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12周年：媒体如何书写重大灾难的集体记忆

原标题：汶川地震12周年：媒体如何书写重大灾难的集体记忆

今天是汶川5.12大地震12周年纪念日，自从2008年至今的12年间，每年都有媒体进行“周年祭”报道。这些报道在不断唤醒我们关于这场灾难的记忆，也塑造了我们对于汶川地震的记忆。

在这12年间，汶川地震从一个自然灾害，演变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被反复地陈述、召唤和征用。在媒体的报道中，汶川地震代表了中国人民抵御自然灾害时表现出的无畏的勇气。代表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凝聚力，代表了“多难兴邦”的坚强意志。

通过这些报道，社会民众对汶川地震的记忆也在不断地书写与重塑，同时也不断强化着普通人的家国认同感。

一直以来，关于汶川地震“周年祭”的报道在学界就备受关注。今天的推文，我们整理了学界的几份研究向大家展现重大灾难的集体记忆是如何在这12年间被大众传媒书写与塑造的。

隐喻作为人类最基本的话语形式之一，以基础而隐蔽的方式，悄无声息地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关于汶川地震的报道，全国媒体的纪念话语种类纷呈，但从概念隐喻的视角观之，却集中为战争、家庭、方位、人体等四类隐喻形式。在灾难日渐远去的现实背景下，重新编织的纪念话语将灾难重构为一幅以国家和党组织为核心的防御战争。它褪去了天灾突降时的惶恐、混乱、伤亡、绝望，也淡化了应对灾难时的感动、悲壮与人性之光芒，而是成为组织效力和国家权力展演载体。

（图片来自：《创伤、战争、起点与新生:“汶川地震十年”纪念报道中的叙事隐喻》）

战争隐喻指的是把战争中那些关于敌我之间的利害、矛盾和冲突等事物的特性投射到类似特征的相关事情的概念域之上，由此直接衍生出一系列的隐喻侧面，如敌人、受害者、英雄，战争的手段、过程与结果等。

汶川地震的新闻报道中大量运用战争隐喻，将自然灾害转化为对生命、国家和民族精神的对立面，以此召唤“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团结来“抗击”天灾。十年之后的纪念报道中，“抗震救灾”依然是高频关词“地震即战争”这一基本隐喻被应用到汶川地震情境之下，并转化为众多非常具体的隐喻表达。

（图片来自：《创伤、战争、起点与新生:“汶川地震十年”纪念报道中的叙事隐喻》）

由于战争的首要目的不是抗击而是拯救，战争的结果也便更多地指向安宁、团圆、回归和重建。与战争隐喻相伴的是纪念报道中广泛使用的家庭隐喻，中国官方媒体的抒情腔调已经形成紧密的“家—党—国”稳定结构。媒体通过不断呼唤“命运共同体”这一隐喻，征用国家修辞，进行情感动员。

这类隐喻将一地的自然灾害放大至整个民族层面，“局部的自然灾害成为整个民族必须携手应对的不可规避的共同的灾难”，通过一系列富有感染力和感染性的话语，最终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身份认同。

（图片来自：《创伤、战争、起点与新生:“汶川地震十年”纪念报道中的叙事隐喻》）

汶川报道中出现了大量的方位隐喻，比如上—下，里—外，前—后，深—浅，中央—外围等。作为一种破坏性的灾害，灾难发展的天然规律是从破坏到重建。即便是对于无可修复的毁灭性灾害，也依然需要心理重建，即需要“走出”灾害的负面影响。这使得灾难叙述天然与进步主义话语相契合。

人们的日常经验中，通常朝着前行的方向看。向前意味着离目标更近，意味着目的的达成；向后则代表着挫败与退步。“流逝”的时光是在后面的，十年的光阴推动着人们“向前”。

因此，在纪念报道中有大量“向前”的进步叙事。这种进步主义话语本身契合客观的灾难发展规律和社会文化心理，但单向度的进步主义话语又不断地抵消文化创伤的自然积淀。这类叙事无益于个体对灾难经历的诉说与记忆，因为它一方面完全消解文化创伤形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抹去了人们内心中可能存在的创伤。在带有进步主义色彩的方位隐喻推动下，个体的私人化情感被忽略了，只剩下对国家、民族无限的爱。

（图片来自：《创伤、战争、起点与新生:“汶川地震十年”纪念报道中的叙事隐喻》）

在汶川地震纪念报道中，和人体隐喻相关的表达主要可以分为生命类、伤病类、器官类三种。人体类隐喻的本质目的是情感唤起，使得读者能够调动情感投射到所喻之物上。生命类的人体隐喻主要强调地震之后重获“新生”。伤病类的人体隐喻着重表现灾区所遭受的打击。器官类的人体隐喻则着重表现人民团结勇敢的精神。

媒体将震后的汶川比作一个受伤的无辜生命，它有痛感，脆弱、无助、满目疮痍。汶川遭受地震之初时的景象就像是病榻之上奄奄一息的病人，会意志消沉、情绪低落，还要忍受生理上的巨大折磨。但是经历了十几年的重建发展，汶川已重获新生。

除了生命类和伤病类人体隐喻，器官类人体隐喻比如“万众一心”“同心合力”和“亲如手足”等，能够有效地唤起集体主义情感，在政治权力的统协调和部署下，个体的微小力量能够很好地融入集体主义的宏大叙事中，每个人都自动卷入灾后救援、重振发展的历史语境。

每一年的“周年祭”中，大部分的报道基调都是向“前”看，弱化向“后”看。很多研究中都提到了这一点，之后汶川报道的方向发生了一个较为明显的转向，就是从对于灾难场景的描述转为灾后重建景象的描述。

从报道议题来看，既有从宏观层面呈现汶川灾区十二年的新面貌，也有微观层面呈现各个议题在不同区域、不同叙述主体上的影响。但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层面来看，报道议题都是以灾区重建、重建后的变化等进行呈现。报道话语也都较为正面，既从过去的灾难中汲取力量，也有发挥当地优势，带领当地人脱贫摘帽。

而在评论性主题的报道中，同样存在这种正面偏向。“多难兴邦”以及我们在重大灾难事件中表现出的强大的民族精神气魄和力量是地震周年祭评论中的主体。对于地震本身的反思较少，更多是在于对于灾难救援以及灾后重建中，全国各地的人们展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力量”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民族精神”“抗争救灾精神”以及“亿万中国人”在灾难中表现出来的的巨大凝聚力被反复提及，使得地震画面记忆画面呈现出一种昂扬向上、所有人团结一致的振奋人心的气魄，这些内容对于地震灾难的记忆在呈现呈现出一种正面“偏向”。

随着时间的推移，汶川地震的报道形式也越来越丰富。除了常见的文字报道，图片报道在灾难性新闻报道以及祭奠仪式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图片在一篇报道中的位置早已不再处于修饰版面边缘性的、从属于文字的地位，其承担着辅助文字传递信息的功能，在某些报道中还可能会超越文字，成为意义传达最好的符号形式。

如今，利用视频进行纪念报道的媒体也很多了。视频报道的优势也十分突出，能够传递出现场的气氛，极具感染性，也让各位观看者关于这场灾难的记忆立马涌上心头。

新闻图片和视频报道以这样的方式“唤醒”每一个个体关于这场地震的“个人记忆”，同时也以这样的方式在重新整理、整合记忆，在个体记忆的基础之上重新构建其对于汶川地震的记忆。

在历年的汶川地震“周年祭”中，大众媒体将灾难事件以以高度戏剧化的方式呈现从而获得巨大的说服力。这种媒介化的灾难又与纪念话语相融合，极大程度地影响了集体受难经验的定期唤醒和记忆建构。

但需要注意的是，报道大多呈现正面“偏向”，缺少了一定的反思与遗憾，努力营造“重生”的氛围，也使得徘徊和停滞无容身之处。看似一片向好，其实缺少了对于个体的关怀。强行“多难兴邦”，也是另一种人文情怀缺失的表现。

各位全程班的同学已经参加了课程测试，我相信认真听讲的同学都会取得好成绩。还没报名我们全程班的同学抓紧时间，2020年马上过半，留给大家从头学起的时间已经不多咯。

最后嘱咐大家一句，如果对传播学、新闻学的相关内容还有疑问，可以移步传播学、新闻学的课堂，常看常新。知识都在两个月的课堂里了，要学会主动出击，才能战而不败。

整理自：

刘子琨，闫岩.创伤、战争、起点与新生：“汶川地震十年”纪念报道中的叙事隐喻[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9，72(06)：68-79.

李铭煜，黄军.汶川地震十周年报道中的记忆实践与集体记忆探析[J].新闻前哨，2019(11)：17-19.

姚红芮.灾难的仪式性祭奠与想象的共同体维系[D].华东师范大学，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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