算太小。可以说，是以海派的灵秀与敏锐，去不断发现新的思考点，并很快找到恰切的表达方式；又以京派的沉稳与厚实，使思考不致流于肤浅与空泛。它决不“领导新潮流”，但在它所营造的文化阁楼里，总是空气新鲜，虽然恒常有一种古典式的庄重。

并且，它处在“官”的包围之中，却绝无官方色彩。与城市的喧嚣与繁华保持着距离，又时常投入一份关注。作者中的两大骨干力量，一为北京，一为上海。在京的“海派”和在沪的“京派”，在这一间“文化阁楼”里，似乎最是如鱼得水。

大概也就因此罢，《读书》有了一种特别的宽容——对它的作者，不以学术派别和成见来范围：既然是思想操练、语言操练，何妨都来做一做？又因此，它虽然从不有意惊世骇俗，却常常意外惊世骇俗。（第八期出版，有先睹为快者，对英伦文事专栏中的《蓝色电影诗人》已不胜惊讶了）

《读书》的风格，极大的程度体现了主编风格。主编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是“以谈恋爱的方式谈工作”。可以把它解释为以充满感情色彩的语言，代替枯燥僵化的公文语言；以带有人情味的交流方式，代替刻板的上下级关系。这样一种领导作风，这样一种作风所造就的小环境、小气候，对《读书》风格与气质的形成，当然大有关系。不过这种方式是不能推广的——它只适用于这样一个天然凑泊的小群体。

主编先生患有严重的白内障。可奇怪的是，凡是他想看见的，所见绝对比明眼人只多不少。凡他所不欲见，即近在眼前，也一如“盲点”。一位朋友说：

《读书》的主编，智可及，愚不可及。

如果不是深解他的为人，说不出这样的见道之言。自然疾病并不是一份恩赐的智慧，不过是“此人而有此疾”，又是一份天然凑泊。

某日，大家在一起说张爱玲。主编先生一旁从容言道：

其实，最可欣赏的，是张爱玲的姑姑。

仿佛不经意道出了《读书》的编辑主张。

的确，《读书》不是思想家、学问家的天下，也不是才子、才女的天下。凡进入这间阁楼谈天说地的思想家、学问家，才子、才女，都作的是“姑姑语录”式的发言。他们在这里不是表明身份，而是表现智慧。《读书》之“不三不四”，这里是关键之一。

以《读书》之微末，在都市中简直算不得风景。不过整个的都市风景中如果没有它，就满满腾腾没有了一点儿空白，所以它是space——是挤满了字的书中不能缺少的间隔，是喧阗的“有”中不能没有的淡然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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