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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桥边》：规训与惩罚

来源：爱乐趣网时间：2021年08月27日 09:44

原标题：《在桥边》：规训与惩罚

“他们替我缝补了腿，给我一个可以坐着的差使。”——开篇的内涵很丰富：战争带来的伤残，战后的疗伤和建设，“他们”作为第三人称复数所代表的权力，“我”作为第一人称单数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海因里希·伯尔的小说《在桥边》自始至终都以这一充满紧张感的人物设定，来表现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冲突。

小说开始就写到“我”按照“他们”的要求，数在一座新桥上走过的人。个体对权力的服从，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规训”。“规训”这个词“具有纪律、教育、训练、校正、训诫等多种释义，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福柯认为，规范化是这种技术的核心特征”。伯尔着眼于现代工业体制对人性的压抑、对规范化的追求、对数字的迷信所带来的弊端，表现“我”这个饱受战争摧残的残障人士，处于社会底层的受支配地位，只能干没有技术含量、单调乏味的简单工作。“我”看上去服服帖帖、谨小慎微，实际上对“一些毫无意义的空洞的数字”充满不屑、嘲讽的语气。这种嘲讽可能是出于有意识的反抗，也可能是出于恶作剧式的嘲弄。因此，规训的结果实际上让“我”口服心不服，而心口不一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人性的异化。

伯尔对德国人引以为傲的严谨、精确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反讽。人的情绪充满波动性：“我”会高兴、怜悯、恼火、心情舒畅、精神愉快，于是“有时故意少数一个人”“送给他们几个”“只给一个平均数”“用五位数字来表示我的慷慨”，特别是“当我的心爱的姑娘过桥时”，“我”无论如何都不愿让她成为枯燥乏味的数字中的一个，不愿让她被冷冰冰的数字所淹没，不愿让她成为数字报表里的“1”而被加减乘除，即使面临着被解雇的危险——这是因为，唯有爱情这种人类最美好的感情，才能拯救无助渺小、卑微庸常的“我”，即使这份爱情只能深埋心底。由此可见，在感性基础之上获得的理性数据多么靠不住。从科学角度来说，统计误差原理、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告诉我们，观测对象、观测者都有可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数据不精确是一种常态。由此可见，在感性和理性基础上获得的数据多么靠不住，人类的理性崇拜多么虚妄——德国精确崇拜可以休矣！

“我”的情绪波动和恶作剧眼看就要招致惩罚，“最近他们对我进行了检查”。惩罚意味着“权力应该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把一台自动记录公里行程的机器和主任统计员的一小时统计结果，“同我的统计数字相比较，我比他只少算了一个人”，统计结果允许美好感情所造成的误差。于是，“我”将获得数马车的美差，规训和惩罚看来收到成效，工业化体制将给包括“我”在内的德国人带来福祉，将在废墟与美好之间架起一座崭新的桥梁。但实际上，主人公念兹在兹的还是美好的爱情，还是“我那心爱的，没有计算进去的小姑娘”——美好的人性才是通往幸福彼岸的桥梁。

越来越多的艺术（文学）家敏感地意识到：1776年瓦特发明蒸汽机，宣示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流水线生产带来异化、压抑，造成物质压倒精神，人性遭到扭曲，分配不公，正义遭到碾压。于是华兹华斯以《孤独的割麦女》，狄更斯以《雾都孤儿》，巴尔扎克以《人间喜剧》，雨果以《悲惨世界》，波德莱尔以《恶之花》，卡夫卡以《变形记》，梭罗以《瓦尔登湖》，德莱塞以《美国悲剧》，艾略特以《荒原》，贝克特以《等待戈多》，蒙克以《呐喊》，梵高以《鸢尾花》，达利以《记忆的永恒》，德彪西以《牧神午后》……再现或表现工业化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当然，他们并不因此而要把工业时代拉回到田园牧歌时代）。于是在艺术界、工会、商界、政界、宗教团体、学界的抗争、博弈之下，产生各种各样的改进措施：工人厂房、宿舍的修建和完善，环境的美化，学校、教堂、医院、体育设施的兴建和开办，八小时工作制的实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通过，以及其他各种人性化制度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人们能享受种种人性化制度，包括伯尔在内的艺术家、文学家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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