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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兴华：夺回我们渐失的睡梦 | 书评

来源：爱乐趣网时间：2021年08月25日 17:34

原标题：陆兴华：夺回我们渐失的睡梦 | 书评

作者: [美] 乔纳森·克拉里译者: 许多 / 沈河西出版: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本《24/7》的第二章中，作者乔纳森·克拉里对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有很多引用和评论，比如对后者的《象征苦难I：高度工业社会》中对于算法和电视如何架空我们的日常生活方面的论述，有很多借用。“个人化”和个人心智活动的“间歇”，是他借用的两个重点。正是斯蒂格勒2015年新著《自动社会I：工作的未来》中对克拉里这本《24/7》的评述，才引起了我对后者的关注。

斯蒂格勒认为，克拉里对全球资本主义如何入侵睡眠和梦境的描述是深刻入骨的，但他对全球资本主义的黑帮性和文盲习气仍认识不够。必须看到，我们在当前遭遇的总体计算式的资本主义，是结构性地自我毁灭的，绝对地熵增的。它在逼人类作出一种像尼采号召的重估一切价值那样的激烈逆转。而对比此书中的这种刻骨的现象描述，克拉里却对人类落入利比多经济的当前状态的原因如此隔膜，在书中显出了过多的绝望：

“面对来自永久变动的技术的要求，个人和社会是决不能‘适应’[决不能一步赶上的]的”（乔纳森·克拉里，《24/7资本主义正攻占我们的睡眠》，Zones， 2014年，49页）。

而斯蒂格勒认为，面对技术的集权式统治，人一去适应（adapt），也就死定了，因为人不光会适应，还更须吸纳（adopt）。克拉里描述的这种恶果，不是异质的病侵，而是当代人吸纳新技术的必然结果。“吸纳”就是俗话说的“吃不了兜着走”。后者是人接受新技术的一种独特能力，是人的进化的原因：生命想走出自己之外，就冲出去，去依赖技术支架，像瓜藤爬到架子上，反而先中了这支架的毒，需要长期的恢复，折返后，在恢复中，人绕到了一种新的命运上。克拉里在书中显然没有看到，在今天，“人”这种“技术形式”是处于自动化和脱自动化的拉锯战之中。人要得到它的未来，就必须在当前的熵增中去建立和助长各种逆熵的力量（用自己身上的这一种倾向去对冲另一种倾向），后者应该是我们在当代重估一切行动和价值的第一尺度。下面我对这本书的评论，将在以上框架中进行。

贝尔纳·斯蒂格勒

在淘宝、京东、滴滴和优步主导的世界里，我们不光成了木偶，而且正在成为停不下来的像扫帚柄那样舞个不停的魔法师的学徒。我们人人都是数码稻草人，把我们自己都吓着了。那个“我们”不见了。稻草人般被安放的我们则被迫呆在这里，一定是有目的的，但我们自己却是不知道的！而且那肯定也不是上帝的意思！人的全部活动被网格化。人人还都很贱地通过用户界面，将自己当猪头那样挂网上去呢。就连我们脑中的“available brain time”也无偿交了出去，给电视节目的广告商去开发。但我们不应被这种现象吓坏，而应将它看作是一种人的吸纳和排毒过程，是青蛙吞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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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们的微信“朋友圈”的扩张。它比电视更使个人被广泛地共时化（被夺走那些无名地湮没的“间歇”）。“中国好声音”里的选情正在代替观众个人的当天的命运曲线。过去是文化工业和节目工业来短路日常生活，架空我们的日常性和家庭性。今天，由于有了Facebook、微信等等，人人都不得不成为名人，被盯梢。而只有日常生活和家庭才能恢复我们无名。只有在那种无名中，我们的梦和睡眠，才能重新安详，走向丰足。但是，梦和睡眠到如今也成了我们与全球资本主义争夺的战场了。这是《24/7》这本书被这么多人关注的主要原因。离所有人的睡眠都监控（为了卖药或推销保险）的时代也已不远（在深圳已成立了几家睡眠监控的高科技风投企业）。

是的，你也看到了，到处，人际-社会关系被书写化，被程序化和节目化。数码监管、全球监视和政治、消费和日常生活的三层数码管治，已偷偷强压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头上。而“监视和通过偷录的特务机构动员的数据的分析的最高级形式，正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作用”（同上，59页）。

在二十世纪，我们是三八制，每周还休息一到二天，在今天“不是工人，而是整个人类必须三八制，不，24/7制了”，“在24/24或7/7式的主动市场里，全球的基础结构都是用来支持我们不停地工作和消费的”（13页）。

这是比福柯－边沁所说的全景监控还更“实时”的了！我们无法静下来细溯自己的个人化轨迹了，因为“已不可能小憩或暂停，来理顺长时段的投身或跨个人的计划”（56页）。

反过来，我们还得顺从于那一数码捕捉装置对我们的行为的要求：你不要弄得让我们找不到你好不好？还不快给我装上微信：“数码式操作期望个人预期和顺从于一定的行为标准，以方便被自动的运算系统实时地捕捉”（95页）。

这事的性质相当于将劳动程序对个人的要求，偷偷地强加到了每一个人的休闲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

哪怕在非工作状态，个人生存也被书写化、语法化。运算的光速般的一般化执行过程，将我们的日常生活溶解到了那种被管理的生活之中：“我们的银行户头和我们的友爱，从此也是由同等的机械式操作来被管理。这绝对是剥夺了我们对生活的责任感”（72页）。

个人将自己的全部都交出去了。交给了市场？作者克拉里将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那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策略，称为“反革命”。“文革”后，它被我们急急地硬是当救药搬进中国，所以，称它为“复辟”，也是一点不过份的。我们今天的梦和睡眠的越来越蚕食，克拉里认为，必须归咎到这一反革命复辟之上。

而今天我们通过手机正在经历的这一切，在1968年后，哲学家德勒兹早就已感受到。他发现，福柯的“规训社会”这一概念还远不能描述当时的社会状态。他认为，通过电视而进行的营销，更深入地控制了消费者的行为：电视代替学校，成了规训我们的更厉害的工具。德勒兹称此为“控制社会的事件”。“事件”的意思是：某个状态并不是具体地发生的，而是隐隐地像一个黑洞那样地随时在架空、悬置我们。为了多卖掉商品，每一个销售员都在办公室里像前来破坏人类生活的基础结构的外星人或黑客那样地颠覆我们的日常，修改和篡夺我们的公共空间里曾约定俗成的一切。

德勒兹当时曾提出了这样的对策：“电视是新的‘控制 ’权力的即时和直接的形式。为了进入对抗的核心，我们不得不发问：这一控制会不会被逆转，能不能被为对抗权力而追加的功能所钳制：通过发明一种类似于一种新的抵抗形式的控制的艺术？”（《商谈》，1996年，37页）

在今天，面对数码集权社会对我们人人的捕捉，斯蒂格勒提出了难度系数更大的要求：正因为数码工业的所有这一切会使我们压倒一切地无望，这是否也正有可能逼我们从这一事实的状态，也就是这一总体的瓦解出发，去发明一种超控制的艺术（ars de hyper-control）？它必须由这三种发明构成：器官式发明、编目式发明、增补式发明。我们人类从来都处于技术式成为的过程中，我们无暇去寻找和等待下一个技术进化的阶段，而必须在我们当前的行动中开始这三种发明。战略上，我们是能够以退为进的。是的，Google、Facebook、 Apple和Microsoft这四驾前来摧枯拉朽的末日马车代表了一个新技术时代，但是“我们”正在其中开启另一个时代。不是我们被迫生活在他们的矩阵之中，而是它们有待我们去吸纳。“时代”在我们手里，每一个人的手里：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开启一个新时代。因为，新技术的状态，就是人的状态。老的西方形而上学总是将技术当替罪羊，海德格尔、阿多诺和哈贝马斯仍都在压抑技术问题。克拉里显然也没有脱出这一在场神学的地基。

所以，我们一定要打破西方在场神学地来立足于我们时代：不是技术将我们带入巨大的危险，而是人将人带入了巨大的风险中。但这种面对技术后果时的勇敢的吃不了兜着走，才能使人成为人。而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事先一定是不知道的。

这是我能向看完克拉里这本书之后感到消沉和迫害的读者开出的一份乐观的处方。

不过，不要急，再问一句：这样的处方我们当真需要吗，如果我们能够积极地利用我们身上的一种伟大的能力，也就是做梦的能力的话？

对此，克拉里却下了这样一个悲观的判断：

“我们无法、没时间做白日梦了”（100页）。

而我们是从来都能做梦的，夜里的梦，白天的梦，都是不做都不行的。哪怕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也是生活在他们的梦里的。法国考古学家阿则玛（Marc Azéma）在2011年的《电影的前历史》一书中考察了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场景后，认为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就能做强大的梦，是生活在梦境中，也就是说甘愿去演自己纺织的梦。他写道：

人类从来都是做梦的。它与很多种动物分享这一官能。但它的大脑是一架会生产出远远地更进化的图像[…]，能在人的身外投射出它内部的“电影”（《电影的前历史》，2011年，21页）。

我们做梦，就像是在器官之间剪辑和放映电影，身外的日常场景，是我们的梦的投射。像电影这样的媒体，应该来帮我们做梦才是，而不是来替我们做梦、硬要将工业制造的梦塞给我们，后者正是万恶的好莱坞对我们构成的真正威胁（阿多诺对电影工业和一般的文化工业的批判，斯蒂格勒认为，是没有瞄准对象的。不是像阿多诺和霍克海姆认为的那样，电影应该走艺术和批判的道路，不要商业电影，而要艺术和进步电影，也是不够的。真正的问题在于：艺术电影也是对于个人器官之间剪辑、放映的电影的短路。个人是自己会弄电影的！好莱坞只能是向他们提供一点材料和助剂而已！）。我们的器官之间就能剪出电影，就能播放电影。电影从来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制作的，因为那是我们自己的梦。生活总是关于电影的（la vie est tourjours du cinéma），正因此，“我们热爱生命，才总是去电影院看电影”（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III》，2011年，40页）。对于二十世纪之后的人，生命是靠电影给挂着氧气的，而梦是那氧气瓶。

《梦》剧照

而梦的能力，是思想的根源。器官术也是由实现梦的能力构成：器官的那些失去的功能和正在到来的功能，成为梦，总萦绕着它，我们的发明，就是基于这种萦绕，这也就是斯蒂格勒要我们主动去动用“器官术”的意思。去做能实现的梦，就是在发明。做梦的能力是技术、思想和艺术的条件。

克拉里自己并没有说，但我们可以替他说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是：今天，只有我们身上的梦的能力，才能打败这个将我们捆绑得日益紧的自动社会了！只有梦才能逆转这个盲目和致命的必然了！必须保卫我们的睡眠！必须保卫我们的梦！

克拉里说的“24/7资本主义”就是数据的运算、自动或互动并即时捕捉踪迹式的经济。它正在替代或架空我们人人身上和整个社会的利比多经济。如果继续沉迷在像微信和朋友圈这样的梦幻般的数码绝缘装置内不能自拔，我们迟早会撞到这一致命的瞬间：冲动的最底处只剩下死的冲动和生的冲动之间的不可反复的嬉戏。这是弗洛伊德早就警告过我们的。

对什么应该要，什么应该拒绝，克拉里有发自冰水一样的理性的严格的甄别：

我们的生命策略必须是：“将技术从那些关于快速、积累和虐乐的逻辑中解放出来”。

同时，克拉里还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任务：“如何在世界的落寞中继续做人”？

“24/7资本主义”不光在剥夺我们做梦的权利，也将我们的生活弄成了电子监狱。怎么办？

德勒兹在评论瓜塔里的社会改造计划时，轻松地向我们暗示了这样一种操作可能性：重点不是换梦，而是交换生活，交换生活场地。

都用不着写成科幻小说，我们就能知觉这种控制的机制。它在每一刻都能敲定一个公开的场地上某一个成员的位置，就像定位保留地里的动物的位置、一个企业里的人员的位置。瓜塔里曾想象过这样一个城市:每一个人都能出离自己的住址、街道、区域，通过一张个人电子卡。这张卡可以每一天都被重置，或在某几个小时内做到这样。这时，重要的就不是它能锁住什么，而是计算机如何将每一个人安排到了哪里，合法或不合法地，以便达到了普遍的转换（《商谈》，同上，246页）。

瓜塔里长期担任一家心理诊所（La Borde）的领导，实验过大量的将治疗和社会改造结合到一起的方案。像所有瓜塔里的发明式思想跳高一样，上面的这个方案简单而激进！试想，在上海，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天是睡在自家的床上的，每天不得不回到不同的家里，这将是一首多么空前的史诗！在我们时代是能做到的啦！那样的话，我们还需做梦？这就是做梦了！生活就是梦了！要与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下的这个淘宝和京东决裂，还有哪一种办法能像第二天早上让所有快递都无法送及或全部送错那样，更让人全身狠狠打个激灵的？你要好好想想：与这个滴滴和优步试图控制的自动社会决裂，其实也是我们一念之间可以作出的一个史诗般的小行动，而后者则完全可以是我们人类在一场超级革命后开始的一场全新游戏。而放弃这个被男女关系、银行户头和家用电器密实控制的小区里的抽屉那样的家，真有那么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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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甩不掉“家”这个包袱，是我们没出息，但个人的感知性存在必须有间歇，这是人类的千古法则。社会生活必须有间歇。庄子必须有时间梦蝶，或让蝴蝶能梦到自己是庄子。在今天，我们人人都应争取庄子的这份权利。我们有权做梦，也同时有权做我们自己的梦里的主人公。这样，这个“24/7”式的自动社会最终才无法吃定我们。我们人人仍都可以成为庄子，将这个车水马龙，哦不，“24/7”的自动社会，当成像一根闹钟发条那样的东西，冷落到生活世界的角落的。必须的。

越是身处日常生活的自动化，瓜塔里这样的思想英雄的理论式实践，就越显得可贵。理论知识，在这个自动社会里，与制作知识和生活知识一样重要了。只有先有理论知识，我们才能找到把手和扳手，脱开这个失去刹车的自动社会的离合器。克拉里的这本书，许多和沈清的这本译文，笔者和读者们的接续讨论，也因此显得是更庄严的理论工作了。但我们仍要提醒自己：不要认为理论思考和写作讨论就是多么高尚的战斗，在这个自动社会里，那也只是落水后的挣扎。理论知识在这个自动社会里，正成为像侦察兵制作作战图那么重要的事。但这一任务感，对我这样的理论虫，仍不失为一丝好消息！也许算是克拉里说的“虐乐”的一部分吧。预祝大家的阅读恐怖、爽利！

*转载自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原题为《梦和睡眠已成为我们与全球资本主义争夺的战场》。

本文作者陆兴华，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法国哲学方面的研究，主要兴趣是法国激进政治哲学，一直向汉语学术界介绍德里达、巴迪厄、朗西埃的激进政治理论。其写作兼及艺术、政治和哲学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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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 乔纳森·克拉里译者: 许多 / 沈河西出版: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随着资本主义扩张而兴起的24/7体制，并非一个空洞的流行语，事实上，它正在消弭白天与黑夜、现实与梦境、工作与休息、公共与私人、机械与人类之间的界限。在24/7体制下，既没有暂停键，也没有关机键，我们被裹挟其中，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停运转。它最终侵蚀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导致注意力涣散、感知力受损、记忆和做梦的能力丧失。睡眠是人类不可削减的需求，是抵抗24/7体制仅存的一道屏障，也是资本主义唯一无法消灭的“自然条件”。如果睡眠不再，人类将何去何从？

本书被誉为克拉里社会景观考古的巅峰之作。作为当代著名艺术史家，视觉艺术、电影和摄影研究专家，乔纳森·克拉里以一种更具才气和诗性的语言，表达了与德勒兹、加塔利、本雅明和福柯相似的怀疑。在24/7的世界里，人类受到“控制”，这种控制已经超越了制度，渗透进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甚至控制了我们的时间感、空间感。乔纳森·克拉里以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睡眠为切入点，向资本主义制度发起论战。

编辑｜艾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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