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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6期文学园地：刘太年散文三篇

来源：爱乐趣网时间：2020年06月02日 17:48

原标题：第416期文学园地：刘太年散文三篇

文学园地

刘太年散文三篇

作者

刘太年，洛阳市吉利区人，曾在西安商业部门工作多年，现已退休，有多篇散文、诗歌散见于各类报刊和网络平台。

刘太年散文三篇

热天说“热”

当今的热天里，似乎没有空调作陪就日子难过。家里有空调，单位有空调，从家里到单位的公交车上也有空调。某空调企业还打广告：“谁说厨房不能安装空调？”瞧瞧：连这点小地方都要鼓动你装空调了！有空调的夏天，也算是舒服的可以。

时间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物质条件相当匮乏。天热了，别说空调，连电扇也没有。城里人一般都上班在室内，不受太阳直接烘烤，劳动强度也没有农民那么大。如果再用单位发给的降温白糖冲点水喝喝，与农民相比，对热天的“热”，就相对好受一些。

当年的农村，还生活着最后一批小脚老太太，因长期受封建制度的束缚，她们的封建意识仍然顽固。大热天，又臭又长的裹脚布该缠多少层，还缠多少层，是不能偷工减料的；裤子是长裤腿自不必说，那条绑腿带还是要把裤腿绑紧绑严。如果哪一天走到街上没有绑腿，就恐怕遭人议论，说她“有伤风化”。其严重性，要比现在的大姑娘走在街上袒胸露脐，还要严重十倍。

男人们在热天里就随意多了。他们的上身可以随便披一件布衫，也可以光脊背；下身都没有穿三角裤头的习惯。只是外面穿个大裆裤叉，甚至这裤叉还不系裤带，两边往中间那么一掩，再往下一卷，既简单也没有发生过裤子“溜”下来的情况。穿鞋也可以脚后跟不提上去，当拖鞋用。

回到家里，男人们也不管烧火做饭，免受烟熏火燎之热。甚至端饭都不用进厨房的，由老婆舀好饭，再让孩子端出去递到他手上。

所谓洗澡，对那个年代的农民来说，指的是男人们去沟渠里或坡池边，赤身裸体地跳进去。会游泳的，就到中间的深水里扑腾两下；不会游泳的，就站到水边，把水撩到身上，然后再搓搓“垢伽”。男人们一旦跳到水里，这地方就成了他们独霸的天下！女人们要路过这里，大老远就得绕着走。实在绕不过去了，就背着脸走路。最起码也要目不斜视。如果水较浅，女人们走过来，男人们会主动蹲着，让水淹没下半身。

女人们若想图个凉快干净，只能是在家里趁着夜色，端一盆温水，在旮旯处掀起衣襟，擦巴擦巴。那架势与做贼差不多。

白天上地干活，队长一敲钟，几十号人扛着镢头，在太阳底下干活，那真正是一支“抗‘日’的队伍”。农民对付热天的“热”，有两个办法：一是头上的那顶草帽，二是脖子上的那条擦汗毛巾。

如果那农活是给玉米除草，人们到了地头，就把挽起来的裤腿和衣袖统统放下，尽量多地遮盖一下肉皮。然后就一头扎进没过头顶的玉米地里，不见天，不透风，又闷又热。玉米叶像锯条一样宽大，叶的两边还长着刺儿。你一下一下地挥动着锄把，那玉米叶也就一下一下地割着你的胳膊。汗水里含盐，浸到伤口上，钻心地疼。等到把地锄完了，钻出了玉米地，你先是直直弹弓一样的腰背，然后，面对着天长长地出一口气，你会立马感觉到：原来我们呼吸的空气竟然这么清凉新鲜！

你再看看你自己的形象吧：蓬头垢面，脏兮兮的衣裳已被汗水湿透；浑身上下凡是露肉的地方，全是一道一道血红的印记，鼓鼓地，像被皮鞭抽过一样。看着它，会让你忽然想起——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里李玉和的刑场斗争。

三伏天的一个中午，队长派我们几个年轻人，用架子车去供销社拉化肥，一个人拉几百斤，上大坡时都怕拉不上去。万一从半坡退下来，那可就麻烦大了！这时，每个人只能像老牛一样，弓着腰，低着头，喘着粗气，屁股撅得比头还要高，用尽全身力气往坡上拉。

旁边有骑自行车的哥们儿，看着我们的形象还说俏皮话：“这可不是收音机，这是‘半倒体’”！让你又想笑又懊恼。其实，他哪里知道，我们身上的汗水，上半部分已经甩到地上，摔成了八瓣；下半部分已从大腿流到鞋壳里，和成了泥，走路都打滑呢！

晚上睡觉，男人们可以拉一条破苇席铺到麦场上或街门口，随便躺下即可摆脱闷热之苦。

而妇女们则没有这个“福分”。再热她们也要睡到屋里，只能手里拿着芭蕉叶扇儿，一个劲儿地搧。搧凉了，就睡着了；睡着了，就不搧了；不搧了，又热醒了；热醒了，再搧……这一系列动作，整个夜晚不知道要循环往复多少次！

那时候的乡下，偶然也有个卖冰棍的。他们骑着自行车从县城过来，一根冰棍卖五分钱。卖冰棍的进了村口，一声吆喝，便从四面八方齐刷刷跑来一群光屁股的小娃们，跟在冰棍箱后面，喊着他们不知道重复过多少遍的口头禅：

“冰棍儿，冰棍儿，吃了没事儿”；“冰糕冰糕，吃了发烧”……

家庭条件稍好些的，都跑回去问家长要钱了；条件不好、自感要钱无望的，就一直跟着冰棍箱跑。看着别人买冰棍，吮冰棍。过不了“嘴瘾”就过个“眼瘾”呗！也有的娃们回家要钱，家长不给，还挨了打，躺在地上打滚，嗷嗷大哭。

现在，经常有人抱怨：这天，咋这么热呀？要比以前热多了！

我想，这里可能有四个原因：一是自然气温本身升高了，动不动就接近40℃，以前上37℃就很难；二是人们住在了钢筋水泥的建筑里。这些钢筋水泥如“烙铁”一样有储热功能，所聚集的热量不时地在烘烤着人们；三是从空调房里忽然走到太阳底下，反差太大，感触就明显；四是人们长期享受舒适条件，对异常环境的耐受力下降了。

“温故而知新”，回忆过去，了解往事，也可以让我们对今天的幸福生活有个清醒的认识，信心百倍地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冷天说“冷”

吃罢午饭，小孙子依偎在奶奶的怀里打了个哈欠。几下温馨的轻拍，睡着了。奶奶把他放到床上，盖好，掖严。不一会儿，小孙子烦躁地动了一下，两只小胳膊伸出被窝，喃喃地说：“奶奶，我热！”

我站在一旁，看看小孙子汗津津的脑门，又移目窗外：天，阴沉沉的，寒风摇动着树梢，把仅余的一片枯叶也摇落下来，打着旋儿向地面飘去。小孙子冷天说“热”，令我感慨，我不禁要冷天说“冷”了。

我像小孙子这般大小的时候，在这样的数九寒天里，无论如何也不会发出类似“我热”的声音来。

那时候，居住的房子虽然也装有房门，但那门缝却是一道一道的，都能塞下指头。早上起床上学，就是靠这门缝透过的光线来判断迟早、掌握时间的。

冬天里，屋内屋外的温度大致相当。如遇雪天，屋外结冰，屋内的水缸里脸盆里也结冰。两只脚走在茫茫雪地里，咯吱咯吱，很多娃们依然穿着单鞋，甚至不穿袜子。脚底板在鞋壳里都不敢伸直，脚面弓着像马鞍桥一样。即便是有人穿了一双棉鞋，也可能是哥哥或者姐姐因脚长大了，传给他的。要不然也不会破烂得如此“空前绝后”。两只脚所感觉到的已经不是凉，也不是冷，而是疼。疼的像猫咬一样。

那些年，大人对孩子的疼爱，只能是疼在心里，爱在嘴上。因为限于那样的物质条件，任何人是无力把疼爱变成实际行动的。

记得有一次下大雪，我还穿着单衣单鞋，放学回到家里，哆哆嗦嗦缩成了一团。母亲心疼地拉着我坐到床上，脱掉我的鞋，撩起她的衣襟，把我的双脚紧紧地贴到了她的胸口上。刚从雪地里走出来，忽然接触到了母亲的体温，只觉得很暖和。全然没有想到——此时此刻母亲的胸口该是怎样的感受。哎，小时候真傻！

当时，母亲管束我的一个办法就是：只要听话，不淘气，帮大人多干点活儿，晚上睡觉就可以给我烧一个热石头，用破布包好，塞进被窝暖脚。这就是最高奖赏了。

后来，邻居家里有人生病，拉去公社的卫生院看病时，是我帮忙推的架子车。他病愈回来，就送了我一个装过葡萄糖注射液的空瓶子。这瓶子好就好在瓶盖是橡胶的，塞住瓶口后再往下那么一翻，严严实实。灌上热水晚上睡觉暖脚用，十分保险。这与之前的热石头相比，洋气了很多，心里满是欢喜。

回想起以前的冬天，是特别的冷。这个冷，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体内的热量储存不够。那时候的人们虽然不像旧社会皮包骨头，但看起来个个都很“骨感”。走到街上，几乎看不到“大胖子”和“将军肚”。说话间也没人用过“减肥”和“高血脂”这些字眼儿。尽管当年的物价稳定，大肉很多年都是七毛四分钱一斤，但吃肉是不列入日常生活的。过年过节也不一定去买肉。就连平时做饭也很少动动油。

生产队一年才分一次棉籽油，人多的家庭用瓷罐盛。因要吃够一年，得长期存放在家里隐蔽的地方。油罐外面落了灰，和浸出来的油结合，形成了很厚的油垢，膏药一样；人口少的家庭，分油是用瓶子去打的。瓶口用半截玉米芯塞上，瓶口外栓一根纳鞋底的绳子，然后挂在距离灶台较远的墙上，这样“眼不见心不烦”，可以减少吃油的想法和次数。

有这样一例：老头想吃一顿炒白菜，老太太嫌浪费油不同意。老头就主动去烧火也是监督。老太太拗不过老头，就取来油瓶作了个往锅里倒油炒菜的姿势，其实瓶塞子都没有取下。菜倒锅里后，虽然也“滋拉”一声，可那是热锅与白菜接触发出的声音，与油无关。这样，老头达到了意识上的满足，老太太达到了省油的目的。各得其所，互利双赢。

话扯远了。在这样的营养条件下，身体明显的问题就是缺乏脂肪所产生的耐寒能力。

二是穿的不行。先不说穿得单薄，即便是穿了件老棉袄，乍一看又厚又大，该是非常暖和了，其实不然。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什么内衣啊毛衣啊，套在里面，箍到身上。外面随便穿件外衣，就有很好的效果。而他们那老棉袄里边很可能只是套一件破衬衣，加之棉袄宽大，走起路来棉袄前后摆动，把仅有的一点体温也“扇”出来了。棉袄没有起到应有的保暖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有人常把棉袄外面勒根绳子。这方法简单易行，成本不高，却能避凉风，聚热气。事倍功半。所以有“腰上勒根绳，强似穿几层”的经验总结。

晚间看新闻联播，冬天到了，大雪纷飞。官员们依然西服领带。不仅他们，公司、宾馆等很多服务行业都是如此。连我们的寻常百姓家里，也时常有“暖气热得难受”的议论和打开窗户通风的动作。冬季供暖模糊了四季，淡化了可怕的寒冷，加之我们户外活动减少，人们不再因天冷而继续“活受罪”了！今非昔比，这就是社会进步，这就是幸福指数。

然而，考虑到节约能源、防止雾霾以及因温差过大带来的健康问题，在室内温度上，还是适可而止为好。

当年农村演电影

八岁那年，我第一次从农村进城小住。初来乍到，城市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稀奇。有叔叔送来了电影票，要我下午和他一起去看电影。我抬头看看天，一脸茫然地问：这太阳底下能看电影吗？

叔叔摸着我的头，笑笑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我接着问：去哪里看这电影？

叔叔回答：“俱乐部”。

我也笑了：锯萝卜？俺家的萝卜都是用刀切的，您这里怎么是“锯”的？

在场的人全笑了!

早年，乡下人从吃罢晚饭到睡觉这段时间里，没有电视，没有可消遣的地方，时间就显得特别漫长。所以，只要听说哪村晚上要演电影了，消息传来，人心振奋。那简直就是特大喜讯!

男孩子们听到这个消息，先是一惊，接着是狼吞虎咽地扒上几口饭，便和小伙伴们一翻一咕噜地消失在了去看电影的乡间小道上；女孩子就跑去找邻家的女孩子结伴而行。因为只有这样，才安全，才能得到家长的许可。

去看电影，从来没有骑车或坐车一说，统统是跑路。路途再远都得跑着去。三里五里跑过，十里八里也跑过。人们看电影，不仅仅是为了看电影，这一路上的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是去看电影的过程，也是去看电影的目的。

从这个村到那个村看电影，有时候会找不到放映场地。那也不要紧，你就顺着发电机“突突突”的声音去找，保准可以找到。

放映正片之前，都会放映一个时间不是很长的新闻记录片。这记录片，或许是《周恩来总理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总书记霍查》，或许是《棉铃虫的防治技术》。放映这记录片，一是为了让早到的人不至于焦急难耐；二是照顾迟到的观众，让他们以少看一个纪录片作为代价，来换取看个完整的正片。

一盘胶片放映完了，要换另一盘胶片时，放映机上的电灯泡就突然打开，全场的观众，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那里。习惯了煤油灯的光线，遇上了这电灯光，很是耀眼。看着放映员把那胶片在机器上绕来绕去，真心佩服人家才是最有本事的人! 这活儿可比拉架子车神秘多了。敬慕之意油然而生。

那时候的电影，只有黑白。可能是胶片用的次数太多了，映像打到银幕上有数不清的麻点点，像秋天里房檐滴下来的连阴雨，淅淅沥沥的。影片的种类也就那么几个。什么《地道战》、《地雷战》、《白毛女》和《铁道游击队》。文革时期，才添了几个京剧样板戏；国外译制片有《列宁在十月》、《买花姑娘》，好像还有几个，叫不上名字了。

看得次数最多的电影，要数《地道战》了。几年加起来，没有五十遍也有三十遍。明明知道今晚还是《地道战》，仍然不顾一天的劳累，还要去看，图的就是那个过程，那份热闹。人们不仅把电影故事里的人物弄得清清楚楚，连对话都能背下来! 往往是人物还没有张嘴，下面的人异口同声，都提前把词儿说出来了。什么“高家庄实在是高”、什么“各小组注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要放空枪”等等。

他们不仅会背，还能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比如你想夸某个人有本事，不用直接夸他，只要在他的面前伸出个大拇指，说一声：“高家庄，实在是高!”他就知道这是这是在夸他，就会心一笑。

电影结束，已是夜深人静。举目四望，那山，那树，奇形怪状的如同凶神恶煞一样。走在回家的路上，只有人多了才心宽胆正。这个时候的女孩子们就紧跑几步，和男孩子们同行，而且还要走到人群中间。有爱开玩笑的男孩子知道她们是害怕才这样，反而幸灾乐祸，故意边走边说那些吓人的鬼故事。什么红胡子绿眼睛；什么二指宽的脸上长了个血盆大口，它专捏你们女孩子的鼻子等等。你越不让他说，他就说得越带劲。让你求他，把好话说尽了才罢休。

过了一条小河，便是一排安放着许多棺材的窑洞。人们路过这里，总是胆小的走在离棺材较远的位置。女孩子更是眼睛背着那窑洞走，不去看它。不看吧还想看，想看，又不敢看……处在极度的矛盾心理之中。

有一次，我们看完电影回家路过这里，没想到前面那一拨人里竟有个胆大的，故意钻进了放置棺材的窑洞里，待我们走到跟前，本来就提心吊胆，他却“啊”地一声跑出来，真好像“死人复活”了! 吓得我们毛发倒竖，差点坐到地上。他却笑的前仰后合。待我们缓过神来，都举着拳头要打他。他在前面跑，我们在后面追。一直追到村头上，然后各回各家，插好街门，倒头睡觉了。

洛阳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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