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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语一图”会通的余论

来源:爱乐趣网 时间:2022年03月14日 17:01

原标题:魏晋南北朝的“语一图”会通的余论

魏晋南北朝的“语一图”会通存在于文艺实践的多个层面,对文学与图像艺术活动中的主体、题材、表现方式等各个环节皆产生了较大影响,并由此促进了本时段文学与图像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图像符号凭借其感性的表现功能,在“语一图”会通的实践中,成为彰显语言与文本意蕴的重要符号,语言因其符号的实指功能,成为表现文本意义的主要媒介,语图符号在会通性实践中显现出合作共存的关系本质。

“语一图”会通与魏晋南北朝文艺的铁荣

“语一图”会通是促进文学与图像艺术繁荣的重要因素,它影响到文图实践的诸多层面,其中文图创作中的主体创造途径、文本题材、符号表现功能等层面集中体现了这种影响的价值与意义。

魏晋南北朝的“语一图”会通拓宽了图文创作主体的创造途径。魏晋之前,文人习惯于通过语言或图像符号的创造实现情意传达,文学语言或图像符号的创造体现了文人的文艺追求与创造能力。魏晋之后,在“语一图”会通的实践中,“语一图”会通成为文人体现主观情意的重要途径,也是文人展示自我创造能力的重要方式。

《兰亭序》的“语一图”会通见证了王羲之的艺术创造活力,《洛神赋图》的“语一图’会通见证了顾恺之的文艺创造力,《漩巩图》的“语一图”会通见证了苏惠的艺术想象力。接受者对他们文本的肯定其实也是对他们“语一图”会通创造力的认同。魏晋文人“语一图”会通的创造催生了相关文本创作的繁荣和发展。新的文艺类型,如书法中的行书、草书,绘画中的卷轴画、山水画,文学中的题画诗、图像诗也在文人的相关创造中不断出现,逐步发展。

“语一图”会通是存在于文学与图像艺术之间的一种创造,对文学作品的演绎是“语一图”会通生成和发展的基础。在书法图像书写文学作品与文学语言模仿书法作品的创作中形成了“语一图”互动的会通模式,在文学语言模仿绘画作品与图像符号表现文学作品的创作中形成了“语一图”互仿的会通模式。

在上述模仿性创作中,图像作品成为文学语言表现的对象,文学作品成为图像符号的表现对象,这丰富了语图符号的表现内容与文图艺术的创作题材。曹植的《洛神赋》、张华的《女史蔑图》等作品的内容进入图像作品,丰富了图像艺术的创作题材。

《山海经图》内容进入郭璞的《山海经图赞》、《孔子十弟子图》的内容进入王痹的《子十弟子图赞》,丰富了文学创作的题材。文学与图像艺术正是在“语一图”会通的实践中,获得了丰富的题材,为相关创作注入了素材与营养,从而促进了文图创作的发展与繁荣。

魏晋南北朝的“语一图”会通增强了文学语言与图像符号的表现力。“语一图”会通是语图符号谋求突破表现局限、增强表现功能的重要方式。文学语言在“语一图”会通中,通过对图像符号表现的模仿,增强了表现空间一场景的功能,能够在文学空间中营造“如画”的空间。

图像符号在“语一图”会通中,通过对语言符号表现的模仿,增强了表现时间过程的功能,能够在图像空间中抒写“如诗”情怀。正是在不断成熟的语图符号的创造中,魏晋南北朝繁荣的文艺实践中出现了“如诗”的画卷与“如画”的文学名篇。可见,魏晋南北朝的“语一图”会通为语图符号的表现注入了活力,促进了文图艺术的发展。

总之,魏晋南北朝的“语一图”会通开拓了文艺创作主体的创造途径,丰富了文图创作的题材,增强了语图符号的表现功能,并由此促进了文图艺术的创造,推动了文艺的繁荣。

“语一图”会通与图像符号表现功能的突显

在文图一体的书法文本中,“语一图”会通的要义在于创造书法图像彰显语言的意义,书法图像成为彰显语言与文本意蕴的重要载体,体现出比语言强势的表现状态。在文图分体的文本中,“语一图”会通的要义在于以图像语言表现文学作品、以文学语言表现绘画作品。文学语言擅长表现时间过程,图像符号擅长表现空间形态,这两种符号在会通中虽相互模仿、相互借鉴,但是却难以相互兼容,因此也无法消解两种符号的冲突。语言表现图像作品是对图像作品的整体把握,因此语言的表现受到语图符号介质差异影响大,而图像符号表现文学作品是截取一段场景与画面,因此受到介质差异的影响小。

这使得图像符号在互仿性会通中体现出较语言强势的表现状态。赵先生在《语图互仿的顺势与逆势》一文中将语言模仿图像称作“逆势而上”,将图像模仿语言称作“顺势而为”,他认为语言模仿图像文本,无法超越语图符号的冲突,所以模仿遭遇阻障,必然表现为“逆势而上”,而图像模仿语言,只是选取“那一倾刻”,不存在符号冲突,因此表现为“自然而然”。

赵先生所言的语图模仿中的“逆势而上”与“顺势而为”也体现了语图符号在会通中弱势与强势的差异。图像符号在“顺势而为”的表现中,成为彰显文学意义的重要符号,表现出较强的表现态势。在文图合体文本中,图像虽然是语言排列的结果,但是它却在与语言合作中体现出较强的功能,成为彰显语言与文本蕴意的重要符号。

人们在文艺实践中,或模仿自然物象,借助图像符号创造物形图像,或通过艺术想象,借助图像符号创造艺术图像,并以此实现意义彰显的目的。图像符号的彰显功能在魏晋南北朝文图艺术实践中突显出重要的意义。

语图符号在会通中的合作共存

在“语一图”会通的实践中,文学语言与图像符号相互依存、同存共处。图像符号并没能因为其感性彰显功能而获得绝对主要的地位,相反语言却因为具有能够精准地指明客观对象的“实指”功能,在意义表现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成为文本意义表现中的强势符号。在文图一体的书法文本中,书法图像是彰显语言与文本蕴意的重要符号,但是真正体现书法文本意义的还是语言,书法图像也是人们依据语言本有的笔画、线条、结构创造而成,语言是书法成像的依据,语言是传达书法文本意义的主要符号。

在文图分体的文本中,录有源文本语言的图像作品集中体现了语言表意功能的重要性。在这些作品中,图像没有因为其较强的感性彰显功能而成为作品表现意义的主要符号,语言却因为其实指功能,成为人们获取图像文本意义的重要媒介。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摹本《洛神赋图》录有《洛神赋》全文。

在语图同在的《洛神赋图》中,语言是言明图像意义的主要媒介,也是人们把握图像作品意义的主要依据。在文图分体的图像诗文本中,图像符号没能因其强势的彰显功能而成为传达诗作意义的主要媒介,相反,语言却因为自身的实指功能,成为诗文传达意义的主要符号。

由此可见,在会通性实践中,语图符号在意义的彰显与表现中皆有强弱的差异与对立,但是这种对立并不意味着语图符号之间的对抗与分裂,相反,在语图符号强弱对立之下存在的是语图符号的彼此合作。

赵先生认为,在图像模仿语言的创造中,图像符号体现出较强的表现功能,消解了语言表现中非直观性的局限,但是最终图像也只是成为语言的“忠诚的侍臣”。其实这种“忠诚”就是图像符号谋求与语言合作的态度,忠诚的态度不仅存在于强势的图像符号之表现之中,它也存在于强势的语言之意义表现中。

结语

魏晋南北朝是“语一图”会通的兴起阶段,语图符号合作共存的关系在后世的文图创作中不断发展。时至今日,我们不难发现,正是因为语图符号在会通中的合作共存,我们在接受语图会通性的文本时,难以独立地依据某一种媒介符号把握作品。当下图像时代,借助图像符号创造文学文本是电影、电视剧创作的主要方式。人们要真正理解相关的电影与电视作品,不能仅仅依赖于影视作品的图像,还需要借助作品中的文字,甚至包括源文本中的语言信息。由此可见,合作共存体现了语图符号在会通中的关系本质,它是存在文艺发展历史中,影响文艺活动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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