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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飞扬》争议背后，中国体育电影的结构性困局丨轻深度

来源：爱乐趣网时间：2022年03月13日 12:24

　　文 │ 经纬

　　从1932年刘长春成为中国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选手，到2022年北京成为世界首个“双奥城市”，中国征战奥运已历时90年。而中国体育电影的历史，也差不多是90年。

　　这期间，前史中不乏被历史盖章认可，或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而在当代叙事里，《夺冠》引发国民情绪、斩获高票房，让无数人梦回“1980郎平时代”。可现实境况是，很多体育电影无法在进行中的时间刻度上被认可，亦或是直接口碑票房双输，体育电影更谈不上是国产电影里的重要门类。

　　作为北京冬奥组委特许授权电影故事片，取材于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杨扬的《我心飞扬》上映已经两周，票房仅600万，对应的是相对不错的口碑评价，但却还是落入“无人问津”“查无此片”的尴尬。从实际制作水准和内容保险上看，《我心飞扬》应该匹配的关注度都不该如此落寞。抛开主角的争议风波，我们想聊体育电影的结构性困局，是中国人不爱体育电影，不爱体育赛事吗？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如何将商业感、民族情绪和体育本身的燃点泪点融合得当，似乎是中国体育电影一直以来面临的问题。

　　《我心飞扬》折戟：原因复杂、多面

　　疫情冲击之下，观众进入影院消费的意愿明显减弱，前不久“火热的春节档”观影人次创5年来新低。而选择在缺乏大片提振市场的2月末冷档期上映，或也是导致《我心飞扬》票房不高的原因之一。但不能忽视的是，直接影响这部电影的还有女主角孟美岐的个人争议，导致许多人“未看片就抵制”，“未看片便打差评”。

　　“我已经不想再回应了。”王放放对骨朵说。

　　王放放表示，最初选择孟美岐，一是年龄、形象上契合，二是她年少离家的经历与原型人物大杨杨相近，在角色心理上相通，“我相信我有重塑演员的能力，我用很大的勇气来做这个事情，而且孟美岐自身也很努力。但大家因为她偶像的身份不相信这些，那我也扳不回来。”

　　正如电影中教练与运动员之间最初是有代沟的，但最后双方彼此理解与包容，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成功拿下了冬奥第一枚金牌，王放放认为这和如今互联网时代的一些现象是共通的：大家通过手机沟通，降低沟通成本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代沟，“我觉得伴随着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更需要理解与沟通。”

　　从《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到《许海峰的枪》，王放放彼时拍摄体育电影将重点放在了运动员的速度、力量与心理状态上，而到了《我心飞扬》，他更多将故事浓缩到了教练和运动员的师徒关系身上，“这种师徒关系放在剧作中，本身就具有足够的矛盾冲突，不同身份带来不同的看法，不同年代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当这些‘不同’碰撞在一起，为了最后‘相同’的目标，两个人才能彼此理解、相互信任。”

　　在王放放看来，和国外强调个人英雄主义的体育电影不同，中国体育电影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和民族精神，也包含运动员在集体和个人之间进行的选择。

　　为了表现这个主题，王放放特意选择了“外道超越技术”这个既是现实赛事中的专业技术也是影片的重要叙事动力的点，“其实短道速滑技术太多了，我都拍出来，大家也看不懂，我就选择了外道超越技术，让这个技术成为引起杨帆和秦教练观念冲突与理解包容的一个点，一个代表西方的技术，一个代表中国的精神。”

　　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整体而言，《我心飞扬》虽然目前票房表现不佳，但在口碑层面的表现并不俗。在买票观看后才能评分的淘票票和猫眼上，《我心飞扬》评分9.1；豆瓣上，虽然尚未开分，但四星、五星评价也绝不在少数，许多评论也都指出该片“看的激情澎湃”“数度落泪”“比赛场面拍得很精彩”。

　　“你的人生不只是这场比赛。”与《我心飞扬》中的这句台词相似，王放放的心态已经向前看，“虽然票房不好对我们团队是一个信心上的打击，但票房不代表一切，这也更激发我们去创作更好的作品。”

　　中国体育电影前史：过去没有连接未来

　　回顾中国体育电影的前史不难发现，很多作品具有很浓厚的历史节点意味，这跟体育电影的选材、人物设置和拍摄背景都有一定关系。这也就意味着，后来的大众观众如果不够了解影片创作的背景、历史、人物意义，便很难理解作品的魂魄。在大众传播上，“过时”的体育电影渐渐被不断发展的社会文化和流行语境所剥离，被记住的、奉为经典的体育电影不可多得。

　　1934年，孙瑜导演的《体育皇后》成为中国体育电影的开山之作，直到20世纪50-60年代《两个小足球队》《女篮5号》《冰上姐妹》《水上春秋》等影片的上映，中国体育电影出现第一个高峰期；而到了20世纪80-90年代，中国体育电影开始深入挖掘运动员的内在精神，将体育精神与人生意义相结合，代表作有《沙鸥》《加油中国队》《一个女教练的自述》《女帅男兵》等。

　　进入新世纪，2008年北京奥运会虽然带动了一批体育电影的兴起，如《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破冰》《买买提的2008》《许海峰的枪》《12秒58》等，但这些影片并未引起大众的太多关注，也未实现商业上的成功。

　　2013年，由林超贤执导，张家辉、彭于晏主演的《激战》将拳击题材搬上银幕，最终收获了1.17亿票房。2015年，林超贤再度联手彭于晏，聚焦自行车运动的《破风》再次拿下过亿的票房。2020年，陈可辛执导，巩俐、黄渤主演的《夺冠》取得8.36亿的票房。港台电影人似乎找到了一种更加商业化的手法，让体育电影焕发了新的生机。

　　在这之后，北京冬奥会的热度也再次点燃体育电影创作者的激情。2021年，郑恺主演的《超越》、王砚辉主演的《了不起的老爸》聚焦田径赛场，票房均破亿元大关；《五个扑水的少年》以体育+青春的类型叠加模式讲述花样游泳的故事，票房收入6000多万；讲述残奥田径冠军故事的《妈妈的神奇小子》在内地斩获1700万票房；儿童跳绳题材的《点点星光》不仅荣获了金鸡奖最佳儿童片，还取得了635万的票房……

　　纵观90年中国体育电影史，虽然也不乏经典名作如《女篮5号》《沙鸥》，但总体来看，数量少、关注度小、难出爆款确实是中国体育电影一直以来所面临的窘境。《我心飞扬》的导演王放放流露出一些无奈，“如果大家真的去影院看过电影肯定知道，不是导演拍得有多差，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电影发行的问题。”

　　“体育+”、“新主流”的进化

　　迄今为止，国产体育电影票房最好的是2020年的《夺冠》，陈可辛执导+巩俐、黄渤主演+郎平及中国女排背书的超强阵容，最终票房也不过8.36亿元，与近几年动辄十几亿、几十亿票房的其他商业大片相差甚远。其余影片票房多折戟。

　　而在好莱坞，每年荣获奥斯卡各项大奖的影片中，有许多都是体育电影。它们不仅是作为备受奥斯卡评委认可的艺术精品，而且在商业上都非常成功。比如1976年由史泰龙主演的《洛奇》在成功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同时，全球票房斩获1.17亿美元。1980年《愤怒的公牛》荣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最佳剪辑，票房2300万美元；2003年《奔腾年代》荣获奥斯卡7项提名，票房1.48亿美元；2004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百万美元宝贝》，票房2.16亿美元；2009年《弱点》票房3.09亿美元，2011《点球成金》票房1.1亿美元……

　　同样在我们的近邻，日本依托丰富的漫画与小说资源，十分擅长制造热血励志的体育电影，如《菜鸟总动员》《强风吹拂》《百元之恋》《恋爱回旋》等；韩国凭借一系列聚焦小人物的体育电影迎头赶上，诞生了如《茅趸王》、《马拉松》、《国家代表》等众多佳作。最近几年，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俄罗斯电影《绝杀慕尼黑》等都在国内上映并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摔跤吧！爸爸》更是狂揽12.99亿的票房……

　　“体育电影虽然在类型上也算是一种动作电影，但它偏人文，需要励志和感动，给观众的刺激并没有那么直接。”

　　王放放认为，体育电影要长足发展，需要在本土化叙事的基础上实现商业化，这正是近几年国家所倡导的新主流电影，如《攀登者》《夺冠》《超越》等都在本土化、东方化的体育精神的诠释中，融入了更多商业化、类型化的元素，如喜剧、动作等。

　　体育电影爱好者李阳十分赞同这种看法，在他看来，从国内票房表现较好的体育电影来看，《超越》《了不起的老爸》《五个扑水的少年》等电影都是加入了诸如喜剧元素，青春、亲情元素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激战》《破风》等更为突出的是香港电影人一贯熟稔的动作场面，而很多国外好的体育电影，除了视角更为广泛，将目光聚焦在如拳击、赛马、摔跤等不局限于传统体育领域，也将体育和悬疑、爱情、社会话题等相融，在这样丰富多元的类型叠加下更容易出成绩。

　　影视文化学博士聆雨子表示，成功的体育电影，除了“一个人在一项比赛中找回自我”及“胜负不到最后一刻总是未定的紧张刺激”这些标配，往往还会附着于一个更加宏大的东西之上。“比如《光荣之路》和《成事在人》是种族平等、《摔跤吧！爸爸》是性别平等、《点球成金》是数学和智慧、《铁拳男人》是生活与责任、《马拉松》是走出自闭症、《一球成名》是与诱惑和人性弱点共存。”

　　他认为，第一要“回归那些最具有现实土壤、最具有社会认知度的、打动过最多人的经典的体育”，第二是“从体育走向那些可以建立在体育之上的、起于体育又高于体育的价值本体”。谁能做到这两点，谁也许就能改写中国体育电影的命运。

　　相关报道显示，2019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已达29483亿元，近期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指出，到2025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届时将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或许，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体育产业的未来发展，中国体育电影也可能将迎来一个不一样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