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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地”十日谈 No.9 | 张新刚：2450年前的雅典瘟疫给人类留下了哪些遗产？

来源：爱乐趣网时间：2020年04月14日 00:11

原标题：“见地”十日谈 No.9 | 张新刚：2450年前的雅典瘟疫给人类留下了哪些遗产？

张新刚：法学博士，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历史学系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古希腊史、西方政治思想史，特别是古希腊和现代早期政治思想。

伯利克里的“葬礼演讲”

距今2450年前，也就是公元前430年，雅典爆发了一场长达5年的瘟疫。这次瘟疫对雅典的影响非常巨大，有一个叫修昔底德的古代史学家，把这场瘟疫的症状、影响，包括之前雅典的状况都详细地描述了下来，使得我们今天有机会近距离地感受雅典人的遭遇。

伯罗奔尼撒战争与瘟疫的爆发

雅典的瘟疫发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二年，为了更全面的了解瘟疫发生的背景，我们先来看看地图以及战争最初双方的战略应对方式。

伯罗奔尼撒战争地图

斯巴达主要靠陆军，特别是重装步兵方阵作战，从陆地上进攻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区，对土地和农作物进行蹂躏。而雅典当时的将军，著名的伯里克利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战术方针，即利用雅典强大的海军，保证海路的畅通，派海军其侵扰伯罗奔半岛，而减少与斯巴达的直接陆上军事对抗。因为海路的畅通可以保障雅典的物质供给，伯里克利实际上采取的是打持久战的方略，期待拖垮斯巴达及其盟军。为贯彻这一方针，就必须把住在城外的雅典民众也都迁到城内来，因为在此之前，雅典已经修建了从城区到比雷埃夫斯港口的长城墙，请看下面几张复原图和地图。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最后一个图是更为宏观的示意图，大家可以看到雅典在稍微靠内陆一些的地区，也就是今天的雅典主城区所在地。海边就是比雷埃夫斯港，一直到今天都是重要的海港，目前是希腊最大的港口，也是欧洲十大集装箱码头之一。

伯里克利把住在乡郊的雅典人都迁入墙内和城内，而放弃了城外的农田，任由斯巴达及其盟军踩踏破坏，因为他相信只要港口航线畅通，雅典的财富和海上力量能确保其坚持到最后的胜利。但是大家可以想象，这么高的人口密度，如果略有一点瘟疫或传染病，自然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很不幸的是，在战争的第二年，雅典就遭遇了这样一场瘟疫。

疫情中的雅典

根据记载，这场瘟疫最初来自非洲，是在埃塞俄比亚发端的，然后传到了埃及、利比亚，以及当时波斯的大部分领土。但关于瘟疫是怎么传到雅典城的，其实并不是很清楚。修昔底德只是说瘟疫突然降临到了雅典城，首先是从港口开始爆发。我们可以合理推测，瘟疫很有可能是通过一些海运运输传来的，因为我们前面解释过比雷埃夫斯港是当时雅典的生命线，所有的补给都是从海上来的，也就使得港口成了高风险疫病区。

这场瘟疫爆发于公元前430年，但是前前后后持续了四年半到五年。修昔底德记载：如果有人生病，最后都会感染上这个病。其他人身强体健，没有明显的原因，突然头部高烧，两眼红肿，口腔内部包括咽喉和舌头立即会变成血红色，呼吸不自然，并且呼出臭气，接着就是打喷嚏和嗓音嘶哑。时间不长，痛苦下移至胸部，伴有剧烈的咳嗽。一旦病入心脏，那里便天翻地覆。然后将医生所命名的各种胆汁呕吐得一干二净，痛苦不堪；大多数患者还干呕，并且强烈抽搐。这种呕吐症状有些患者持续较短，有些持续很长时间。身体摸起来不很烫，看起来不苍白，而是微泛红，青黑色，皮肤出小水泡，还有溃疡。身体内部高热，连最轻薄的外衣和细麻布衬衣都不能穿，只愿意一丝不挂，最喜欢跳进冷水里。很多无人照料的患者就跑到了蓄水池里头。他们受干渴的折磨，老是喝不够，多喝和少喝都一样。他们还一直被骚动不安和失眠所困扰。一直到此病最严重的时候，患者身体的能力没有被耗尽，反而经受住了痛苦，令人惊奇。所以大部分患者在身体发烧后的第七天到第九天就死亡，死时还有一些体力。如果闯过这一关，此病下移至腹部，严重的溃疡随之出现，还伴随着排水样大便的腹泻。大多数患者死于腹泻引起的身体虚弱。此病从头部开始，然后逐渐扩散到全身。如果有患者大难不死，其身体突出的器官常常不会幸免并留下印记。人的手指、脚趾、生殖器都遭侵袭，许多幸存者失去了这些器官，有些甚至失去了双眼。有些患者身体一痊愈就患上了健忘症，什么都忘记了，连自己和朋友都不记得了。此外，平素爱吃人尸体的鸟类和四足兽类要么不能靠近尸体，要么吃了之后就死掉了。犬类因为和人类生活在一起，也有很多被感染而死。

修昔底德在记述的时候非常科学，他提到上述的这些症状是大多数病症的通行症状，还有很多奇怪的症状他没有提，因为只是发生在个别人身上的症状。并且他还说找不到任何一种治疗方法，有的对一个人有益，换一个人却有害。还有一些人，包括作者修昔底德自己在内，感染了疫病却大难不死，自己康复。更为严重的是，城墙内拥挤的人口加剧了疫病的流行。很多人没有房子居住，在夏季酷热之时，人们住在棚屋中，纷纷倒毙。濒死者身体压着身体，一些半死不活的人在街上打滚，麇集在所有的泉水旁，渴望喝到水。

很多学者和医学家在试图去研究这场瘟疫到底是什么，是霍乱、鼠疫，还是其他一些我们今天已知的传染病？但是一直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特别确切的答案，因为毕竟隔着2450年，也没有太多的生物上的证据。我自己也并不是研究古代医学的专家，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个病非常严重，有巨大的传染性和致死率。并且在古代的医疗条件下，是无法防备的，修昔底德说有些患者因为没有人照料就死了，还有一些患者被照料得非常好，但是也会死掉。

瘟疫给雅典造成了哪些影响？

瘟疫给雅典带来了全方位的影响，这里我并不想过多的谈它对于雅典和斯巴达战局的影响，因为这场战争持续了二十七年，这刚是战争的第二年，对战争最后的结局其实有一些间接的影响。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雅典人自己的生活和他们的价值观发生了一些怎样的变化？遭遇到什么冲击？

第一个冲击，是对人信心的摧毁。当一个传染病流传的时候，并且得知没有明确可以治疗的药物。很多人知道自己染上这个病，立马就泄气了，就觉得死神来敲门。

第二个影响是对家庭成员及家庭关系的冲击。人们由于互相照料而相继感染，“像羊群一样大批死去”，这方面导致的死亡是最多的。这也是传染病最常发生的情况，如果你有症状，没有隔离好，恰恰会把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传染了。当亲属看到将死的亲人时，连哭都懒得哭了。

第三个影响是对朋友以及习俗的。当时还有一些觉得人觉得自己特别有勇气，有责任感，觉得抛弃朋友是耻辱。就不顾惜自己的生命去拜访患病的友人，但这可是传染病，照顾家人和友人的直接后果就是自己也染病，朋友关系因此也崩塌了。我们今天有微信，可以在网上聊聊天、说说话。在2450年前你只能一个人在家里，看着窗外，等待着死神的到来。任何朋友之间那种善意、慷慨、友善，也都因为瘟疫成了一个负面的资产。在病人死后，重视葬礼的雅典人也不能按照平时的习俗来进行安葬，很多时候就把尸体放在柴火堆上一烧，点上火，就跑了。

但是修昔底德并没有将观察停留在这个层面，而是发掘出对人价值观和社会风尚的深层冲击。他说雅典原来是一个特别重视法律的城邦，但是当这么大的瘟疫袭来的时候，雅典人变了，用他的话说：这场瘟疫第一次让雅典人目无法律。过去他们偷偷摸摸的，不能肆意而为的事情，现在就敢大胆的做了。因为什么？因为人看到命运的巨大转折，人并不知道能否见到第二天的太阳，人并非本性纯良，不想做坏事，而只是因为法律的约束。

修昔底德像

与修昔底德的这个描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段记述之前，他刚刚全文复述了雅典将军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葬礼的演说，在那篇演说中，伯里克利高度赞颂了雅典的民主制度，特别是对法律的遵从，伯里克利说“在城邦生活中，我们并不是无法无天，因为我们由于敬畏而服从当政者的法律特别是那些帮助受害者的法律，以及那些不成文的、但是如果违反就会遭到普遍鄙夷的法律”。话音落地不久，在瘟疫中的雅典人实际上并未能实践伯里克利的描述。

除了法律丧失约束力外，人的生活价值观也发生巨变。人们目睹着平时生活气派的富人贵族，转瞬之间就不在人世了。而以前一些不名一文的穷人，可能因为这场瘟疫突然获得了别人的遗产。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的身体朝不保夕，死神随时在敲门，瘟疫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财富也不过是过眼的烟云。

这种表现和我们今天很多的社会调查和研究的结论是一样的，每当大的灾异事件和自然灾害过后，受灾害影响的地区人们的消费，特别是奢侈品的消费，往往会激增。因为人眼睁睁看到了命运的无常，自己有再多的财富，一旦死去便什么也留不下，还不如及时行乐。原来希腊人追求德性、荣誉和声名，但是在瘟疫中，你并不能知道活到哪天，人们开始力求活在当下。

总结来说，这场瘟疫队对雅典内部造成了一个什么影响？简单地说就是把雅典的正常社会打断，把一个原来特别恪守法律、有秩序、有明确的道德价值观的城邦彻底颠覆掉，追求卓越的价值观、家庭伦理、朋友伦理、敬神的虔敬在瘟疫的死神面前全都崩塌。

2450年后的今天，我们有了对传染病更多的认知，知道切断传染源、隔离以及医疗支持人的免疫系统是度过疫情的最好方法。每个人隔离在家不相互走动，甚至把我们春节的这样一个走亲访友、家庭团聚的假期彻底打断，全部划归为一个非常个体化的生存方式。我们今天的医疗环境，以及整个政府的动员能力和反应能力比当时的雅典要好很多，但是在总体的应对和每个人的生活反思与反应中，我们离雅典人并不太远，完全可以理解古代雅典人的处境、心态和遭遇。

对于内乱这种瘟疫，修昔底德做出了重要的评论，里面包含很多名言警句。这里给大家摘几句：只要人性不变，他所描述的这些事情就会不断的发生。在和平时期，万事顺遂，无论城邦还是个人都还没有遭受恶劣环境的逼迫，因此都心存善念。但是战争让人们连生活必需品都难搞到，战争是一个暴戾的老师，让人们的脾气性情与周围的环境变得一致了。

修昔底德并不是简单地认为人性是恶的，而是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尽管如此，他的这部史书所记述的人在极端情况下的表现仍让人掩卷深思。

关于社会和人性的两个思考

我想提出两个延伸性的思考和大家讨论。

第一个问题是，修昔底德对瘟疫和内乱这些极端状态的表述，会让我们很自然地反思，试问人类社会的基础，每一个人所信以为真并加以遵循的价值观，我们这个社会以及制度正常的运作方式，所有这些的基础是什么呢？它的基础是维系一个常态化的、和平时期、正常状态下的生活方式。而当人们遇到瘟疫或者其他的极端事件时，人们被迫地开始过另外一种生活。人就从很多习以为常的秩序幻觉中惊醒，开始觉察到日常生活的基础或许是可以被质询的，很多价值观念也不是那么牢靠。在这个被打断的时刻，极端状态就像一个核磁共振仪，把社会和人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照了一遍。

“未知死，焉知生”，对于人而言，死亡是一种极端状态，活着是常态。但恰恰是死亡这个极端的事件决定了常态的活着，虽然我们无法真正体验死亡，但如何对待死亡却决定了如何活着。人们常说“向死而生”，但能够将死亡时时刻刻放在自己生命的旁边来生活的人并不容易做到。没有真正的死亡恐惧和经验，任何鸡汤式的“向死而生”也不过是一句修辞而已。

同样的，我们也会思考一个常态的社会机制如何容纳和安顿这些极端状态。这不仅仅是设置一些应急管理部门，或者简单地说几句居安思危。如果带着历史的眼光看待各个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实际上就是一部部瘟疫史，人类只能靠经验的累积和重大的损失来慢慢建立起一个抗风险能力更强的秩序方式。

第二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人性。修昔底德通过他的记述展现出人性在极端状况下的表现，并还说，只要人性不变，这些事情就会永远发生。其实，我们可以说，人性并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我们比较雅典的瘟疫和当下的疫情，其实也看到了，古代人是人，现代人也是人，作为人我们都有七情六欲，有恐惧，有同情。那么试问，我们的人性的底色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追问，到底是我们周遭恶劣的环境使我们变坏了，还是说我们人性之中就内含了很多黑暗的力量？反之也是。本次疫情期间，我们看到了很多令人感动的人，包括一线的工作者、志愿者、媒体人以及每一个关心疫情发展的人，疫情和死亡的恐惧反而把人性中最光辉的东西反照出了。

我们人类其实是生活的一个个具体的共同体之中，每个共同体有它的社会价值观，有它安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人伦秩序，以及安顿人和社会、政府的关系的秩序方式。我们所期待的是良好的人伦、公共以及精神秩序能够保障人平安度过日常和极端状况，能够勇敢的积极的生活。特别是我们希望常态化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能够帮助我们度过这些危机时刻和极端状态，不让极端状态把我们的人性扭曲，暴露出人性中的丑陋。

修昔底德所记述的这场战争的最后，雅典自己的城邦也陷入了严重的内乱，但雅典与众不同的是，在经历了短暂的内战后，雅典进行了大赦与和解，重新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城邦共同体。我想这个可能就是修昔底德为我们记载的2450年前雅典瘟疫所留下的精神遗产。

最后，我想借用不久前迈克尔·乔丹在意外罹难的科比·布莱恩特纪念大会上的一句话来收尾：“当科比去世，我的一部分也跟着他走了。当我环顾这个体育馆和全世界，你们的其中一部分也走了，否则你们就不会在这里了。这些都是我们要带着活下去的记忆，也是我们要从中学习的记忆。我保证，从今天起，我将带着这样的记忆前行。”我们所有的经历实际上都会成为记忆，我们个人和社会需要做的是带着记忆前行，让记忆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见地沙龙召集人、见地十日谈策划人：

肖怀德，当代文化学者，全人教育探索者，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领域为当代文化发展研究，关注战略、政策、科技与创意经济对文化演进的影响与嬗变。自2016年起，发起“见地沙龙”，致力于促进科学、艺术与人文领域的对话交流与知识融通，并结合中国社会的当代处境，展开在“新人文”领域的跨学科学术讨论与社会创新。

（本文由“见地沙龙”微信公众号授权转载，本系列音频内容见喜马拉雅“疫情智者谈 | 见地”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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