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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龙生：格律体新诗之定行体刍议（本文已由《诗评人》杂志全文刊出）

来源：爱乐趣网时间：2021-02-14 10:24

原标题：万龙生：格律体新诗之定行体刍议（本文已由《诗评人》杂志全文刊出）

【摘要】流传至今，人们耳熟能详的优秀古诗，是定行诗居多。除绝句、律诗外，词、曲都是定行诗。根据这一历史经验，格律体新诗发展定行诗就十分必要了。格律体新诗的定行诗包括4行、6行、8行、14行几种。本文对此做了详尽论述。

一格律体新诗现状

众所周知，吕进先生在本世纪之初，曾与骆寒超先生共同提出新诗“二次革命”说。十余年后，纪念新诗百年的热潮刚刚过去，他又适时畅言新诗的“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两立式结构”：双峰对峙，双美对照，双轨发展。

2017年，在“华文诗论名家第六届国际论坛”上，我做了题为《新诗百年：格律体新诗岂能缺席》的发言，略述了格律体新诗的发展史，证明了这是新诗不容抹杀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格律体新诗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怎样的阶段？简言之，就是以现代汉语为载体，在行式、节式、韵式上都讲究一定的规则，可以分为整齐式、参差（对称）式、符合式三个大类，行式、韵式、节式都有很多变化，完全可以达到闻一多提出的“量体裁衣”的目标，用现今的新诗格律术语，这叫具有“无限可操作性”。自格律体新诗的先驱“新月派”，几经跌扑，延续至今，已经产生、积累了不少优秀作品和艺术经验，只不过由于复杂的原因，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中国的新诗，仍然是自由诗称雄，占居优势。处于劣势的格律体新诗亟待发展壮大，才能住吕进所称“两立式结构”中与自由诗抗衡。当然，正如吕进所指出的那样，自由诗也必须改变现今不符合诗的特性的诸多弊端，实行“美学提升”，才会有好的前景。

就在前些时候，《诗刊》召开诗词改革研讨会，参加的头面人物多矣，居然还有人在那里拾废名“新诗应该是自由诗”谬论之余唾，大放厥词，妄称新诗应改名自由诗，又说诗词应改称格律诗。这就说明，从“新月派”算起，历史也近百年的格律体新诗根本就没有放在他们眼里。这就使我们在悲愤之余，更要牢记孙中山的遗训：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二创建格律体新诗之定行诗的必要性

以战略的目光，从长远来看，目前如何加强对格律体新诗的研究与实践呢？依我看来，在前述“三分法”得以确认的情势下，有必要在确立格律体新诗范畴内的定行体诗上狠下功夫。

不妨先考察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成功经验。由诗经、楚辞，到乐府、古风，古诗通用的几种句式就发展到头了，再没有“新变”的余地。于是，经过百年之久的探索，直至唐初，包括绝句、律诗的“近体诗”得以确立，引领古诗向更高的艺术发展，其形式已经发展到极致。而近体诗就是每首四行、八行的“定行诗”（“排律”是特例，除外）。流传至今，人们耳熟能详的优秀古诗，也是这样的定行诗居多。需要说明的是，古诗称“句”，为便于表述，姑且从今，通通称“句”为“行”。

其实，人们往往会忽略一个重要事实，即中国古典诗歌中，定行诗远远不止近体诗，后起的词、曲都是“定行诗”！每一种词牌、曲牌的行数不都是各自有所规定吗？只要这样一想，词、曲的“定行诗”身份就可以确认了。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忆江南》《搗練子》不就是五行诗，《如梦令》《浣溪沙》不就是六行诗，《西江月》《采桑子》不就是八行诗吗？

这样看来，中国古典诗歌自唐代以来，就是定行诗占居优势，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其实，定行诗在中国盛行并非孤立的现象。外国的定行诗也不少。最著名的莫过于起源于意大利的十四行诗，早已成为一种世界性诗体了。还有起源于古波斯，光大于英国的“柔巴依”（旧译“鲁拜”）也是一种四行诗，经英国诗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翻译发表的《欧玛尔·哈亚姆之柔巴依集》风靡全球，成为世界上印刷量最大的诗集。日本的三行诗“俳句”也是一种独特的定行诗。目前，以上三种外国定行诗的汉化，前二者已成气候，可望加入格律体新诗之定行诗序列。

此外，还可聊举一例，据著名英诗翻译家黄杲炘先生介绍，“立马锐克”（limerick）是现代英语中的最流行最普及的五行体定行诗。

遵从中国古代以及国外的诗歌发展规律，建立定行诗不失为一种十分重要的艺术经验。

三格律体新诗之定行诗

在此，首先要确立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就是我们谈的是格律体新诗范畴内的定行诗，而不是仅仅N行的一首诗就可以称之为N行诗。这就是说，N行一首仅仅是跻身定行诗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道理很简单：仅仅8行一首的民歌或打油诗，能称为律诗吗？显然不能！具体而言，格律体新诗的定行诗，除了规定的行数，还得符合上述“三分法”之要求：每行顿数一致，字数相等的，是为“整齐式”，上承中国古代的四、五、七言等齐言诗；诗节内各行字数不等，而各个诗节节式相同，完全对称者则为“参差对称式”，这种诗体正好与中国古代的“词”有着血缘关系；而整齐的部分与参差对称的部分在一首诗中同时存在的作品，则为“复合式”，略似杂言体的古风。自古以来，诗贵短而精，那么，格律体新诗之定行诗初拟包括四行体、六行体、八行体、十四行诗，其内容含量就分别大致相当于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其实也可以分别对应于词的小令与长调。这样，格律体新诗就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就衔接了起来。

四四行诗：新体定行诗之一

下文试就上述几种定行诗分别论述。由简及繁，先说四行诗吧。

这比较简单，一首诗仅仅四行，就只能采用整齐的行式，否则将谈不上格律。至于韵式，一般就采用一、二、四行押韵，或者借鉴外国诗歌，引进交韵（abab韵式）。以什么语言系统押韵呢？既然是新体诗，当然一律以现代汉语为准，来确定韵部。有关部门已经公布了《中华通韵》，新诗押韵就以此为准吧。因为押韵是诗歌格律的必要条件，中国自古就信奉“无韵不成诗”的条律，下文不再论及。

至于行式，则必须严守字数与音步数都一致的原则。行式为二言一步与三言一步的四行诗不大可能，短行的四行诗，六言三步（2-2-2）类似古代的六言绝句，利用的可能性大一点。

从节奏鲜明的效果要求，四行诗的行式不宜过长，止于每行十三字即可。每行除字数相等外，也一定做到音步数相等，否则其内部节奏就会混乱。七言的四行诗要避免4-3节奏，与古诗、民歌相区别。本来关于四行诗的论述就可以到此为止，但是最近出现的一种新情况必须予以考虑，这就是“汉语柔巴依”的问题。

柔巴依是一种每首四行古波斯诗体，欧玛尔·海亚姆的《柔巴依集》是波斯柔巴依的巅峰之作，1859年，英国学者兼诗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翻译出版了《欧玛尔·哈亚姆之柔巴依集》（共101首）后，此书逐渐盛行，终至享有世界性的声誉，甚至也被视为英国文学的瑰宝。据统计其累计印数是全世界诗集中最高的。我国自“五四”以来，翻译“柔巴依”者代不乏人。郭沫若曾经将其全译出版，名曰《鲁拜集》。21世纪之初，上海英诗翻译家黄杲炘先生以“柔巴依”更接近原音故，便将其译作改称《柔巴依集》出版，此名得到广泛采用。他的译诗严格依照每行12字、5音步，一、二、四行押韵的格律，畅达优美，我觉得更胜于郭译。

前年春天，我开始以黄译柔巴依格律试作了几首，迄今累积已达200首许，选辑其中百余首，将出版《六行弦歌集》。这些作品在网上发布后，也引起格律体新诗界诗友们的兴趣，仿作、和诗者甚多，形成了一股“柔巴依热”。作为一种外来诗体移植的汉语柔巴依与十四行诗一样，前景看好。这就引起我对其作进一步的思考。我初步想到这样几点，提出来供参考：

一、认定黄译的格式为汉语柔巴依的体式，不再改变。

二、把柔巴依纳入格律体新诗“定行体”中四行诗之“特式”。

三、波斯柔巴依不用标题，汉语柔巴依可以视需要加题。

四、哈亚姆的《柔巴依集》囿于所处时代的限制，题材面不宽，今天的汉语柔巴依可以有所开拓。

五、同一题材，可以从不同层面、侧面写成柔巴依组诗。

六、仿照我国古人古诗，可以就同一题材进行柔巴依的赠答、唱和。去年以来，在“东方诗风”、“格律体新诗研究院”微信群，柔巴依唱和已经蔚为风气，产生了多组佳作。

七、格律体新诗中，采用其他行式的四行诗，不宜使用“柔巴依”之名，还是纳入定行体之四行诗系列为佳。

必须明确，绝不能把仅仅4行一首，而不讲其他规则的短诗也叫“柔巴依”，正如绝不能把仅仅14行一首而不讲其他规则的自由诗也称为“十四行诗”。道理很简单：柔巴依和十四行诗都是严格的格律体诗！

为了说明问题，举两首我写的柔巴依诗例吧：

中秋

老天要增添本已太多的烦忧

好像没有风和雨就不算中秋

其实共沐风和雨是人生常态

又何必只盼着共享月光酿酒

闻某诗获奖

黄钟毁弃，而瓦釜雷一样震响

如此世道，在诗界已显得寻常

莫名其妙的文字，也轻而易举

就身价百倍，捞取了十万大洋

五六行诗：新体定行诗之二

次谈六行体。

据知，已经有一些诗人对六行体做过认真的探索。例如梁上泉先生就出过一本《六弦琴集》，上海的盲诗人李忠利也出过六行诗集呢。2010年代以来，我也开始有意识进行六行诗创作的尝试。

六行的格律体新诗以整齐式为主，但是在行式、节式上也体现了诸多变化，绝不是“千篇一律”。例如常用的行式，可以有七言三步（2-3-2,3-2-2，有别于古诗的2-2-3），八言三步（3-3-2，2-3-3，3-2-3），九言四步（3-2-2-2，2-3-2-2，2-2-3-2，2-2-2-3），十言四步（3-3-2-2，2-2-3-3，2-3-2-3，2-3-3-2，3-2-3-2，3-2-2-3），十一言、十二言的音步变化当然更多，不赘。

至于分节方式可以有2-2-2式,3-3式，4-2式，2-4式，也可以不分节。

因题材表现的需要，六行诗也可以写成参差对称式。也就是各节互相完全对称，相当于“克隆”的产物。

而如果是222节式，前二节成参差对称状，第三节整齐，不就成为复合式了吗？

至于韵式也可以有诸多变化。最常用的当然还数一韵到底，首行入韵与否皆可；还有交韵、随韵、抱韵等复式可供选择（如交韵：ababab,abc-abc）,随韵（aabbcc），抱韵+随韵（abba-cc）。

举《冥思》为例，系采用abc,abc交韵格式：

有一位朋友指点

不妨学瑜伽冥思

就好似老僧入定

可我来到了海边

这该是美地良时

总不能进入佳境

再举《有幸》为例，是采用ababab式交韵：

月明星稀，只未见乌鹊南飞

耳闻涛声，却不见白浪翻腾

阳台凭栏，手中缺美酒一杯

月儿笑我，更休想鲜花簇拥

我告月儿，好难得有卿相陪

夫复何求，岂不是三生有幸

这里不妨提一下，我的六行诗《在这严寒的日子》，曾引起诗友们的兴趣，和诗多达数十首呢。此诗如下：

在这严寒的日子

添加再多的冬衣

也觉得无济于事

在这严寒的日子

唯一的御寒方式

是思念远方人儿

2014年底至次年初，我曾去海南文昌避寒，有意识地做了六行诗创作的探索，写了百首之多，颇得诗友们好评。著名诗词家熊盛元先生在读了一些篇什后回信写道：“新體格律,融中外古今于一爐;且能于興象之外,蘊含哲理之思致,隽永深沉,兼而有之。”

其实六行诗古已有之，试举二首佳作为例，完全可以证明六行诗大有可为。如白居易的《李白墓》：

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

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

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

再如柳宗元的《渔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唉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当然，不言而喻，如前所言，《浣溪沙》等词牌不也是六行诗？

最近，蒙著名俄诗翻译家谷羽先生告知，俄国诗歌也有六行诗，并且寄示所译费特六行诗。特引一首如下：

蘸着自己的心血……

蘸着自己的心血我谱写这些诗行，

看得出分离之苦我俩都难以承当，

看得出相思者追求解脱徒劳无益，

看得出岁月久已逝去就再难经历，

看得出与其长年累月受相思折磨，

莫如当面相互指责反倒轻松快活。

六八行诗：格律体新诗定行诗之三

再谈八行诗。比较起来，由于篇幅增大，其腾挪变化的余地就相对大些。多样的行式、韵式都不提了，八行诗的节式最常见的是4-4两节式，还可以是“信天游”式的2-2-2-2式，也可以视表达需要而变出2-4-2，2-2-4，3-3-2，2-3-3等“花样”呢。

其实在1950年代何其芳“现代格律诗”主张影响下，出现过一种半格律的潮流，八行体为一些诗人所喜爱，曾经产生过不少佳作。公刘的八行组诗《在北方》就曾风靡一时；沙鸥专攻八行诗，有“沙八行”之雅称；浪波于1979年出版过八行诗集《乡情》。后来在格律体新诗范畴内，刘章和高昌做过“新律诗”试验，即整齐式的八行体格律体新诗，3-6行安排两组“对句”，如同七律那样相互对仗。我本人也写过许多八行诗，与十四行诗一起出过一本合集。总之，在格律体新诗“三分法”的框架内，八行诗能够变化出许多样式，容纳各种不同的内容。期以时日，八行诗的艺术积淀一定会更加丰厚。

如同四行诗出现了“柔巴依”特例，八行诗也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诗体，源于戴望舒的《烦忧》：

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

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

假如有人问我的烦忧，

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假如有人问我的烦忧；

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

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

这是格律体新诗历史上的奇葩珍品，全诗是九言四音步行式，abab式交韵，第二节为第一节之颠倒，韵式随之变换为baba。反复咏叹，欲说还休，欲罢不能，把暗恋的情态表达得惟妙惟肖。这样的形式被石天河先生形象地名之曰“岸柳倒映式”，格律体新诗界的诗友仿而效之，出现了一些新作。我自己有二首（《在异乡》《意外》）被选入《当代爱情诗精选》（张朗主编，台湾丝路出版社，1995）。

如上文所述，我国的词中每一种词牌实际上都是一种定行诗。那么若是按韵分行，便可以发现，许多长调便可以排列成八行，成为八行诗。试看岳飞《满江红》正是如此：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七十四行诗：格律体新诗定行诗之四

十四行诗是一种世界性诗体，移植到中国的历史已近百年，经过几代诗人的努力，已经产生的汉语十四行诗数以千计。不少大家都写过十四行诗，还有以此闻名的诗人，声名最显者如冯至、屠岸、唐湜等。对此，许霆有专著详论。早在1990年代，就已经出版分别由钱光培和许霆、鲁德俊编选的两种中国十四行诗选。

许霆先生分析，汉语十四行诗有三种：原式十四行诗，即完全依照西方十四行诗的格律规范写作，包括颇为复杂的韵式；创格的十四行诗，即按照汉语特点，对西式格律有所改变；自由的十四行诗，即只是全诗十四行，除此之外，不讲任何规矩。在我看来，在引进之初，汉语新诗尚无一定格律可以遵循，这种“自由”情有可原，但是如今新诗格律已有雏形，再那样“自由”，就不能以“十四行诗”名之。

再进一步思考，在写作新诗已有格律可资使用的情况下，写作汉语十四行诗，完全可以在“三分法”的统辖之下，建行、分节、成篇，写出或整齐，或参差对称，或二者复合的十四行诗，体现出限制中的自由，即“无限可操作性”。至于有诗人愿意受更多的限制，按照西方意式或英式十四行诗的规则来写汉语十四行诗，也未尝不可。

十四行诗的容量较之四行、六行、八行三种定行诗更大，更多腾挪变化的余地，更适于表现一些重大的题材。

事实证明，在格律体新诗界，喜爱十四行诗的诗人不少，已经产生出不少优秀的新作，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明显的成就：产生了叙事十四行诗，如张先锋《四姑娘山的传说》；包括难度很大的花环体的十四行组诗的再现，如王端诚的《秋菊之歌》与《世纪之恋》；十四行诗的唱和不时出现高潮，蔚为壮观，我去年满77岁写的《生日感怀》，诗友们皆以十四行诗和之，竟达30首之多！由此看来，汉语十四行诗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完全是可以预期的。

近年来十四行诗的发展由于网络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不受官刊掌控，堪称迅猛。我曾在《网络助推十四行》一文中说：在新旧世纪之交，中国网络诗歌的兴起，使1980年代开始复苏的新诗格律建设有了自己的的平台。以“东方诗风”论坛和“中国格律体新诗网”实践与理论并进，共同遵循“三分法”原则，建立了格律体新诗的体式谱系。他们对于十四行诗青眼有加，也将其纳入了格律体新诗的整体框架，成为“定行诗体”的一种，格律体新诗大家族的一员。遵照“三分法”原则，冲破了“意式”、“英式”的藩篱，分为“整齐体”、“参差体”、“复合体”三种体式。这就是在十四行诗之中，体现了格律体新诗的“无限可操作性”原则，明确地把那种不依从任何格律规范而只是十四行一首的自由诗排除在十四行诗之外了，使之再不能鱼目混珠。

应该说，这样的评述是符合实际的。如今十四行诗的汉化经过百年历练，已经度过了试验阶段，成为格律体新诗定行诗中的重要一员。设若编一本《新世纪汉语十四行诗选》，其价值将不可低估。

八 “花环体”对定行诗的丰富

如前所述，欧洲十四行诗中有一种被称为“花环体”的组诗。赵青山在《十四行花环体诗选·序》中对其做了具体的描述：“全诗共十五首十四行诗，前14首的首行和末行顶针相联，即后一首的第一行用前一首的最后一行，上下衔接，第14首的末行用第1首的首行，从而勾连成环状，而每首诗的第一行合起来，又串成第15首，首尾相连由此得名‘花环’。”无疑这样的诗体难度是很大的。但是在我国前有陈明远的《花环》和《圆光》，后有上述王端诚的两组新作，已经证明只要有适合的题材，诗人有高超的诗艺，要使用也不是没有可能。赵青山就编了一本《十四行花环体诗选》，搜集了30组花环体十四行诗，2016年7月由雅园出版公司出版。

受十四行花环体诗组的启发，赵青山近年还做了尝试，采用同样的方法，连首成组，已经创作多组八行体花环诗，准备结集出版。其近作《鹳鸟之恋》采用一个网上流传的故事，把一对鹳鸟“夫妻”的爱情故事演绎得凄切感人，广获佳评。其他诗人收到启发，又创作四行体与六行体花环诗，一样获得成功。这些新的趋势启示我们，格律体新诗谱系中的定行诗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其结果将是对定行诗样式的丰富与完善。我们当然有理由乐观其成。

八结语

综上所述，格律体新诗在目前中国诗坛上虽然尚属弱小状态，但是因为符合中华诗歌的传统，汲取了中外优秀诗歌的宝贵经验，适合广大汉语人群的欣赏习惯，放眼未来，期以时日，其发展前景是十分远大的。我们，从事格律体新诗创作和研究的诗友们绝不能因为目前的劣势而气馁，而必须为振兴中华诗歌的远大目标而携手奋斗！

近百年前闻一多先生就在《诗的格律》这一诗学经典中指出：“律诗永远只有一个格式，但是新诗的格式是层出不穷的。”律诗是“一种样式的衣服”，而（格律体）新诗的样式是“相体裁衣”。那时新诗格律建设才刚刚起步，“相体裁衣”只是一种理想，而今以“三分法”为框架的格律体新诗谱系已经形成，可以任由诗人选择适合的体式去容纳与之切合的内容，“相体裁衣”的理想已经成为现实。

以作品来证实我们的诗观诗见，这是当前最为重要的努力目标。而在具体方略上，我以为多写定行诗，是一条可行之策，值得引起高度重视。以此为突破口，一定可以扩大影响，吸引更多的诗爱者吟诵，欣赏，直至加入创作的队伍。已经有足够的事例说明，擅长诗词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的队伍，在“相体裁衣”中大显身手。

定行诗的推行，一定能造成多出诗才，多出好诗的局面，而最终改变中国诗坛目前的畸形状况，改变何其芳所指出的“偏枯”现象。

可以预期，几种定行诗确立之日，便是格律体新诗成功之时！

同好诸公，让我们为此而共同奋斗吧！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2019·4·10改定，渝州悠见斋

【作者简介】

万龙生，1941年生于湖南衡阳，1949年移居重庆。笔名余见，网名诗酒自娱。1957年在《星星》诗刊发表处女作，出版了多种诗集、诗论集。曾任江北区文化局局长、重庆日报副刊部主任、《重庆文学》副主编等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重庆市诗词学会副会长兼格律体新诗研究院院长，《重庆艺苑》副主编，“东方诗风”论坛名誉站长，《渝水》诗刊主编等职。在新诗格律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中有独到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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