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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赵松:我们的生活已是碎片

来源:爱乐趣网 时间:2021年09月07日 10:02

原标题:作家赵松:我们的生活已是碎片

作家赵松:我们的生活已是碎片

文 刘旭

琐碎庸常的生活碎片,经由赵松的重构,生发出巨大的张力。

端午节的午后,赵松夹着一本新近出版的《塔可夫斯基父子》出现在咖啡馆。这样的假期,时间也都被他留给了读书与写作。因为在工作日,他是喜马拉雅中心的一名中层管理者。平日,他正常上下班。坐班时,他基本不看闲书,也不会写与工作无关的东西。但不论这天的工作结束有多晚,赵松回到家都会写上一两千字。

平日,他正常上下班。坐班时,他基本不看闲书,也不会写与工作无关的东西。/作家赵松

赵松会把工作时的效率延续到创作上。无论是外约稿件,还是自己的作品,他一点儿都不拖拉。他觉得这算不上是一件特别的事,于他而言,这只是身为写作者相对保守的一种方式。“(非全职写作)让我不会每天睁开眼睛,就为收入发愁,既然这样能保留一些时间,那我就专注地做到最好。”如此规律的写作习惯,他保持了近二十年。

2003年,赵松辞去抚顺一家国企的工作,只身来到上海,在多伦现代美术馆开启了新的职业生涯。厂里的人大多都不理解他的做法,放弃稳定而又前途光明的国企工作,把自己抛入未知。

但赵松却不这么想。这个遥远的北方来客,在这座陌生的城市寻求到了不一样的体验。在此之前,处在那个中型的东北重工业城市的他,也会时常坐火车到北京看展览。看完了,晃荡回去,一头再扎进平稳得近乎枯燥的日子里。

坐上火车,他义无反顾地去到另一个城市。/图·pexels

而现在,他曾向往的那些与文艺相关的物事,都变得触手可得了。每次返乡,他都会和老朋友聚会,在酒桌上,那些往事就是他们的共同话题。新与旧,过往与当下,就这么在他的生活中共存着。

现实与虚构似乎已经消弭了界限

刚下过雨的上海,空气中充盈着水汽,屋外氤氲而潮热,生发着暧昧、朦胧的感觉,赵松的小说,也有着类似的奇妙质感。而咖啡厅内,冷气驱散了一切。无论是回溯过往,还是谈及书作,赵松的语气始终都很平缓,话语的末尾,他会加上“对吧”的后缀,既是对观点的总结,也像是向对方的一种确认。在他述说的时候,现实与虚构似乎已经消弭了界限。

实际上,他也确实是这么认为的。在他看来,文学就没有纯粹的虚构与非虚构之分,“这是不可能的”。他说,不论作者展现到什么程度,语言终究是一个间接的东西,即使用非常写实的方式来讲述一件事情,再转到读者眼中,还是会有某种虚构性。因为在这当中,会存在一切重构的过程。

赵松作品

而重构,就意味着虚构与非虚构的内容会同时出现,混杂其间。这也是赵松写下《积木书》的原因之一。他很早就发现,他上一辈的人,处在长期稳定的状态中,所以他们很容易就能描述出完整的人生历程。可现在的人却很难实现这一点,“生活中有太多的碎片,想要把它们组织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是破碎的事实,还因为过量信息的冲刷,让我们失去了原来的时间感,那些内容也就被埋到记忆的下面去了”。

在意识到这点后,赵松决定写些什么。2010年到2016年这几年间,纵使工作再忙,他每天都会选择一个印象深刻的场景,将其作为素材,书写下来。写的过程中,他察觉到,人在忙碌之后反而是最放松的,“顶一下”,很多事情就都能主动地完成了。

他写下的内容,有时是故事,有时是一些瞬间场景。他从不规定形式上的完整性,也不讲求这些文字能有清晰的脉络。他像在海边捡拾贝壳一样,将那些碎片装在罐子里,然后妥当地置放到一旁。

就这样,赵松累积了五六百件碎片化的叙事,最后他从当中遴选出200多件,便构成了《积木书》。他说,日常观察到的这些东西,在不做任何处理的时候,是毫无意义的。“但如果经过某种打磨,它们会在带着原有信息的基础上,通过重构产生新的可能。”

他写下的内容,有时是故事,有时是一些瞬间场景。/赵松作品

在一次读书分享会上,赵松把这本书的阅读过程比喻为“对现实世界本来就支离破碎的生活状态的某种感应”。如今他仍旧这么觉得。他说,这些琐碎的、庸常的、在传统观念里没有任何审美意义的东西,反倒会因为重构而有巨大的张力。

很多习惯了读故事的读者对这本书感到讶异,它似乎无法归类,也无法用旧有的方式完成阅读。赵松说,当下的小说已经不应该单纯地追求讲故事了。某种程度上,这也是针对这一点的回应。

回看小说200多年的发展历史,每个阶段,它都有其显著的特质。19世纪,现实主义创作者就像是时代的观察员,他们不只聚焦于虚构故事,还渴望充当社会见证者的角色。

赵松认为,叙事在这时已经释放出了它最初的能量。到了20世纪,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等作家,致力于通过挖掘人们意识层面的本质问题揭示人的存在状态。但无论怎么书写,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感受——一个人的命运是完整的、可呈现的。

对小说创作者而言,一个人的命运是完整的、可呈现的。/图·pexels

但现在,世界和人的状态都已经发生了巨变,我们需要重新去认知。赵松说:“现代人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地中,人们的生活里,不确定性变得更多了。”与此同时,大众文化的兴起也导致了原有审美系统的瓦解,过去有价值的内容在现在可能并不被认可。

“所以用俗套的故事去讨好大众,是没意义的,如果小说还有存在的价值,那就是去呈现人真实的处境。当然,这也会带来阅读上的难度。因为,很少有人愿意面对真实,回避问题、选择麻痹处世,或许会活得更轻松一些。”

空间塑造着人的角色

从抚顺到上海,对赵松来说,不只是生活环境的变换。每次在这两地往返时,赵松都会感觉到,空间的变化中,也蕴藏着时间的转变。坐着高铁一路北上,他格外留意季节与气候对窗外城市的影响。这是自然时间在空间内留下的痕迹。除了这个层面,南北方城市的发展成熟度也各不相同,高耸现代的楼宇过渡到颓败低矮的土房,常常会让他对时间产生新的感知。

尽管差异是明显的,但赵松认为,城市正无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趋同:“我的家乡抚顺是一个200万人的城市,但它的市中心与上海的南京路非常相像,如果抹去标志性建筑,我无从分别;而上海自己也不像是一座城市,它更像是一堆城市的组合。”

从建筑的维度解读,这或许是因为表达城市文化传统和现代性的设计手段中间存在着割裂。但作为一个容纳人们生存的空间,缺乏个性,某种程度上也会让生活在此的人陷入机械的循环之中。

赵松说:“空间会塑造一个人的角色。最简单地说,如果我去一个私人房间,住上一个礼拜,我就可以给这个人写一个传记。因为那些暴露在外面的物件,都是自然呈现的,它能反映这个人的趣味与习惯。”所以在今年年初出版的《伊春》中,赵松就建构了许多空间。

譬如,同名的一篇小说《伊春》,其题目就来自一个东北边陲小城的地名。而赵松的用意也很明显,他将其作为一种暗示——人的内心世界,与这个掩藏在小兴安岭森林边缘的城市一样,听起来似乎有些熟悉,但实际却非常遥远。

在书里所提到的众多空间中,赵松很喜欢描写机场中发生的事情。有时,他会专门打车到机场去,什么都不做,只是观察与感受。他觉得,在这里,人们是放松和安详的。“你可以推掉邀约,可以不处理任何事情,你不属于任何人。”在机场,人的功能性被弱化了,这也就使得这个空间可以成为一个展现人们意识的存在地。在表象之下,发掘那些微妙的东西,正是赵松想传达的。

赵松作品

赵松还用相同的笔法描摹了梦境。在人们既有的认识中,对梦的解析大多都来自弗洛伊德的说法。有人将其理解为无意识的欲望,也有人将其视作童稚时期性爱动机的体现。

但在赵松看来,梦也是一种空间的拓展,它与现实中的记忆在根本上是同质的:“无论梦怎样荒诞离奇,我们都是它唯一的体验者,而体验过了,那就是现实。”所以他在处理时,也并没有作区分,而是把一切都杂糅起来。

读者因此难以分辨虚实。但也有例外,《伊春》中常常提到的书信、邮件等内容,却能让人们抽离出幻境,直观地感受到真实所带来的力量。这同样是赵松对于空间的一种探索。

在互联网出现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简单和方便,但这种联结方式的颠覆,却也带来另外的问题。曾经那些低频次但高质量的沟通在慢慢减少,人们面对虚拟的网络,会塑造出不同的人格面向。这种语境下,木心的那句“从前车、马、邮件都很慢”才会被文青们反复地使用,以至于泛滥得令人生厌。

赵松承认,工具是中性的,但他也认为,相对古老的信与邮件当中能够容纳更多的真诚。而如今的虚拟空间,则会产生诸多暧昧的关系。通过这些形式,他想表达的是,今天的世界,人们对他者的信任度是最低的,但对关系的渴望与需求却到了一个高点。“这中间存在着深渊,有一个巨大的断裂。”书写出这些,正是他作为文学创作者的使命。

“东北文艺复兴”并非文化现象

这些对于空间的想法,并不是赵松在近些年才萌生的,早在2015年他所写的《抚顺故事集》中就涉及到了。在豆瓣上,有读者如此评价这本书:“仿佛对于故乡的一次次瞭望,对空间,对故人。而那些饱含眷恋的目光,使消失的过去变成了一个个轻盈的气泡,依次漂流进现实。”

今年4月,该书再版。这部回望故乡的作品,也恰恰赶上了一阵所谓的“东北文艺复兴”的风潮。不论是在上海开业没多久的茑屋书店,还是在北京成熟运作已久的连锁书店,赵松的这本书都会与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东北籍作家的书摆放到一起。这种陈设,使得读者们有了一种错觉,似乎在稍显落寞的东北土地上,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作家派别。

在赵松看来,这更像是一种商业逻辑:“它并不是一个文化现象,首先它时间不够长;其次,东北的文艺让人觉得辉煌过,也只是因为那些年小品、喜剧等内容传播的范围足够广。”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认知方式,换言之,人们喜欢粗暴地将东北与泛娱乐、泛文化的内容联系起来。这样的定义之下,“东北文艺复兴”不过是标签式的刻板印象中的一种。

“东北文艺复兴”不过是标签式的刻板印象中的一种。/作家赵松

赵松并不反对使用被东北籍作家所惯用的方言写作,他觉得,方言中确实有一些灵活的词语和句法值得重视。比如,宋代的话本小说、清代的《红楼梦》中都有非常精彩的体现。但他并不喜欢过度使用方言,在他看来,每种方言都有其局限性,而过度的使用,会让这种局限性放大,影响到内容的调性。

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东北话。由于冬季漫长,人们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室外相遇时,会尽量使用短句来交谈。词汇量少、精准,且信息量大,但它高度重复。虽然它适宜传播,但对于文学创作而言,这显然是单调的。

每天记录生活的点滴最后汇聚成这本《积木书》。/赵松作品

赵松不希望人们仅仅通过几个作家,就简化了原本非常复杂的地域文化生态。当然,他也觉得,我们没有必要急于去判定这些说法。“过急地认定文化现象或某种价值,它往往就是商业化思维的表现。它虽然也是这个时代的特质,但它和真正的文学艺术没有太大关系,这恰恰是文学与艺术最大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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