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宗一：《金瓶梅》的作者 书名 争议

原标题：宁宗一：《金瓶梅》的作者 书名 争议

说 明：

本文摘自拙著《宁宗一讲〈金瓶梅〉》（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一书。因为该书是面对一般听众和读者，所以需要简单地介绍《金瓶梅》的作

者、书名等问题，而这些问题至今在研究界一直争议不断，于是分别列三个小标题加以简要论述，即“尚未破译的作者之谜”“颇有讲究的书名”和“永远打不

完的笔墨官司”。由于该书是“讲座体”，文中只能提出基本观点，而这些观点仅是我面对诸多争议而表述我个人极不成熟的想法，但未能全面展开论述。现在

一并摘出，选进本书，供读者参考、指正。

尚未破解的作者之谜

《金瓶梅》在我国小说史上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古代长篇小说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然而，关于《金瓶梅》的作者问题，从这部奇书横空出世，震惊文坛之时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尚未破译的谜。之所以较难破译，是这部小说设下了一道难

题，即它有大量的性描写，而作者又千方百计掩盖自己的姓名。

现知最早论及《金瓶梅》作者的是屠本，他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时写道：“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

梅》。”（《山林经济籍》）

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中道则说：“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

诸姬。”（《游居柿录》卷九）

到了万历四十四年（1616）谢肇淛又说：“相传永陵（嘉靖）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

门庆也。”（《小草斋文集》卷廿四《金瓶梅跋》）但是他们都没有确切地说出小说作者的真实姓名，而且所用大多均为“相传”。

《金瓶梅词话》刊刻面世后，论及它的作者的有两家影响最大：

一是沈德符，他在万历四十七年至四十八年（1619-1620）时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万历野获编》卷廿五》）；

二是晚出的欣欣子《新刻金瓶梅词话序》：“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于是，从明末清初始，人们都以此两点为据，去

探寻《金瓶梅》的作者之谜，提出了众多作者名单，如王世贞、徐渭、卢楠、薛应、李卓吾、赵南星、李渔等。 其中王世贞说最为盛行，直至上世纪30年代吴

晗先生著文详论其不可靠，王世贞一说才发生了动摇。

然而，有趣的是，最近（2008年4月5日）中央电视台科教台在《探索·发现》专题节目中推出了谁是“兰陵笑笑生”？讲述《金瓶梅》与王世贞的关系。

论据之一仍是从李时珍请王世贞为其《本草纲目》书稿写序，而王世贞十年后才写就。关键是《本草纲目》中的“三七”是李时珍首次刊于自己的书稿中。人们

现在看到的《金瓶梅》竟然提及“三七”这一味当时并不为人所熟知的云南生产的中药。于是，这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遐想的空间。

万历本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近年又有不少研究者，在验证前人诸说基础上，提出了不少新说，如李开先说、贾三近说、屠龙说、汤显祖说、冯梦龙说等等，形成

了旧说犹存、新说迭起的热烈局面。迄今，提出《金瓶梅》作者的主名者已达53位之多。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想对《金瓶梅》作者的真实姓名作出确切的判断还为时过早。倒是《金瓶梅》本身大致向我们证明了它的作者的身份、阅历和学养。比

如说，《金瓶梅》写了大量的人物，其中塑造得最出色的主要是市井人物，商人、伙计、荡妇、帮闲诸色人等，有许多都达到了传神的境界。

而上层人物，如宰相、太尉、巡按、状元等大都写得比较单薄和平板，至于描写生活场面和事件，也是贩卖经营、妻妾斗气、帮闲凑趣等场景写得活灵活

现，而对朝见皇帝、谒见宰相等礼仪显得生疏。

因此，仅就人们的直观感觉来看，写作《金瓶梅》的人，固然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却不可能是身居高位的大官僚。

如果再从全书中穿插的各种时令小曲、杂剧、传奇、宝卷及话本等材料看，作者对此十分熟稔，然而作品中作者自己写的诗词大多不合规范。因此他不大可

能是正统诗文功底深厚的“大名士”。

仅就小说本身加以观照，他很可能是一位沉沦的士子，或以帮闲谋生的下层文人，也说不定竟是一位“书会才人”。

和这些说法很不同的是，有的研究者认为，《金瓶梅》是纯粹的文人小说，它不同于瓦舍勾栏的说书人，在大庭广众中讲述着一个古老的带传奇色彩的梦，而

是由书斋窥视市井，窥视着说书人离之不算远，却难免有几分隔膜的人情世界，

它的心态因而不是神往的，而是谐谑的或讽喻的；不是遵从公众的日常道德的，而是隐秘的和带点玄学味的。由这种特殊心态带来的新的叙事情调、角度，

才推进了中国章回小说成规的转型①。

时至今日，关于究竟谁是《金瓶梅》的作者的争论仍然在继续，谁也没有拿出确凿的证据，证实这位“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

在《金瓶梅》的作者破译过程中，在众说纷纭中，我的看法始终如一。

在没有确凿的资料和证据面前，我宁肯把“兰陵笑笑生”这个明显的作者笔名就认作是一个永远的天才的象征，他无须还原某一个实在的某某人。事实上，

中国通俗小说的作者之谜不仅仅是一部《金瓶梅》，甚至连妇孺皆知的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现在也遭到了质疑，论文、

专著一大摞，但我至今存疑。

原因只有一个，中国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一直被认为邪宗，是小道，是街谈巷议，因此无论是作者个人有意地化名，或历朝历代的读者善意地把一部小说安在一位文化名人的名下，我想都是事实。

所以与其捕风捉影，进行徒劳的考证，不如索性把中国的通俗小说家们的署名只当作一个文化符号，在不影响理解文本内容、意义和艺术成就的基础上，给

予更宽容的处置。

四大奇书套装本（齐鲁书社出版）

下面附带介绍一下《金瓶梅》的版本：

《金瓶梅》的版本也较复杂。在这部小说刊本问世之前，社会上已有各种抄本在不同地区流传。据文献记载，当时拥有抄本的有徐阶、王世贞、刘承禧、王肯

堂、王稚登、董其昌、袁宏道、袁中道、丘志充、谢肇、沈德符、文在兹等人。这些抄本都未能传世。

《金瓶梅》初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但初刻本不传。现存世最早的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一百回系初刻之翻印本。其正文前顺序列欣欣子《金瓶梅

词话序》、廿公《跋》和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东吴弄珠客序署“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

此后，约刻于崇祯年间（1628-1644）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一百回，有图一百零一幅，首东吴弄珠客序。

此本据《金瓶梅》初刻本从回目到内容作了大量删削、增饰和修改工作。如删去了原书约2/3的词曲韵文，砍去一些枝蔓，对原书明显的破绽之处作了修补，

加工了一些文字。

另外，结构上也作了调整，如《新刻金瓶梅词话》第一回是“景阳冈武松打虎”，此本改为“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此本传世有数种，首都图书馆藏有初刻

本。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此本有题词半页，署“回道人题”。

明末清初戏曲小说家李渔所著小说《十二楼》刻本有“回道人评”，《合锦回文传》传奇又有回道人题赞，故回道人或可能与李渔有关。有论者认为李渔即

回道人，也就是本书的写定者和作评者。

另外还有一部清初通行本，即《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一百回，也就是彭城张竹坡评本，本书初刻于康熙乙亥年（1695），首有序，署“康熙岁次乙

亥清明中浣秦中觉天者谢颐题于皋鹤堂”。

正文前有《竹坡闲话》《金瓶梅寓意说》《苦孝说》《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冷热金针》等总评文字。正文内有眉批、旁批、行内夹批，每回前又有

回评，均出自张竹坡之手。

清乾隆以后出现了各种低劣的《金瓶梅》印本，且大多标榜“古本”“真本”，然而均系据《第一奇书》大删大改之本，完全失去《金瓶梅》原貌，可称为

伪本。

皋鹤堂本

那么今天的读者应当看哪一种版本显得更为可靠呢？提出这个问题确实由于目前图书市场经常有鱼目混珠的现象。

有些书商针对一些读者的猎奇心，采取多种营销手法，特别是用五花八门的包装来迷惑想真正阅读《金瓶梅》的读者，结果确有不少读者买了一些不伦不类

的版本，在吃亏上当的同时主要是没有真正看到这部旷世奇书的真实面目。

为此我想借此机会介绍几种经过研究者严肃整理标点的本子，供读者和听众参考：

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戴鸿森校点《金瓶梅词话》。

2.齐鲁书社1987年版王汝梅、李昭恂、李凤树校点，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

3.岳麓书社1995年版白维国、卜键校注《金瓶梅词话校注》。

4.人民文学出版社“世界文学名著文库”2000年版陶慕宁校注《金瓶梅词话》。

为了更好地了解《金瓶梅》中的词语，可参考以下工具书：

1.王利器主编《金瓶梅词典》。

2.黄霖主编《金瓶梅大词典》。

3.白维国《金瓶梅词典》。

4.傅憎享《金瓶梅隐语揭秘》。

《金瓶梅词话》（线装书局出版）

颇有讲究的书名

古今中外所有的作家对自己的著作的命名都是很讲究的，除了注意切合书的内容和体现自己的风格以外，对于通俗性和世俗化很强的小说著作，在商业性市场

化的驱动下更是需要挖空心思去找寻吸引读者眼球的书名。

比如一部小说有了一个好书名，可能对于它的成功出售就占有不可小觑的分量。中国古典小说的命名一般来说都注意和内容合榫，不会出大格的。

《三国演义》就是写魏蜀吴，据地称雄；《水浒传》就是写山林草莽，梁山聚义；《西游记》就是写西天取经；《儒林外史》就是写知识分子的众生相。那

么今天我们说《金瓶梅》的书名有没有讲究呢？

就我视野所及，世情小说在书的命名上多多少少有了一些讲究。关于《金瓶梅》，鲁迅在他的讲演录《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就说：“因为这书中的潘金

莲、李瓶儿、春梅，都是重要人物，所以书名就叫《金瓶梅》”。

《金瓶梅》之所以得名，就是以书中三个女主角姓名中的一个字连缀而成。事实是，《金瓶梅》以后的作品中主要人物的名字连缀成为书名还成了一种时

尚，在世情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中就有《玉娇李》《平山冷燕》等等。

有的研究者则是从文本意蕴上发现了书名的隐喻。认为“金瓶梅”就是美丽的金瓶中插着盛开的梅花。因为小说中曾多次写到金瓶和梅花。

比如第十回、第三十一回描写西门庆设宴，桌上摆设均有“花插金瓶”；第六十七回写西门庆藏春阁书房摆设有“笔砚瓶梅”；第七十二回写西门庆书房里

贴着一副对联：“瓶梅香笔砚，窗雪冷琴书”。

由此可以看出，书名《金瓶梅》似确有喻意在②。

又有的学者认为，《金瓶梅》的含义，如果从修辞学借代的意义去理解，《金瓶梅》就是指书中的三个主要女性；如果从修辞学象征的意义去领悟，就不仅指

这三个女性了，它可以扩大到一切被男性玩弄的美艳的女性。

研究者指证，作者反复慨叹的“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就是最好的说明③。

我对目前的各种说法，采取的态度其实很简单，从外显层次上来看，书中的三女性是重要人物，书名就叫《金瓶梅》；而从深隐层次来看，特别是作者在全书

中所体现出的情感倾向，它的象征意蕴似也不能忽视，也许它确实是一切被男性玩弄的美艳的女性的象征。

从作者的署名到书的命名，严格意义上来说，在它流传过程中都会变成一种文化符号，它既是实实在在的存在，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而不可随意更

改；但与此同时，它也会成为这人、这书的一种标志，成为文学发展过程和出版印刷过程的证明，而成为大众所共有、共享，这对于中国的古典小说来说都是这

样吧！

工艺品 · 金瓶梅

永远打不完的笔墨官司

一个国家的文学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又一部，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作品产生、流通与承继的过程，归根结底，可以说就是作品的出现史。然而有

趣的是：作品的出现史也就是作品的争议史。 因为每一部作品一旦成为社会精神产品并为社会所有以后，它就再由不得作者去掌控了。

读者不妨思忖一下，中外文学发展史不断证明，不知有多少作品都在读者和研究者心中、书中、文章中不断地被争论着。而且越是名著，越是伟大的作品，

对于它的争议就会越大。

我想，这除了读者所处时代、所属阶层、认识水平、价值观、感情体验、审美力等等差异而造成仁智相异的诸多原因以外，其实，是不是还有一个更值得研

究的现象，那就是文学文本本身体现的情感的复杂性、题旨的多层次性，以及尤为重要的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所独有的特质造成的解读上的多元性和歧义性？

于是，针对一部作品的争论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眼下我们要研究的《金瓶梅》就可以看作是两极价值观的典型。

《金瓶梅》还在钞本流传时，就有了一个淫书的恶谥，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此等书“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

哉！”

《金瓶梅》一经刊刻问世，袁照就说“其书鄙秽百端，不堪入目”（《味水轩日记》）。到了清代禁书之风日炽，认为是书“决当焚之”，预言谁印了它，

谁就要被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申涵光《荆园小语》就说：“世传作《水浒传》者三世哑。近时淫秽之书如《金瓶梅》等丧心败德，果报当不止此。”到了现当代，还是有人说它是“淫秽

恶札”，而国外的汉学家，如美国著名学者夏志清在他的《〈金瓶梅〉新论》的长文中还是把它打入“三流”小说的行列，横挑鼻子，竖挑眼。

当下也有学者运用新的文艺理论去观照《金瓶梅》，把对立于现实主义的“自然主义”又扣在这本小说的头上。

与此完全相反，最早记载《金瓶梅》钞本的袁中郎，看了以后倍加赞赏，他说：“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他还将《金瓶梅》和《水

浒传》与他称为“外典”的《庄子》《离骚》《史记》《汉书》等书相并列，同称之为“逸典”（《锦忛集》卷四）。

明谢肇淛和《金瓶梅》的序言作者欣欣子同样给予该书以很高的评价。

到了清初，李渔把《金瓶梅词话》写定为《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并为之作评时，也明确表示“读此书而以为淫者、秽者，无目者也”。

继李渔之后，清康熙年间的青年批评家张竹坡，第一次写下了《第一奇书非淫书论》，清末的文龙又进一步阐述，在观点上毫不含糊，《金瓶梅》绝不是淫

书，是“淫者见之谓之淫，不淫者不谓之淫”。

到了上世纪，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则把《金瓶梅》推之为“人情小说”的代表作，认为它对世情描写之真实和深刻，“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长篇小说的进展”一章也明确表示：“在始终未尽超脱过古旧的中世纪传奇式的许多小说中，《金瓶梅》实是一部可

诧异的伟大的写实小说”，还认为它的成就实在“水浒”“西游”之上，甚至是“中国小说发展的极峰”。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是的，较为准确、客观地评价一部有影响的小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特别是一部在文学史上带有争议的作品更是如此。中国人喜欢用“盖棺论定”一词来论

说历史人物，而事实上，历史人物往往并不就是可以“盖棺论定”的。

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似乎已被定格，不会再有新的言行，后人本可以给予一份客观、中肯的评价了，但是随着历史文化的发展，新资料的发现，乃至政治的

需要，历史人物虽已“盖棺”，但却难以“论定”。

君不见多少似乎被“盖棺论定”的历史人物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重新评估吗？历史人物尚且如此，遑论一部小说的作者和一部用文字组成的语言文本了。

在说《金瓶梅》这部小说的笔墨官司时，我想也不妨把自己摆进去，聊一聊我是怎样被搅进这场官司里面去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陆续写了一些有关《金瓶

梅》的论著。 在我的《说不尽的〈金瓶梅〉》中曾有一段话：

“书中所写，无论生活，无论人心，都是昏暗一团”，“不是他无力发现美，也不是他缺乏传播美的胆识，而是他所生活的社会过分龌龊。

所以他的笔触在于深刻地暴露那个不可救药的社会的罪恶和黑暗，预示当时业已腐朽的封建社会崩溃的前景。至于偶尔透露出一点一丝的理想的微光，也照

亮不了这个没有美的世界”。

这段话，至今我也没发现有什么错，但是却招来了一位学者的批评，并认为这种观点代表了对《金瓶梅》的一种“溢美倾向”！而论者的理由则是：

“怎能把全书的‘昏暗一团’委过于作者所生活的社会背景‘过分龌龊’呢？《西游记》作者与《金瓶梅》的作者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为什么《西游记》

又没那样‘昏暗一团’呢？

就是吴敬梓、曹雪芹所生活的雍乾时代，其龌龊程度也不见得比《金瓶梅》最后写定者所生活的隆万时代逊色多少，《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也都极深刻

地暴露了他们那个社会的过分‘龌龊’，但他们的书却决不是‘昏暗一团’的。”

这段批评文字写来十分蹊跷，也颇令人困惑。

真理愈辩愈明。我们不妨试着把这个问题较为深一层次地探讨一下。众所周知，《西游记》和《金瓶梅》的作者，虽然“几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是，一

写神魔，一写世情；一个是把创作的兴趣放在虚拟的、非现实的情节上，一个是追求现实性、纪实性；一个是浪漫色彩极浓，一个则是写实精神极强。

严格地说，完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小说，可比性不大，它们只是分别代表当时小说创作的“两大主潮”（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即使如此，我

们也不能忽略吴承恩在他的小说中“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内容和特点。

因为任何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小说家都不可能忘情于现实社会。在《西游记》的两类故事中，就有一类故事明显带有影射明代黑暗政治的内容，如特别耐人

寻味地在取经路上直接安排了九个人间国度，明确地指出有些国家就是“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的”。

吴承恩在这里只是撩起了幕布的一角，让人们看到所谓人间诸国到底是什么货色。它和小说中的那另一类属于涉笔成趣、信手拈来的讽刺小品很是不同。

所以前者所写的故事就是作家生活时代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等黑暗腐败现象的折射，它因超越了题材的时空意义而具有象征意蕴，让读者产生诸多的现实联

想。

这就是说，即使是神魔小说的《西游记》也没有忘情于对他生活的时代的暴露和讽刺乃至于无情的鞭挞。

至于说到我对《金瓶梅》所提及的那段话，即“无论生活，无论人心，都是昏暗一团”，其实鲁迅先生早就有言在先，即所谓《金瓶梅》“描写世情，尽其

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发苦言，每极峻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看来，“昏暗一团”是明中叶以后现实社会的真实情况，“昏暗一团”正是当时社会的产物，何来“溢美之词”呢？

俗话说得好，一棵树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那么在同一时代背景下，也不会有两部完全相同的小说。因为相同的个性、相同的性灵、相同的审视生活的角

度、相同的审美力是不可能存在的。

至于对一位读者，一位研究者来说，首先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即我们无权也不可能干预一位古代作家对他生活的时代，采取的是歌颂还是暴露的态度。

事实是，歌颂其生活的时代，其作品未必伟大，暴露其生活的时代，其作品未必渺小。在我看来，《金瓶梅》的作者，这位“另类”的笑笑生先生似乎永远

站不到阳光下，压抑他的是黑色的网络，于是他总是执拗地不愿写出人们已写出了那样众多的伪理想主义、伪乐观主义的“诗”，他不愧为小说界一条耿直的汉

子，他没有流于唱赞歌的帮闲文人的行列。

人们试想，彼时彼地，一个生而有才的人，只要写出了伪理想主义的“诗”，就意味着他加入了现实中丑的行列，那么《金瓶梅》就再也不属于这位笑笑生

所有，而小说史和小说界也就会抹掉这位作家的光辉名字。

总之，我看笑笑生建构的“金瓶梅”的艺术世界，是他对他所生活的现实和人心深深凝视的结果。

而在这种深深的凝视里，我们的读者就会随着他的笔锋运转，每读一句，停顿一下，发现一点新意，领略一下生活，深思一下灵魂深处，于是，作为读者会

蛮有兴味地一直读了下去，合起来感受一个艺术世界，一个有着作者自己发现的艺术世界！一个我们和作者一样发现的黑暗而丑恶的景象。

《说不尽的》

注释：

①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39页。

②③杨鸿儒《细述金瓶梅》，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233页。

文章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宁宗一<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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